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缘何尊孔而删《孟子》?

楚若薇


【正见网2024年08月21日】

孟子,名轲,战国时期著名的儒家学者,生于周烈王四年,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前372年—前289年),年八十四岁。本是鲁公族孟孙之后,后迁居邹地(今山东邹城市),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是邹人。

据说,孟子三岁丧父,孟母艰辛地将他抚养成人,孟母管束甚严,“孟母三迁”、“断机教子”等故事,成为千古美谈。“受业子思之门人”’,晚于孔子179年,约与庄子同时。学成以后,他以孔子的继承者自任,招收弟子,周游列国,宣扬“仁政”、“王道”的主张。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获尊称亚圣(仅次于“至圣”孔子),与孔子合称为“孔孟”。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诸侯均穷兵黩武,积极求取富国强兵,攻城掠地的权谋之士。而孟子守着先王之道,不肯阿世取容,赞尧舜,崇孔子,阐发和平王道的民本思想,觉民救世,维护儒家道统,希望各国国君用儒家的仁义精神来治理国家,实行仁政。虽然各位诸侯对孟子十分礼遇,却都认为其主张迂阔而不可用,纷纷拒绝了他。《史记》中这样记述:太史公说:我读《孟子》一书,看到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没有一次不放下书而发出叹息的。我说:唉,利益真是祸乱的开端啊!孔子很少谈论关于利益的问题,就是想从根本上防范这个罪恶的根源。所以说“每件事都依据利益去处理,就会招致很多怨恨”。从天子到平民,喜好利益的弊病有什么不同呢! 

只有滕文公曾经试图推行孟子的政治主张,可是滕是一个很弱小的国家,没有能力全面实施他的宏伟规划。到了晚年,他只好回乡讲学,和他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讲义论道,弘扬儒家仁义的思想,并完成《孟子》一书的七篇论述。自从唐代韩愈在《原道》一文中提出: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将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孟子》的地位才逐渐提升。北宋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为科举考试的科目之一。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 南宋光宗将《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列入儒家 “十三经” 之中。朱熹把《孟子》列为“四书”之一。从此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孟子的文章阐发详尽,气势如虹,说理畅达,激昂善辩。 

一千六百年之后,明太祖朱元璋(1328年10月21日—1398年6月24日),原名朱重八,淮南濠州钟离县(今安徽凤阳县)人,推翻了元朝统治,于1368年建立了明王朝,年号“洪武”,据《明史·礼四》记载:“明太祖入江淮府,首谒孔子庙。洪武元年二月,诏以太牢祀孔子于国学,仍遣使诣曲阜致祭。临行谕曰:‘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并。有天下者莫不虔修祀事。朕为天下主,期大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今既释奠成均,仍遣尔修祀事于阙里,尔其敬之。’”并表示:“孔子万世帝王之师,待其后嗣,秩止三品,弗称褒崇,其授希学秩二品,赐以银印。” (《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之三十六》)不仅如此,璋又于同年“诏以孟子五十四代孙思谅奉祀,世复其家”,“命复孔、颜、孟三家子孙徭役”,由此可见,朱元璋在沿袭前代传统的基础上,对儒家尊崇和优礼,由孔子而孟子、颜子,而遍及所有圣贤。  朱元璋对孔、孟的尊崇,当然是归因于尊孔重儒的治国策略。 

据《明实录》记载,明立国后,一次朱元璋去白虎殿,看到诸子有读《孟子》者,便问身边大臣:“《孟子》何说为要?”对曰:“劝国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簿赋,乃其要也。”朱元璋听后感慨道:“孟子专言仁义,使当时有一贤君能用其言,天下岂不定于一乎!”   

然而,在洪武五年发生了一次逆转,传说朱元璋读《孟子》,对其“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之类不尊专制权威的话深为不满,以为“非臣子所宜言”,下令“罢其配享”。《明史·礼四》记载了这件事:“五年,罢孟子配享。逾年,帝曰:‘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 此次罢享也就持续了十个月。 

罢配享事件旋踵即逝,但在二十多年后,即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命大学士刘三吾编《孟子节文》,删去《孟子》中“词气之间,抑扬大过者八十五条”,“八十五条之内,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一以圣贤中正之学为本。”  这部《孟子节文》并没有在社会上流行。十七年后,成祖永乐九年(1411),福建连江人孙芝上疏,才使得《孟子》重新得以恢复原貌。   

朱元璋对孟子的态度变化有哪些深层次原因呢?这就要从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和迁移说起。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有素王之称。素王的意思是他有王者之道而无王者之位,是文化意义上的王。那么,孔子对中华文化本源的那个“道”,又是如何开示的呢?《论语‧里仁》中有这样的一段对话。“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段话记录的是孔子与他的衣钵传人曾子的一段对话,意思是:孔子告诉曾子说自己的道是“一以贯之”的。孔子说完这句话之后就离开了。随后门人问曾子孔夫子讲的这个“一”是指什么,曾子答:忠恕而已。那么,曾子解释的“忠恕”是不是孔子所说的“一”或者“道”? 

