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9年11月05日】
董卓弑君辱帝，在京城公然屠杀百姓，等于向天下公开宣告与道义为敌，将自己置于人人皆可得而诛之的国贼位置。
禁军越骑校尉（武职，统领轻骑军）伍孚，忍无可忍，首先站了出来。无论成败，他的义举都会成为全国各州郡一呼百应、共同起义的导火线。也就是说，大规模演义的时机完全成熟。伍孚过后，曹操继之，曹操失败，文官王允承接大任，可谓武将领头，文官用计，最终铲除了奸贼。
忠臣奉义 两种方式
这个过程，展现着汉朝群臣践行忠义的两种基本认识，基本方式。一种是抱着以死就义的决心，如伍孚和之前董卓废帝时当场血溅朝廷的尚书丁管，一种同样可以做到舍生取义，但不会轻易抛弃性命，而是要忍辱负重，留着性命积蓄力量，等候时机最终达成除恶的目的，如曹操和王允。当然也包括后来的关羽、刘备等人。两种方式在人这一层都被世人肯定，但后一种做起来更难。具体情形也复杂多变，实践起来也各有不同。这两种方式在《三国演义》中都得到充分的展现，足以让后人遇到不同情况时能够获得多种参照和选择。
中国传统文化，在家儿女做人，讲尽孝道，而对于国家，臣子做人，讲尽忠报国。也就是说，孝是针对儿女的要求，而忠，主要是对臣子的要求。臣子尽忠，既要为国家百姓坚守道义，又有对君主辅佐有始有终不离不弃的含义（因此忠与终同音），都是在讲不同角度的义理。但当中国历史走到汉末三国，皇帝没有实权时，这个时代的人看似主要以臣子的身份和角度来带领天下践行忠义，护卫献帝，保护黎民，因此叫做行忠义之举，但其重点落在义字，而不是忠字，因为这段历史，实质上是权臣令诸侯、没有实质定主可以归附和辅佐的时代，不具备能够真正为天下定主不离不弃，有始有终地尽忠的时代背景。实质上，这个时代，多数是以臣子的名义，带领大家奉行道义，进而全面展现整个义的内涵的时代。
我们先来看伍孚取义的方式。
伍孚起头 刺杀董卓 忠义两全
“越骑校尉伍孚，字德瑜，见卓残暴，愤恨不平。尝于朝服内披小铠，藏短刀，欲伺便杀卓。一日，卓入朝，孚迎至阁下，拔刀直刺卓。卓气力大，两手抠住；吕布便入，揪倒伍孚。卓问曰：“谁教汝反？”孚瞪目大喝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罪恶盈天，人人愿得而诛之！吾恨不车裂汝以谢天下！”卓大怒，命牵出剖剐之。孚至死骂不绝口。后人有诗赞之曰：汉末忠臣说伍孚，冲天豪气世间无。朝堂杀贼名犹在，万古堪称大丈夫！”
这就是《三国演义》对伍孚的描述，他虽刺杀失败，当场以死就义，却说出了忠臣为国除奸的正理。董卓自认为是天下之主，因此才会认为别人刺杀他，是逆反之举。伍孚毫不畏惧地将道理点明：你董卓并不是我要尽忠辅佐的君主，我当然就不是你的臣子，非君臣关系，何来逆反，我杀你，仅仅是因为你罪恶盈天，天下人人都可以杀你。这些话，就在表明，杀他是替天行道，是为天下百姓除害，董卓成了天下公敌，他已经与道义为敌。除去他，成为天经地义的义举。
伍孚因当场以死就义，可谓既是以第一种方式在替天行道，践行了忠臣报国的义举，同时也用生命完成了臣子针对君主个人的有始有终的本分，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汉朝，对得起当朝的汉献帝了。因此，他的行为可以视作完美的忠义两全。献帝时期的演义大潮由他引发，但后人却以诗的形式将他定位为汉末忠臣。其实从忠的角度来看，后来忍辱负重，曲意逢迎将貂蝉献给董卓，以美人计铲除董卓的王允，也同样对献帝不离不弃，最后以死保全了献帝，这两位，都是替天下百姓践行道义的同时，也完成了对君主一面的忠。
忠的基本内涵：尽心维护正道
在这里，我们要弄清楚一个概念，那就是忠这个字，如果成为臣子的本分，要想完美奉行，只能对有德或者说至少不至于走到夏桀和商纣王那样程度的君主，才能做到。忠，属于义理的一种，由“中”与“心”组成，表示其基本内涵是做人要中正无私，尽心竭力，也就是要尽心维护正道。该字多用在为国奉公的臣子身上，因此忠臣面对国家，侍奉君主，就出现两层义务，先是以正直无私的心对国家百姓履行护卫关爱之责，但同时又有对君主个人竭尽心力的有始有终的辅佐，对国家百姓的守护，是大义，对君主个人，是相对的小义，都是义理，正常情形下并不矛盾，忠义本就一体，君主能够爱民，辅佐他尽忠，就等于在保家卫国，自然就符合大的义理，但如果君主残害百姓，天理不容，就不被认为是天下之主，这时你想辅佐他尽忠，除非能以中正之理劝谏和归正他回归正道，替百姓教导他，如果做不到还要留在他身边全力继续帮助他，那就等于损害国家百姓，替坏人做恶事了，因此，在君主残暴或者极度昏庸的少数特殊情形下，对君主个人的极端的忠，反倒背离正道，有损忠字原本不偏不倚，公正的本义。
尽心竭力的心，居于中字之下，就是要人一心一意奉行正道，君主残暴不正，何来真正的尽忠呢。因此商朝末年的历史演绎了助纣为虐的故事并成为日常运用的成语，成为莫要助他人作恶的告诫，因此，遇到暴君昏君，就要借鉴历史，判断是否暂时放下针对君主个人的忠，只讲针对国家和百姓的义了。此外，中国还有“尽忠报国”的成语，提醒臣子，尽忠是为了报国安民，尽忠不能忘记以正道报国护民的最终目的。忠义必须一体。
汉末三国形成的过程，真的非常特殊，臣子们的行为和选择，面对君主个人说他尽忠也可以，虽无法直接辅佐，但献帝人品和名义还在，举起义旗必定以汉室为正统，为正当的名义；但说他尽义更确切，毕竟替天行道以除去公敌国贼为核心，对无法做主的皇帝个人，多数情形，即使想辅佐也无法辅佐了，做到不离不弃，有始有终，已经失去现实的条件。但就忠字的基本含义来说，只要尽心维护正道，就算是真正广义上的忠臣了。
伍孚和王允，是对献帝，完美做到忠义两全的两个典型的忠臣。他们两人，代表了正常君主为政时期臣子的普遍德行。但在王朝的末期，往往以救民救国的道义为先，因此三国的舞台，只能突出所有人普遍遵循的正义之理。
伍孚的刺杀，虽未成功，却成为全国共同起义，讨伐董卓的导火线，促成了曹操的下一次刺杀行动。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