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4年04月04日】
瘟疫和其它天灾，旱、水、虫、风、地震等一样往往对人类和人类的历史起着关键的作用，在人间的社会、秩序、社会变动与重大事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纵观历史，是人主宰着人类的命运，还是苍天主宰着人类的命运？这里我们选登一些历史上的瘟疫事件。
唐朝立国前后将近300年，经历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这样的太平时期，也遭受了安史之乱和以后的藩镇动乱及其唐末的大混乱，还有其中个别帝王出现过“中兴”、”小中兴”时期，疫灾的出现频率基本上和社会的治乱变化相一致。
从史书明确记载有年份的疫病流行来看，唐代主要有三个时期比较集中，即唐太宗时期(6次)，唐代、德宗时期(7次)，唐僖、昭宗时期(7次)。从疫病对社会的影响来看，唐朝中期的代宗、德宗二朝和唐朝末年，这二个时期的疫病对社会带来的破坏最大，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最重，令人触目惊心。
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疫病流传前后共有六次。发生比较频繁。不过，由于这一时期社会比较安定，且政府救灾防疫措施比较得力，所以疫病对社会的影响不是很大。贞观十年(636年)，关内、河东大疫。从这次疫病史书记述不用具体州名来看，疫情恐怕是贞观时期最为严重的―次，流行范围最广。
贞观十五年(641年)，河东道的泽州出现疫情，传播范围明显局限于一州。贞观十六年夏，谷、泾、徐、戴、虢五州疫。贞观十七年夏，泽、濠、庐三州疫。贞观十八年，庐、濠、巴、普、郴五州疫。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卿州大疫。贞观十六年以后的疫情，一般仅在一至二州范围之内。因为同一年所列疫州往往不是处于同―个地区，分散在关内道、河东道、淮南道、江南道和山南道等各道中，所以往往一年中有好几个地方出现疫病，说明贞观十年以后的疫病，大都是在一州成相邻的一、二州之中流行，没有出现大范围的疫情。
唐高宗亲政期间，国力处于上升阶段，疫病出现极少，仅永徽六年(655年)三月，楚州发生过大疫。武则天掌权以后的永淳元年(682年)，京师地区出现一次唐前期最为严重的疫病。这年的六月十二日开始，连降暴雨，至二十三日，雨一直不停，终于引发洪水，“泛滥冲突”，西京长安平地水深四尺以上。大雨引起关中地区“麦苗涝损”。大雨过后，早灾紧接而来，京兆、岐、陇等州蝗虫“食苗并尽”，于是关中出现大饥荒，“京师人相食，寇盗纵横”。到这年冬天，两京、蒲、同等州出现较为严重的疫情，“自陕至洛，死者不可胜纪”(《旧唐书・五行志》)，“两京死者相枕于路”，死亡人数难计其数。
唐中宗在位时间不长，但纲纪隳废，治政无方。景龙元年(707年)的疫疾流行，结果相当严重。这年春天，自京师至山东、河北，疾病流行范围较大，引起大量百姓死亡，“民死者众”。至夏天，山东、河北、河南二十余州大早，“饥馑疾疫死者数千计”。可见这次疫病春天开始发生，至夏天仍在肆虐。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开元盛世时期，唐朝国力强盛，国泰民安，疫病较少出现。最严重的一次疫病是杨国忠派李宓征南诏引起的，实在是咎由自取。此外，开元末年江准之间也有痰病流行。
唐朝有一疫病，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藩镇割据、政治动荡、外族入侵，使得户口减少，国力衰弱，疫病在这样混乱的社会秩序下越来越多地出现，且破坏作用更加突出。陈谏曾指出：“开元、天宝间，天下户千万。至德后残于兵火，饥疫相仍，十耗其九。”(《新唐书・刘晏传》)意谓至德后疫病是接连出现，惜史料记载多有不详，而今天无法详细全面地了解清楚。肃宗宝应元年(762年)，关中地区出现旱、蝗、疾疫，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
唐代宗时，疫病出现了一个猖獗期。广德元年(763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死亡人数估计成千上万。独孤及对这次大疫有过详细的描述：“辛丑岁(宝应元年，762年)，大旱，三吴饥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而存者无食，亡者无棺殡悲哀之送。大抵虽其父母妻子也啖其肉，而弃其骸于田野，由是道路积骨相支撑枕藉者弥二千里，春秋以来不书。”(《全唐文》卷394《吊道s?摹?与旱灾同时扑来的大疫，对唐代发展较快的江南地区進行了―次重大的打击。在唐朝历史上，可以说这是江东地区所遭受的最为严重的一次自然灾害。《全唐文》卷48收录的代宗《恤民敕》，也指出“杭越间疫疾颇甚”，并提出了大量的救灾措施，有可能指的也是这一次疫病大流行。
