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的重生

作为“四.二五”事件的亲身经历者，每到周年的时候都会重新反思这段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感到这件事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至为深远。四月二十五日，这个原本一个很普通的日子，仅仅因为1999年法轮功的万人中南海请愿事件而成为了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分水岭。

历史似乎对中华民族情有独钟，所有与中国同时代崛起的古文明都在天灾、瘟疫、战乱和地球沧海桑田的变迁中成为历史的陈迹――有的葬身海底，有的下落不明，有的留下了天书一样的象形文字，让后代的考古学家费尽思量。而惟有中华文明跨越五千年的时空昂藏而来。在这五千年中，我们也曾经历了无数的兵荒马乱、外族入侵和疫病流行，但却常常在历史的危急关头有圣人或英雄出世扭转乾坤；更有从儒、释、道三教信仰中演化出来的灿烂文化以其内涵之深邃和道德之高标，吸收同化各族群的文化精华，造就了人类最辉煌，也最为连贯的一部文明史。

一个民族的衰亡有不同的形式：有的是象花剌子模一样被成吉思汗的铁骑征服后，从肉体上消灭，亡国灭种；还有的象玛雅人一样，在西班牙人摧毁了他们的信仰、焚烧了他们的古籍、处死了他们的祭司、破坏了他们的文化之后，从精神层面被消灭。玛雅人从此开始四处流散，不知所终。乐观的说，以中国幅员之大、人口之多、历史典籍之完备、文化积淀之深厚，既然能在五千年的风雨中硕果仅存，似乎不会再有什么力量能毁灭这个民族的根基了。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前，列强的坚船利炮虽然叩开了中国的大门，但“西学东渐”之风却并未能摧毁我们的信仰体系、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一直到那个以“无神论”和“暴力革命”为指导思想的政党接管了中国的政权，中华民族才面临着诞生后最大的一个生死劫。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重要的也许不是地理、经济和军事能力，而是他的信仰和由此派生的文化，否则就无法解释历经将近2000年大流散的犹太人居然在1948年复国，重建以色列；更难解释这一蕞尔小国不但可以唤回中断两千年的春风秋雨，将漫漫黄沙的荒凉不毛之地改造为“流奶与蜜之地”，更可以在四次中东战争中抵抗住幅员相当于其五百倍、人口相当于其三百倍、有无法计量的石油储备以及由此换回的美元和先进武器的阿拉伯国家的联合进攻。

XX党在中国夺取政权之后的五十多年，除了让八千万中国人在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中人头落地之外，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把中华民族的信仰和文化彻底“革了命”。不知道有多少大法师、大喇嘛、道士、牧师和知识分子，要么被中共“打翻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要么放弃良心被中共统战。五十年的时间，足以给两代人洗脑。那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中国人从小就被灌输了佛教、道教、神仙故事、八卦周易、五行生克、河图洛书等等都是“迷信”，孔孟之道都是“封建”，要“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观念。加上佛经道藏的艰深和古文的晦涩，即使我们有心复归传统信仰与文化，然而我们面前却横亘着五十年断裂出来的无法逾越的鸿沟。

一个民族信仰体系的解体，随之而来的就是道德体系的解体，和文化的迅速堕落。如果说在“六四”事件以前，XX主义说教还曾充当过意识形态领域的替代品，“六四”后上台的江xx让XX党急速转变成为一个腐败专横和毫无道德可言的利益集团，从而宣告了XX主义说教的衰亡。知识分子这个本该充当社会良心的团体，被中共收买后反而为社会各种不良现象涂脂抹粉，发明“合理性解释”，并带动民间的犬儒主义、机会主义和享乐主义，嘲笑一切传统价值和道德标准，笑贫不笑娼。

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说白了，世间的事存在着一个相生相克的道理，唯有相互制衡，才能永久不变。然而反观中国，此时对于道德体系的坍塌，还有什么力量可以制衡呢？生命的堕落曾经让巴比伦亡于波斯入侵，曾经让辉煌一时的亚特兰蒂斯文明葬身于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下，曾经让耶和华降下四十昼夜的大雨，“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那么中共的统治使中国滑到了怎样的危险边缘？

