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4年07月01日】
孙思邈是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生于公元541年，卒于公元682年[1]。他七岁开始读书，每天能记诵一千多字。在二十岁左右时，他就很善于谈论庄子、老子和诸子百家中其它各家的学说，同时也喜欢佛教经典。当时的洛阳总管姓孤独，名信，见了孙思邈后感叹地说：“这真是圣童啊。但可惜他的才器过于宏大，在他自己生活圈子中的低小位置上是很难发挥作用的”。
在周宣帝时(公元579年)，正是王室内部的多事之秋，孙思邈便到太白山去隐居。在隋文帝辅政之时，徵聘他去作当时最高学府国子学中的教授之官“国子博士”，他声称有病而不去出任该官职。他曾经对自己周围比较亲近的人说：“五十年后，就有圣人出现，我才会出来帮助他作一些济世救人的事情。”到了唐太宗李世民即位时(公元627年)，便把他召到京都长安去。他的容貌看上去如此年轻，唐太宗禁不住大为赞叹的说：“我本来就知道，有道之人是值得尊重的。至于羡门和广成子这些仙人的事迹，绝不是人们虚妄之言啊！”唐太宗要授予他爵位，他坚决地推辞了。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唐高宗召见他，授他“谏议大夫”的官，他又始终推辞而没有接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他以有病为名，请求回家去。皇上特别赏赐他良马，以及已故鄱阳公主的府地给他居住。
当时的知名人士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人，都曾拜他为师，甘当他的学生。“初唐四杰”之一的著名诗人卢照邻在他的《病梨树赋序》中称孙思邈“道合古今，学殚数术”，“推步甲乙，度量乾坤”。他又向孙思邈请教名医治病的道理。孙思邈回答说，“善谈天地之变化者，必须参证于人之道；善言人身之病变者，也必须以天地的变化为根据。”又说，“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但必须“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他还進一步谈到做人的道理，认为要“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并且具体的解释说：“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就是说胆大；“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是说小心；“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是智之圆；“不为利回，不为义疚”是说行之方。
在卢照邻写《病梨树赋序》时，孙思邈至少已经九十三岁了。当他说起(南北朝)周、齐之间的事时，历历如在眼前。以此推断，他已经不止一百岁了。但他的眼睛、耳朵一点也没有衰退的迹象；形体壮盛，神色清朗，真说得上聪明博达不死者。当初魏徵受皇上诏书编修齐、梁、陈、周、隋五代史的时候，担心会有遗漏，便多次访问孙思邈。孙思邈以口传授，就象眼前亲自看到一样的清楚。当时的东台侍郎名叫孙处约，把他的五个儿子带来拜见孙思邈。孙思邈对他们的未来祸福一一预言，后来这些预言都兑现了。甚至还没出生的人，孙思邈也预先知道他的一生中必经的大事。孙思邈这一类奇异事迹是非常多的。实际上这就是佛、道修炼人中经常出现的“宿命通”功能，民间也一直流传着神仙可以“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说法。
永淳元年(公元682)二月十五日，孙思邈早晨起来沐浴身体，衣冠整齐的端正拱手而坐。他对子孙说：“我为世人所逼，隐于洞府修炼，将升无何之乡，臣于金阙，不能应召往来。”一会儿便气绝辞世而去。他在遗嘱中指示“薄葬”，不用任何殉葬器物，祭礼中不用猪、牛、羊等牲畜。孙思邈去世后一个多月，容貌没有改变。把他的尸体放入木棺中去时，轻得就象只有衣服一样，当时的人们都感到奇怪，修道之人则称其“已尸解矣”。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孙思邈被追封为“妙应真人”，因此后世又称他是“孙真人”。
孙思邈在太白山隐居修道时，“炼气养神，求度世之术”。又因他自己小时候得过“风冷”病，经常看医生，以至于耗尽家资。所以在十八岁时就立志学医，对医药有长时期的精心研究，且常怀仁慈之心，亲自采制药物，为人治病，以医药助人。作为修道人，他奉行“凡所举动，务行阴德，济物为功”的原则。[6]
有一次在行路时，孙思邈看见一个牧童在杀一条小蛇，那蛇已经受伤出血了。孙思邈恳求牧童不要杀它，并脱下自己的衣服来送给牧童，赎救了小蛇。然后又用药物把蛇封裹起来，把它放回到草丛中去。
一个多月后，孙思邈又外出行走，看见一个白衣少年，仆人和马匹都很壮实，下马来拜见他，并感谢他说：小弟承蒙道者救了一命。孙思邈听后没有介意。少年又再次拜他，并请他骑上另一匹马。两马驰行如飞，到了一处城郭的地方。那里花木繁盛，春景和媚，门庭灿然显赫，人物繁杂，简直就象是君王的住处。原来孙思邈救的小蛇是龙王的儿子，那里就是龙宫的所在“泾阳水府”。龙王为报孙思邈救子之恩，临行时要送他许多金珠宝物，但都被孙思邈坚决的推辞了。龙王见他不爱富贵，便叫儿子取出龙宫药方三十首来赠送给他，并告诉他说：“这是真方，可以济世救人”。孙思邈回家后把每一个药方都试用了，发现都有神效。后来孙思邈在撰写自己的方书《千金方》三十卷时，便把龙宫药方分散放在里面。[6]
