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5年05月17日】
关于西安事变爆发的预言
隋朝步虚大师的预言诗第六节中预言道：细柳营中，群雄豪饮，月掩中秋，酣睡未醒，双狮搏球，一坠其井，红粉佳人，面艳樱景。
“细柳营中”，指长安，也就是当今西安。“群雄豪饮，”张学良杨虎城陪同蒋介石、陈诚等各大要员豪饮共欢。在蒋公酣睡醉卧之际，张杨发起兵变捉蒋。二人相争，“红粉佳人”宋美龄出面时，局势得以解决，但二人之一的张学良，在陪同蒋介石回南京之后被永久软禁。
军事叛变--西安事变的爆发和中共的幕后角色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国政府军与日军已然处于敌对状态。民国政府深感对日抗战实已无可避免，于是全国建设以充实国力，进行军事备战为主。而此时中共却不断扩大，进行武装叛变，处处牵制政府抗战方针。
前文已经讲过，蒋介石为了集中精力抗日，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发动了对中共的五次围剿。中共中央红军在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中，遭到致命的打击被迫逃亡，在经历了长征后，在陕北重新建立根据地。
当时中共的一贯支持者，一心想在其它国家进行红色颠覆的苏联亦开始面临着战争的威胁。苏联意识到了改变对外策略的重要性，因此开始要求和命令各国共产党谋求与本国政府建立反对法西斯的“民族统一战线”，以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继续“保卫苏联”和“武装保卫苏联”。但是，苏联采取的仍然是，既要建立统一战线，又要试图通过建立统一战线来实现共产党的领导，以使统一战线在实际上成为一个引导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策略及手段。这个指导思想的建立，不仅为中共早期统一战线的谋划奠定了“阳谋”的形式，更为中共后期统一战线的谋略，埋藏下了“阴谋”的方向。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一方面慷慨激昂的宣称：“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進攻苏区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另一方面八一宣言又要“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的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以取代正在积极抗日和正在积极准备抗日的中华民国政府。
而当时国民政府为了应付西北形势的需要，特别任命蒋介石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副总司令为东北军的张学良，及第十七路(西北军)总指挥杨虎城，共同担任剿共任务。
中共为了求生存，于是向驻守在陕西，负责剿共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进行宣传。在1989年后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现代史著述中已经明白无误的说道：“1935年秋，中共即令南汉宸派人向杨虎城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同年十二月，中共又派汪锋对杨虎城及西北军将领做工作。” “一九三六年春王炳南则奉中共指派专从德国回国去做争取杨虎城的工作。”九十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共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华儿女》杂志，已专门发表吹捧王炳南是如何成为杨虎城幕僚，并如何胜利完成策反杨、张和参加策划西安事变的。
1936年4月，作为一方军阀的杨虎城为了扩张自己的军事势力，终与中共结盟。此后，中共往返西安、延安，進入内地，回归陕北，路条均由杨的十七路军提供。国民政府命令剿共的杨部，非但已与中共暗通款曲，甚至已经同流合污。然后，再由杨虎城去谋合已经被中共包围的张学良。
就张学良而言，其周围亦有多名中共党员和“左倾”分子，他们掌管了张学良一切秘密活动，一切与共产党联系的技术工作，以及东北军全军的人事工作。中共抓住张学良和东北军丧土失家的“情结”，接近他，然后包围他，从而使“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揽大权”，“未作过任何人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忿事急躁”的“少帅”张学良，终于不知不觉的改变了他的是非观。
在中共的渗透下，充满野心的杨虎城和涉世未深的张学良同蒋介石在政见上的分歧加剧，他们反对蒋的剿共计划，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张学良的几次面谏，都遭到了蒋的训斥。为了督促张、杨剿共，蒋介石于1936年10月和12月两次来到西安，布置剿共计划。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定实行兵谏，即发动了武装军事政变，将蒋介石劫持扣留。蒋介石卫士排六十七名战士全部被杀。九十年代在中国大陆报刊上公开揭露：当时“张学良决心杀蒋并已选定杀蒋人选”的事实，以及张、杨要和中共联合打倒南京、建立“西京”，即事变一旦成功便要成立“西安联合国民政府”的阴谋。而并非仅仅是张简单的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主张。
