【正见网2019年03月22日】
【原诗】
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
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
便下襄阳向洛阳!
【今译】
剑外忽然传来消息:收回蓟北,
初听到惊喜的热泪,洒满衣裳。
回头再看妻儿愁颜,哪里还有?
胡乱地卷起诗书,高兴得发狂。
白天放声高歌,还要开怀畅饮,
春天的美景,正好和我们作伴还乡。
即刻乘船,从巴峡穿越过巫峡,
顺流而下,转过襄阳回到洛阳!
【注释】
剑外:剑门以南,称剑外(剑门关外),蜀地在剑门南,故剑外用以代称蜀地。 蓟(读计)北:指今河北北部,当时是安史叛军的根据地。 却看:回看。 愁何在:不再有愁。
漫卷句:随手胡乱地收起书,心里高兴无心再看书。 放歌:放声歌唱。
青春句:谓趁着春光明媚的大好时光还乡,因有美好景色作伴,一路上将很愉快。
即从二句:想象回乡的路线。从巴峡穿过巫峡,由水路直下襄阳,然后再转陆路,到达洛阳。
【诸家汇品】
范元实:《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云:“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人感极则悲,悲定而后喜,忽闻大盗之平,喜唐室复见太平,顾视妻子知免流离,故曰:“却看妻子愁何在。”其喜之至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故曰:“漫卷诗书喜欲狂。”从此有乐生之心,故曰:“白日放歌须纵酒。”于是,率中原流寓之人同归,以青春和暖之时上路,故曰:“青春作伴好还乡。”言其道涂,则曰:“即从巴峡穿巫峡。”言其所归,则曰:“便下襄阳到洛阳。”此盖曲尽一时之意,惬当众人之情,通畅而有条理,如辩士之语言也。(《诗眼》)
黄周星:写出意外惊喜之况,有如长江放溜,骏马驻坡,真是一往奔腾,收拾不住。(《唐诗快》)
爱新觉罗•弘历:惊喜溢于字句之外,故其为诗,一气呵成,法极无迹。末联撒手空行,如懒残履衡岳之石,旋转而下,非有伯昏瞀人之气者不能也。(《唐宋诗醇》)
浦二田:八句其气如飞,题事只一句,余俱写情,神理妙在逼真,杜老生平第一首快诗也。(《读杜心解》)
沈归愚:一气流注,不见句法字法之迹。又云:对结自是落句,故收得。若他人为之,仍是中间对偶,便无气力。(《唐诗别裁》)
孙洙:一气旋折,八句如一句,而开合动荡,元气浑然,自是神来之作。(《唐诗三百首》)
金圣叹:“愁何在”三字妙,平日我虽不在妻子面前愁,妻子却偏要在我面前愁。今日涕泪沾湿中,却看妻子颜色已绝不类平时。
又云:“漫卷诗书”妙,身在剑外,惟以诗书消遣过日,心却不在诗书上。今日闻此捷音,极其得意,要这诗书何用?见摊在案头者,趁手一总卷去,不管他是诗是书,一类非一类也。写初闻光景如画。
又云:巴峡在重庆,巫峡在夔府。“穿”字,见甚轻松,有空即过去也。巫峡顺流而下,遂至襄阳,此是一水之地,故用“下”字。洛阳已是陆地,故用“向”字。此写闻过即欲还乡,神理如见。此等诗,字字化境,在杜律中,为最上乘也。(《杜诗解》)
张溍:杜诗有以整暇胜者,有以仓卒造状胜者,此诗之“忽传”、“初闻”、“却看”、“漫卷”、“即从”、“便下”,仓卒间写出欲歌欲哭,喜极发狂之状,使人千载如见。(《杜诗注解》)
施补华: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喜事也。“剑外忽传收蓟北”,今人动笔,便接“喜欲狂”矣。忽拗一笔云:“初闻涕泪满衣裳”,以曲取势。活动在“初闻”二字,从“初闻”转出“却看”,从“却看”转出“漫卷”,才到喜得还乡正面,又不遽接还乡,用“白日放歌”一句垫之,然后转到还乡。收笔“巴峡穿巫峡”,“襄阳下洛阳”,正说还乡矣,又恐通首太流利,作对句锁之。即走即守,再三读之思之,可悟俯仰用笔之妙。(《岘佣说诗》)
王嗣爽:说喜者云喜跃,此诗无一字非喜,无一字不跃。其喜在“还乡”,而最妙在束语直写还乡之路,他人决不敢道。(《杜臆》)
【简析】
此诗,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春。是作者寓居梓州,听说官军击败安禄山,收复河南河北后,诗人狂喜而作。全诗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地抒发了作者无限喜悦兴奋的心情。首联写初闻喜讯的惊喜。以“初闻涕泪满衣裳”,喜极痛兴,突出狂喜欲绝的感情,十分真切。二联,写家人,妻子都平安健在,战乱将平,怎能不欣喜欲狂?“漫卷诗书”的动作,生动表现出诗人狂喜的神态。三、四联,写诗人手舞足蹈作返回故乡的准备,突出了急欲回乡的欢快之情。
全诗鲜明真切地描写了诗人欢乐的神态、动作和心理,由于写得真,所以感人至深,引起人们的共鸣。作者用“忽”、“初”、“却”、“须”等虚词结构全诗,使全诗转折自然,舒缓自如,生动活泼。
附录【历史人物大辞典•安禄山】
安禄山(?--757)唐将。本姓康,名轧荦山,营州柳城(辽宁朝阳)胡人。随母改嫁突厥人安延偃,改姓安,更名禄山。通六种蕃语,为互市牙郎。以骁勇善战,得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所识,收为养子。(以上文字,证明其是外种无疑---笔者注)后以功升平卢兵马使,营州都督。又取宠于玄宗、杨贵妃,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兵众十五万。经长期准备,于天宝十四年(755)冬,以诛讨杨国忠为名,于范阳起兵南下,克洛阳。次年,称雄武皇帝,年号圣武。又逼潼关,入长安,抢掠烧杀。因不得民心,部众叛离,为其子厌绪(人名)所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