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灾与人的一些探讨 (图表补充)

吴政翰

【正见网2004年06月17日】

概念模型

图一

汉代大儒董仲舒曾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图一是根据他这“天人感应”学说所制作的概念模型。现代科学所熟知的是模型下方的“物理定律”部份，通常就是“预兆A”出现后，还需要某种外力的作用，让物理过程达到一个决定性 (deterministic) 的状态，才会发生结果 (天灾B)。以降雨为例，即使大气已经达到相当不稳定的状态，水气量也充足(条件充分，也就是预兆A出现)，还需要有垂直举升的扰动介入，才能够产生剧烈对流而引发降雨 (天灾B)。因此在现代科学的认知上，这个“决定性过程”的发生与否，就是天灾是否会降临的关键要素；而在不同的天灾研究中，有不同的“决定性过程”的物理机制以及相关探讨，在此不做赘述，基本上不超出实证科学的范畴。

然而，若将“天意”也就是“天象变化”的概念，加入上述物理过程的考量之中，决定天灾是否发生的要素，就不再是实证科学所探讨的物理机制问题了。由图一可知，“预兆A”与“天灾B”的发生，其实是对应于“天象A”到“天象B”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是天象变化造成地上发生相应的预兆与天灾，地上的变化都只是因果关系的“结果”这部分，只是这些结果 (“预兆A”与“天灾B”) 互相之间也有一定的联系 (“决定性过程”)；而人间天灾发生的根本“原因”却是天象变化所造成的。

那么，造成天象变化的因素是什么？之前提到董仲舒所言“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就是一个例证；这个例子就是因为“国家失道”，像孔子曾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这样一个人伦道德尽丧的状态，而导致“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简单说，就是“人类行为”(人祸)决定天灾的发生与否。图一的虚线左方代表一个循环，在中国古代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当国家有无道的徵兆时，上天会出现一些异象警示世人；此时的君主如果尚有天良，就会整顿朝政、“下诏罪己” (归正“人类行为”)，更严重的灾祸便不会发生。然而，如果此时的人祸变本加厉，“天象A”可能就会转变为“天象B”而导致人间“天灾B”的发生。在历史上，走到“天灾B”这样一步，很多都是严重饥荒等等足以亡国的灾难。因此，根据图一的概念模型，如何确保人类行为的不出现偏差，是常保国家不发生重大危难的根本保障。本研究的主要目标，就是确立此概念模型的关系的正确与否。

个案研究

在本论文中，所选取的时间序列与地区，是针对中共建政后的近代中国 (1949~)；在共产党统治的这段期间，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群众运动，受害者不计其数。在气候学的研究中，明显的外力作用 (例如圣婴现象)会有较佳的可预报度 (e.g. Kumar and Hoerling, 1998)。因此基于图一的概念模型，我们可以预期针对近代中国的个案研究，可以看到较明显的“天灾与人”的因果关系。另外，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迫害行为，莫过于剥夺他人的信仰自由；而xx党的唯物主义与无神论，在中国造成了大规模的信仰迫害，也有利于佐证图一的正确性。

以下，我们以近代中国发生的三次大规模严重迫害案例，作为观察的对象：

1.1954年起头“反右”、“三反五反”运动。当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全面实施对精神信仰的迫害。
2.1965年开始，为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3.1996-1998年起，中共高层酝酿迫害法轮功，1999年全面镇压，上亿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直接受害。

*沙尘暴

图二

图二是论文本文的附图，为中国中央气象台资料，在此仅做简略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在上述三大案例发生期间，沙尘暴的发生频率有明显增加的现象。

*干旱

图三、图四

图三与图四分别是“江淮流域”(取110E-120E，25N-35N的区域平均)的每年“六七月中旬”平均总降雨量，以及“黄河流域”(取100E-120E，35N-40N的区域平均)的每年“四五月”平均总降雨量时间序列。这里使用的是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最新的ERA-40总降水量资料，时间从1957年到2002年，涵盖三大案例的后两个事件。纵轴的0值表示气候平均值。我们可以看到，在文革发生(约1965)后，图三与图四的曲线都呈现“陡降”的斜率，也就是降水量突然急遽减少；而迫害法轮功发生后 (约1996-1999年)，降水量有急升(1998年曾发生“特大洪灾”)急降(1998年后)的走势。

*蝗灾

二战后，中国蝗灾几乎消灭殆尽 (1985曾发生小范围蝗灾)；到了1998~2001年(迫害法轮功期间)，蝗灾大面积出现且暴增。图五是根据论文本文的文字叙述，所绘制的蝗灾时间序列；因发生地区与时间分散，此图仅为示意图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