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24年07月22日】
于谦（1398年─1457年），字廷益，浙江钱塘人，明朝名臣，官至少保，世称于少保。民族英雄。
土木堡之变后英宗被俘，郕王朱祁钰监国，擢升兵部尚书。于谦力排南迁之议，坚守京师，并与诸大臣请郕王即位。他总督军务，击退直抵北京城下的瓦剌骑兵，使明朝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转危为安。迫使瓦剌部首领乜（niè）先遣使议和，使英宗得归。天顺元年发生“夺门之变”后被冤杀。明宪宗时，于谦被复官赐祭，弘治二年，追谥“肃愍（mǐn）”。 明神宗时，改谥“忠肃”。 于谦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
于谦的一生，为官清正廉明，兴利除弊。危急关头，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明史·于谦传》中：“赞曰：于谦为巡抚时，声绩表著，卓然负经世之才。及时遘（gòu）艰虞，缮兵固圉（yǔ）。景帝既推心置腹，谦亦忧国忘家，身系安危，志存宗社，厥功伟矣。变起夺门，祸机猝发，……而谦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
传说于谦到了六七岁上，便聪明异常。读书过目成诵，出口皆成对句。有一天，他在门前闲步，见许多人围着一个和尚，在那里相面，他便走近前去看。那和尚见于谦应对自如，老大吃惊，便对他人说： “此子骨格不凡，出口成章，他日救时宰相也。”
据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成书的《西湖佳话古今遗迹》描述：于谦有一日路过关帝庙，想要知道自己的功名和事业，夜里果然关帝托梦给他：“你的功名富贵、终身之事，只问汝长嫂，她说的便是了。”忽然惊醒，却是一梦，到次日，忙走回家去问长嫂。长嫂听了，笑嘻嘻说道：“小小年纪，倒思量做官了，既想做官，莫怪我说，八九品的大官料轮你不着，你只好捡一二品的做做罢了。”于谦满心欢喜。又问道：“但不知却是何官？”长嫂又笑笑道：“无非是中举人，中进士，做御史，做侍郎，做尚书阁老罢了。你这天杀的，还想着要做到那里去？”于谦听了，愈加欢喜，一时也想不到“天杀”二字上去，直到后来被戮，方才省悟梦兆之灵。
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于谦年仅十七岁。相传有一天，他来到一座石灰窑前观看煅烧石灰。只见一堆堆青黑色的山石，经过熊熊的烈火焚烧之后，都变成了白色的石灰。他深有感触，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咏物言志诗篇《石灰吟》，抒发了他对清白做人的境界追求，纵然是粉身碎骨，也要保持高尚的节操：“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永乐十九年（1421年），于谦考中了进士。宣德元年（1426年） ，于谦被任命为御史。奏对的时候，他声音洪亮，语言流畅。都御使顾佐对下属很严厉，唯独对于谦很客气，认为他的才能胜过自己。后来发生的一件事给了于谦展现的机会。那就是曾经深得永乐帝宠信的汉王朱高煦的反叛，他当年夺嫡失败后，受到永乐帝惩罚，徙封安乐州（今山东惠民）。但他不甘失败，趁着宣宗少主初立，汉王企图重演“靖难”故事，于宣德元年八月举兵谋反。明宣宗朱瞻基御驾亲征，朱高煦出城投降，护从宣宗出征的于谦当众口数其罪，义正辞严，声色震厉。朱高煦伏地颤栗，口称罪该万死。宣德帝自此十分赏识于谦。
后来按察江西时，昭雪数百件冤案。宣德六年（1431年），宣德帝知道于谦可以担当大任，亲笔写下于谦的名字交给吏部，越级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这一巡就是19年。在此期间，他“威惠流行”，甚得民心，连太行山藏匿的强盗都消失不见了，据《续藏书》记载，当他奉诏入京议事，临行前，属僚们都劝他难道也不带一点土特产？于谦笑着举了举自己的两只袖子说：“我只有清风而已。”并赋《入京》诗一首以表明心迹：“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宣德三年（1428年）二月，刚过百天的朱祁镇就被册立为皇太子。由于是孙贵妃所生，为了避免日后可能发生的嫡庶之争，宣宗迫使胡皇后退位，改立孙贵妃为皇后。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初三日，宣宗驾崩，时年仅八岁的朱祁镇即位，是为明英宗，由张太皇太后摄政。正统六年（1441年），英宗正式亲政。次年（1442年），张太皇太后崩逝，曾辅政四朝、开创仁宣盛世的著名阁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到了正统十一年，三杨尽皆去世，宦官王振开始专权，其党羽遍天下，百官为之侧目，这也是明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宦官专权。
正统十四年七月十七日，明英宗不顾吏部尚书王直等群臣反对，偕同王振率军五十余万御驾亲征。命皇弟郕王朱祁钰负责留守京师。虽然名为亲征，但军务大事皆由监军太监王振决定，将领处处受王振节制，而王振不懂军事，指挥接连失当，致使明军屡战屡败。班师途中又绕路贻误时机，最终在土木堡全军覆没，英宗被虏走。消息传到北京后，太后只好召集百官商议，确立朱见深为皇太子，由郕王朱祁珏辅政。于谦为兵部尚书，总督军务，固守京城，备战迎敌。据《明史·于谦传 》记载，在于谦等大臣的强烈要求下，郕王承继大统，立为景帝。于谦的原话是这样的：“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虽国事确有情急之处，有违于明朝的皇位继承制度，为之后发生的棠棣之花凋落埋下了伏笔。