先贤们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在一个道德解体、问题丛生的社会惟有每一个人人心的改变与升华，才能让一个民族走出覆灭的危机。

在古印度的婆罗门教走入末法之后，有释迦牟尼佛出世，创立佛教普度众生；当犹太人被罗马帝国征服，犹太教分裂为不同教派的时候，有耶稣降生于耶路撒冷，创立基督教救难脱苦；当中国处于春秋争霸，礼乐崩坏的时候，有老子和孔子出世，归正人们的思想。现代的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信仰已经走进了博物馆，是否也会有大觉者出世，斡旋天地，再造乾坤？

法轮大法就是在这个时候悄然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从1992年5月开始，仅用了短短的七年时间，大法不但洪传至30多个国家，还在中国大陆吸引了上亿的人走进佛法修炼。他对于健康的改善还在其次，更为难得的是，法轮大法为中国人重新树立了善恶的标准――“真善忍”，并使修炼者自觉的依法修行，诚其意、正其心、修其身、善待他人，带动社会整体的道德升华。

当社会学家还在争论如何让中国走向宪政、走向民主、走向法治或走向私有化，从而化解中国的社会危机时，挽救濒于沦丧的社会道德时，法轮功似乎漫不经心地把已经过社会检验并成为既成事实的答案放在了公众面前。

一个信仰体系的建立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释迦牟尼传法时曾得到迦毗罗卫国和摩竭陀国国王的支持；孔雀王朝崛起时，阿育王大兴佛教，才使佛教洪传到印度次大陆以外；佛教传入西藏时，得藏王松赞干布的鼎力支持；佛教在汉地得到过隋唐两代皇帝的支持；道教得到了汉、唐、宋、明等朝代皇帝的支持；儒教则自汉武帝以降一直是知识分子的根本学问。然而法轮功传出七年，却在没有任何官方支持、也不接受大企业和信徒捐赠的情况下，仅靠口耳相传，不但走向世界，更走过了过去宗教几千年才走过的路，在被中共蹂躏过的一片道德废墟上眨眼间重建了中国的信仰体系和道德体系，他的规模形成几乎一蹴而就。这不仅显示出法轮功的生命力，更彰显出他改造人心的力量非同小可。

可惜的是，中共内部的少数人从1995年就看到了法轮功的洪传势头，并开始着手打击法轮功。在法轮功学员的一次次善意说明下，一次次的化解危机，一直到1999年4月23日，天津警察暴力驱散、殴打和抓捕去天津教育学院出版社澄清媒体不实宣传的法轮功成员，才直接引发了1999年4月25日中南海外震惊中外的法轮功万人上访事件。

法轮大法教导人珍惜生命，但是却也同时给与了修炼者不畏生死的道德勇气。“四.二五”事件可以说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展示了信仰的力量和法轮功的和平精神。江xx曾经自信以倾国之力，可以“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在将近五年极为残酷和血腥的镇压中，这种不屈的力量和和平的精神却一直延续了下来。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四.二五”万人上访，法轮功学员反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再一次屈服于暴力强权，那就等于全体中国人都相信暴力重于真理，那么中华民族就不会再有任何道德复兴的契机，他的民族精神也就彻底死了，江xx正是要把中华民族推向这样万劫不复的深渊。恰恰是法轮功的挺身而出，和他们用生命实践信仰的勇气，支撑起了民族继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

“四.二五”的人员组成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有教授、博士、硕士、大学生、经理、外企职员、律师、军人、医生、法官、工人、农民和其他政府工作人员，男、女、老、少遍布各个阶层，这无疑是法轮功成员的一个缩影，折射出法轮功能够改变所有人的人心。法轮功为中国建立的信仰体系，使历尽劫难的中华民族获得了内在的重生，而由此派生出的道德、哲学、文化和艺术体系必将造就新天、新地和新的中国人！正如李洪志先生所说“法轮转，新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