迄今为止的后世方剂学家们，在研究《千金方》时都注意到一个事实：《千金方》中的有些方剂，无法用中医已有的理论通过辩证论治的精神去衡量和理解。这一类“奇崛”的方剂中，有些是配伍方法奇怪，与方剂配伍的通常理论不吻合(比如“神丹”)；有些则不仅配伍方法超常，而且用药多而繁杂，一方之中寒热温凉气血攻补兼备，简直无法用现行医理作方剂分析(比如“镇心丸”)。其实，这些“奇崛”的方剂可能正是龙宫药方，以及孙思邈根据自己对龙宫药方的体悟而仿制的一些方剂。它们与“正常”方剂完全不同，正好鲜明的体现了“儒医”与“道医”在方剂学上的不同源流和认识上的层次差别：一个是常人层次的，一个是超越常人层次的。
据史载，孙思邈的著作共有三十多种，但大多亡佚了。孙思邈留下的道家著作有自注《老子》、《庄子》，撰写了《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枕中素书》及《会三教论》各一卷。但这些书后来都散佚了，只有书名还留存在《新唐书》的《艺文志》中。其它如《摄养论》《太清丹经要诀》和《枕中方》等几种，尚有部份佚文可见。另有一首三十八句的《四言诗》，保留在《全唐诗》里。那是一首专谈炼丹的诗，该卷中的二十首诗全是成道的仙人所写的。孙思邈留下的医学书籍中，《脉经》一卷也散佚了，只有《千金方》和《千金翼方》各三十卷成为代代相传的中医学中的宝贵典籍。
《千金方》本名《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或《千金方》，是根据孙思邈“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慈悲救人之意而命名的。《千金翼方》则是孙思邈晚年的著作，取两书“比翼交飞”之意，内容主要是对《千金方》的全面补充。两书各三十卷，共收了方剂6500多首，以及与之相关的方论和处方之法。这些方剂大多出自前代医家的经验方，并包括了当时名医、少数民族、文人学士、修炼界人士中流传的、甚至从国外传入的医方和秘方，真可谓“囊括海内，远及异域”。其集方之广泛，内容之丰富，不愧为唐代医学的巨著，对后世医学特别是方剂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甚至对日本、朝鲜医学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在《千金方》中，孙思邈第一次完整的提出了以脏腑寒热虚实为中心的杂病分类辨治法；在整理研究张仲景《伤寒论》的基础上，把伤寒归为十二论，提出了伤寒禁忌十五条，颇得后世伤寒学家的重视；除医方外，《千金方》中还有用药、针灸等经验，兼及服饵、食疗、导引、按摩等养生方法；《千金翼方》中记载了八百多种药物，尤其以治疗伤寒、中风、杂病和疮痈最见成效，因此后世也有人尊他为“药王”。
值得注意的是，孙思邈把道家内修理论和医学、卫生学结合起来，把养生学纳入医疗内容中去，并且认为：人如果善于摄生，是应该可以免于疾病的。他对老年病、保健、医疗都有全面的观察和深透的分析。他在老年养生方面的理论方法对后世养生家颇有影响。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是，大多数修道人炼丹都是为了自己白日飞升，而他却把炼丹作为一种制药手段，其目地是利用丹剂的速效特点来救急扶危。他炼制的“太一神精丹”就是专治传染性极强的“客杵霍乱”及“瘟症”的。
特别要强调的是，孙思邈在《千金方》的序中以“大医精诚”为题，向后世所有诚心学医的人提出了医生的医德修养问题，后世医家都把它当作为医的师范。“大医精诚”中的“精”指医技、“诚”指医德，两方面的要求都很高。“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这个要求就是要正心、要慈善。当一个医生在自己的医疗实践中努力去达到时，实际上已经是在修心了。不仅如此，对于病家的痛苦要象自己的痛苦一样，不避艰险、昼夜、寒暑、饥渴、疲劳等等艰苦，“一心赴救”。果能如此，那就不但是修心，而且也是在修行了。对于生疮、下痢，体有秽臭的病人不能反感，要有怜悯心；反对杀生，认为“杀生求生，去生更远”，这些都是修善的具体方法。追求名利固然是不容许的，就是“自矜己德”、“炫耀声名”也不许可。总之一句话，要达到孙思邈这个“大医”的标准，学医人就必须时刻让自己处在修炼的状态中。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人就能修出能量，从而加强自身携带的先天本能，表现在诊治疾病的手段上，就会创造神医的奇迹。因此，形象的说，孙思邈的“大医精诚”就是他从道医的层次上向儒医们降下的一架梯子。当儒医们一步步循梯而上时，就能从儒医的水平上升到道医的层次。
参考文献
[1] 《孙思邈生年考及年谱简编》马伯英撰，参见《中华医史杂志》1981年第四期；
[2] 《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一(方伎)孙思邈传》，后晋・刘.d(等人)撰；
[3] 《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一(隐逸)孙思邈传》，宋・欧阳修、宋祁撰；
[4] 《病梨树赋序》，唐・卢照邻撰，参见《全唐文》；
[5] 《全唐诗》卷八百六十；
[6] 《云笈七签ܪ纪传部・传十二(续仙传)》，宋・张君房 撰；
[7] “中医药学高级丛书”：《方剂学》，李飞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
[8] 《中国医学史讲义》，北京中医学院编；
[9] 《中国道教・孙思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