景帝十分信任于谦，他奏请的事没有不听从的。但也有御史说于谦太专权，干预六部的事，多次上奏弹劾他，全靠景帝力排众议，他才得以实现自己的计划。于谦的性格很刚强，遇到有不痛快的事，总是拍着胸脯感叹说：“此一腔热血，意洒何地！”他为北宋文丞相画像的题词中也有这样的内涵抒发：“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宁正而毙，弗苟而全。” 实际上，于谦对自己的个性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在他的“小像自赞”中这样描述自己：“眼虽明不能见机，腹虽大不能容人。貌不足以出众，德不足以润身。其性虽僻，其情则真。所宝者名节，所重者君亲。”
从于谦所处的时代来看，他还是受到了盛极于南宋、元朝和明朝的程朱理学的影响。正如他在《读易》这首诗中所写的那样：“太极本无形，阴阳互消长。……濂溪论理微，康节推数广。程朱述传义，明白非惚恍。”诗中“濂溪”指散文名篇《爱莲说》的作者周敦颐，世称濂溪先生，还著有《太极图说》以及《通书》，因此被尊为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程朱”是指程颐、朱熹，他们发展出来的程朱理学，把天理和人欲从根本上极端的对立起来，程朱理学在清朝中叶以后逐渐没落。
于谦是一个两袖清风的清官，无欲则刚，为了社稷安危，没有半点私欲，“粉身碎骨浑不怕”，可以舍生取义，觉的这样做就是合乎天理。其实，还是没有充分理解“中庸”的精义乃是中正和中和所致。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论语·雍也》）殊不知，中庸的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才是至德。诸葛亮在《心书·将刚》中也阐述过这样的道理：“纯刚纯强，其势必亡；不柔不刚，合道之常。”
再说棠棣，古称唐棣、常棣，现在也叫郁李，属蔷薇科樱属的灌木。棠棣花则有白色和粉红色，两三朵为一缀。《诗经·小雅》中的 “常棣” 是用来歌咏兄弟之情的诗篇：“常棣之华，鄂不韡韡（fū wěi wěi）。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诗毛序》说是周公针对周朝初年平定的“管蔡之祸”，由此兄弟相残而有感而发：“常棣，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则认为是召穆公所作。
景泰元年（1450年），兵部侍郎于谦成功抗敌，并与瓦剌议和，景帝将英宗迎接回京，置于南宫，尊为太上皇。景泰三年 (1452年)五月，景帝废原太子朱见深，并立自己的独子朱见济为新太子。却有汪皇后谏阻道：“陛下由监国登基，已算幸遇，千秋万岁后，应把帝统交还皇侄。况储位已定，诏告天下，如何可以轻易呢？”直惹得景帝动恼，最后只得将后位让与见济的生母杭妃。真乃有其父必有其子， 怎奈世事难料，景泰四年 (1453年)十一月，皇太子朱见济夭折。朱祁钰已无子，却也没有复还储位。
夺门之变发生在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适逢景帝病重，石亨、徐有贞等带兵撞开南宫宫门，迎接太上皇朱祁镇复位。之后于谦遭难，景帝与杭皇后先后病重离世。《明史·于谦传 》 中记述：“皇太后初不知谦死，比闻，嗟悼累日。英宗亦悔之。” 后来在曹石之变前，在李贤提醒下，英宗才恍然大悟：“景皇帝不起，群臣自当表请陛下复位。此名正言顺，无可疑者，何至夺门。假事泄，此辈固不足惜，不审置陛下于何地？此辈藉陛下图富贵耳，岂有为一毫社稷之心哉。”清朝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第三十五卷评论道：“夺门”二字，英皇不得正始，景皇不得正终。授受之祭，弟兄交失。……独惜于谦者，百折不回于社稷无君之日。
或许有人会问：“于谦功在社稷，若不这样做，大明还能续命二百年吗？”事实上，对于这段历史，刘伯温在《烧饼歌》中早有预示：“失算功臣不敢谏，生灵遮掩主惊魂。国压瑞云七载长，胡人不敢害贤良。相送金龙复故旧，云开日月照边疆。”前两句说的是土木之变； “国压瑞云七载长”一句意指景帝在位仅仅七年；英宗回归也在其中。剧本早就有了，演出中的即兴发挥只会补充不同版本的细节罢了，此非人力之功，也非人力所能逆转。
于谦在“刘侍讲画像赞”一文中写道：“铁石肝肠，冰玉精神。超然物表，不涴（wò）一尘。”特别赞美了“冰玉”精神。荀子在《劝学》篇中阐释：“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细细想来，四摄氏度的水体积最小，结冰的过程，便是体积自我膨胀的过程。冰虽寒于水，但也硬脆易碎。这也是偏离中和的文化导向对人的思想观念造成的潜移默化影响。为了实现目标“善假于物也”而不择手段，忽视过程中的守正和不偏倚，背离的却是中庸这一传统价值的守德之道，最终对人的福份和未来产生某种不利影响。
历史也是一部最好的教科书，但要看是从正面还是负面去读，由此也会得到提升或下滑两种截然不同的启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