唐德宗初年，藩镇叛乱四起，社会秩序不稳，疫病四起，这从德宗在建中四年十月颁布的《奉天遣使宜慰诸道制》中可以看出。德宗在这个制书中谈到他接位初期，“疫疠荐至，水旱相承”，可以明了当时疫病一再出现的景象。此外，唐朝四境的少数民族这个时期也常有疫病出现。如建中元年(780年)吐蕃“疫疠仍兴”。广德末至建中年间，“吐蕃再饮岷江，常以南诏为前锋”，向四川進犯，“戎兵日深，疫死日众。”(《新唐书・突厥上》)
德宗贞元年间，疫病仍时有发生。贞元六年夏，淮南、浙东西、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日众。”贞元中期以后发生的二次疫病，则是在战争中引起的。贞元十年，唐军讨伐黄洞蛮，在西南地区转战二年，官兵大量染疫。贞元十六年，唐政府发动诸方镇兵讨伐淮西节度吴少诚，在广利城附近发生大疫，唐军战败。
宪宗皇帝继位后，得到杜黄裳、李吉甫、裴度等人臣的辅助，力图重据帝室的权威，成为唐王朝的中兴时期，因此这一段时间疫病出现较少，仅刚即位时发生的一次较为严重。元和元年(806年)夏天，浙东大疫，死者大半。宪宗元和二年的《南郊赦文》也提到了这次大疫：“淮南、江南去年以来，水旱疾疫，其租税节级蠲放。”(《全唐文》卷田)
在经过了宪、穆、敬三朝近三十年的疫疾流行低潮后，文宗时期转入流行频繁阶段。总体上看，文宗时期的疫病来势汹涌，流行地区较广。文宗曾说：“及山南东道、陈、许、郓、曹、濮、淮南、浙西等道，皆困于饥疫，”唐代后期财赋的主要来源地都受到了疫病的折磨。最为严重的疫病大概是大和六年(832年)的一次。这年春天，自剑南至浙西普遍大疫。至大和九年，令狐楚还曾说：“伏以江淮数年已来，水旱疾疫，凋伤颇甚，愁叹未平。”(《旧唐书・令狐楚传》)说明大和六年的疫病不但流传范围很广，而且在以后数年一直还有局部流传的可能。此外，开成四年(839年)，吐蕃及南诏也有疫病流传。开成五年夏，福州、建州、台州、明州东南沿海地区又出现疫情。
宣宗年间，疫病仍不时出现。《唐书・五行志》虽然没有记录，但从宣宗的一些敕文中可以明确看出当时疫病的流传状况。宣宗的《禁岭南贷卖男女敕》谈到“郡县灾疫相继，屡奏流亡”，证实大中年间的疫疾是屡屡出现，各地上奏不断，只是史家漏书而已。大中六年(852年)左右，宣宗颁布了《赈恤江淮百姓德音》，内中谈到了大中年间江淮地区疫病流行的情况及其危害：“近者江淮数道，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疾疠，流亡转徙，十室九空。”疫疾与其他自然灾害一起扑向江淮大地，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大量人口死亡、迁移，给农业生产带来的破坏是难以估量的。宣宗又说：“灾疫之后，闾里未安，须更申明，用示优轸。”接着列出的需赈济地区有扬、润、庐、寿、滁、和、宣、楚、濠、泗、光、宿州(《全唐文》卷81)，说明这次疫病主要流行在淮南节度使辖内。淮南节度使下辖七州之内，有六州出现严重疫情，其次是武宁军(徐州)节度使辖内，四州之中有三州出现严重疫情。武昌军、浙江西道、宣州观察使辖内各有一州疫病流行。看来这次疫病的肆虐区域从长江南岸，向北至整个淮南地区，范围非常广阔。
僖宗、昭宗、昭宣帝时期，唐朝已处于最后的阶段，藩镇之间混战不断，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朝廷内部矛盾重重，仰鼻息于强藩，受他们的控制和操纵，大唐帝国终于走向了大分裂。在这样的政治、军事混乱形势之下，疫病的出现自然更多于统治安定时期。僖宗乾符六年(880年)，黄巢农民起义在广州建立根据地，但由于不适应南方炎热气候，义军发生大疫。广明元年(880年)，义军被迫撤回北方，向长江流域推進。至信州时，受到高骈军队的包围，并发生大疫。后义军采用计谋扭转劣势，突围后向北挺進。昭宗大顺二年，杨行密和孙儒在长江下游地区展开了长达数年的争权夺利，至这时也有了结果。由于天气连续阴雨不断，淮南地区出现大饥疫，孙儒军队中疫病流传，孙儒自己也卧床不起，最后为杨行密击败。景福元年(892年)五月，吴国军队发生大疫。景福二年，时溥的徐州守军受到朱全忠攻打，城内大疫流行。天复元年(901年)，唐末二大藩镇之间发生激战，朱全忠向李克用发动進攻，晋阳城外梁军大疫。天复二年，梁军在進攻途中又出现疫情。这二次疫病的流行，对当时的军事形势影响极大。
天祜四年(907年)，朱温灭唐。唐共历290年。
资料来源：
《三千年瘟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