再看《论语‧卫灵公》中的另一段对话:“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孔子问子贡:你以为我的学问是因为我读了很多书而得来的吗?子贡反问:难道不是吗?孔子说:不是的。我是“一以贯之”。这里又出来个“一以贯之”,孔子为什么不能直说呢? 

读过《论语》的人都知道,“仁”,是孔子培养君子的最高要求,是儒家道德的核心思想和最高准则。《论语·颜渊》中回答学生樊迟问仁时最为简洁: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 的小篆写法从人从二, 此 “二”在甲骨金文的古文系统中是个重文符号, 因此仁即 “人人”,意思就是把人看作人,显现了人道精神,也是人道的起点。 后人逐渐加上仁爱和仁厚等道德意义,使仁的意涵扩大为众德之和,而把“德”当作是一种达成目标的外在行为方式或手段。《礼记·乐记》中所说的“德者,性之端也”。意思是说,德是指那些发源于人性的原初表现,也就是指“德行”了。同时,孔子对子路(仲由)感叹,懂得德的人太少了:“由,知德者鲜矣。” (《论语·卫灵公》) 

有人说,孔子的思想中既有出世,又有入世,入世也是为了出世。 从《论语·述而篇》中的记述可以得到某种印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建立的“入世”的人道思想以仁为核心及边界;同时,孔子的思想也指向形而上的天道,要做“泛爱众”的仁德君子,但又要“志于道,据于德”,即以德为基石向道进发,指向出世。所以说,孔子的思想是一种“涉世”的基调,经历世事,但不沉湎世尘;尚德不器而非后人流变后的“经世致用”。 

《周易·系辞上》中说: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意思是:无形不可见的叫做道,有形而可见的叫做器。孔子第三十二代孙,唐代经学家、易学家孔颖达在《周易正义》注疏中阐释: “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凡有从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已上者谓之道也,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也。”在中国文化中,“道”字用的非常宽泛和普遍,其实,所谓的道,意思是中一层层的理,但不同的理是有层次的高低之分的,不同层次的理的认识甚至会是完全相反的,与人所处的境界直接相关。人道的理与出世间后的理,注定是有着很大差异的。 

子曰:“君子不器。”(《为政》)皇侃在《论语集解义疏》中阐释说:“此章明君子之人不系守一业也。器者,给用之物也,犹如舟可泛于海不可登山,车可陆行不可济海。君子当才业周普,不得如器之守一也。”意思是“大道不器”,君子秉持大道,大开大合,水无常形,不执于某一种偏狭之见。大千世界中,山川河流,走兽飞禽,形形色色,无非“形而上者”和“形而下者”两大构成。形而下的“器”之于人类,诚然不可或缺;但形而上的超然,“圣而不可知之”的神性内心才是人类的存在要义。黑格尔说:“一个没有形而上学的民族就好像是一个没有祭坛的神庙。” 而信仰是通往神的途径;守德是悟道的基石。中庸和仁、义、礼、智、信都是由德这个核心而延展开来的德行方式和守德方法。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易传·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孔颖达说:“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孔子所说的“一以贯之”,当源于“道”所生“一”。孔子的涉世思想中体现出的是,以这个太初和太一为基点向形而朝着形而上方向“志于道”,“修己安人”是修己之后的仁德外化的展现,而不是向形而下方向以“治人”和“事功”为目标。 

孟子隐然以继承孔子自任,但孟子的思想表现方式为“一生二”。如: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里将生与义分为两个对立的选项。触怒朱元璋的则是《孟子·离娄下》中孟子对齐宣王说的这一段:“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此外,当齐宣王问:“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孟子· 梁惠王下》)  这里都体现出孟子的入世思想,仁爱之心也是有条件的,取决于对方的态度,不再是无条件的“修己以敬”。表现上不再是修己向道的提升角度,而是向着“修齐治平”的经世致用方向滑移。 

有评价说,孔子的《论语》平实、平和、气平;《孟子》则宏肆、激昂、气激。这大概就是一和二的不同之处。到了明朝末期,王夫之(1619年—1692年)则认为“天下惟器”,道是器之道,而非道之器。有形的事物是世间唯一存在的实体,事物的规律在事物之中,“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 (《周易外传·大有》)由此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事的变迁和道德的下滑,儒家思想发生着从无形向有形,从尚德不器向经世致用,从守德志道向入世事功的流变。中国传统文化归正、归新和人类返本归真的路又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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