由于目前对西安事变的内幕尚未完全弄清楚，更由于中共着意加以渲染，热情歌颂事变的发动者，一直主张抗日的蒋介石不仅蒙冤难申，更使后人意识不到这场政变对国家、民族命运可能造成的巨大危害。这无疑又是一个历史的“倒错”，是历史的是非曲直遭到混淆和曲解的严重恶果。而作为幕后策划者的中共，之所以以大量的谎言不遗余力的赞美事变的发动者，就是为了掩盖当年自身不顾民族大义的丑恶行为，以掩盖自身是西安事变的幕后策划者。诚如西安事变发生当天，毛泽东给史达林的电报所称，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定而发生的，中共中央已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分裂” 。
但是，我们尚可从西安事变发生后引发的全国反应，来得出西安事变是如何的不得人心。事变爆发后，引起了全国各界一片抗议和谴责之声。清华大学的教授一致表示反对，被中共吹捧为战士的闻一多的态度犹为鲜明。为此，他与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一群著名教授，起草了“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声明”。平日在课堂上从不讲多余之言的闻一多，此时也抛开讲义，怒气冲冲的说道：“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
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内部一派主张武力讨伐，维持纲纪；一派主张和平救蒋，避免扩大内战。准备全面侵华的日本则暗中窃喜，他们希望中国内乱扩大，以利進一步侵华。而面临战争危险的苏联，为避免日本北攻，希望利用中国牵住日本，而蒋中正是当时中国抗日的唯一领袖，由于意在杀蒋的西安事变，只能造成中国群龙无首和分裂、混乱，進而造成中国迅速为日本所亡，其结果必然导致苏俄面临日本侵略的巨大危险，因此，史达林一听到事变的消息，立即亲自拟电命令中共：绝不容许中共杀蒋。此时西安事变的真正策划者的中共一方面希望借张之手，杀掉蒋介石，一方面要绝对服从史达林的电报指示，只好在自嘲中，决定由他们这一伙策划杀蒋者，去说服张、杨不要杀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西安事变，虽由军阀所发动，由中共所策反，然而，处理事变的最高决策者，却是苏联的新沙皇 ── 史达林。
为了执行苏联的指示，中共派出了所谓“和平使者”，实际上为主要策反者的周恩来到西安面见蒋介石。在周恩来开口“校长”，闭口“校长”，并对其动以“天伦之情” ，一再向蒋保证能将被扣留在苏俄的蒋经国弄回国，让他父子团圆，从而最终博得了蒋的原谅和许诺，即停止剿共和联合抗日。而周恩来亦由阴谋策反者而成为出卖张、杨者及“和平调停者”，从而成为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的“全面胜利者”。而南京方面，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亲自来到西安斡旋。
轻信盲从的张学良在深深的懊悔中，于25日陪蒋介石回南京，表示负荆请罪。从此，张学良的一生为了他曾经的鲁莽行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直至客死异乡，再不曾回到故土。
西安事变的后果
西安事变既是北伐成功以后，自中华民国统一至全面抗战爆发的十年间，由残余军阀势力所发动的最后一次公开武装叛乱，又是由残余军阀势力和中共武装叛国集团首次联手，在抗日的旗号下，意在共同颠覆中华民国的首次阴谋武装政变。它不仅使国民党“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乎隳于一旦”。而且“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十年之心力，经营敷饰，粗有规模，经此变化，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恢复旧观，又决非進嗟可办。质言之，建设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至此”。
西安事变后所表现出来的全国团结一致的气氛，特别是蒋介石先生能够凝聚全民族力量的人格和威望，终于使早已横言“对西安事变绝不做壁上观”的日本军阀，深有“此时不灭中国，将无来时”的感喟，从而提前了全面侵华战争的时间表。西安事变后仅半年，那一场由中共所一心盼望的“被侵略战争”，便终于在日本军阀的疯狂发动下，甚至是在中共的直接诱发下，全面爆发了，从而使中华民族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巨大战争创伤。
西安事变也使中共得到了喘息机会，不致被消灭。并在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后，乘机向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提出了“四项保证”，明确表示“愿意在蒋委员长领导下，一致团结对外，抵抗日本侵略”，要求国共再度“合作”。中华民国政府方面，则迫于大敌当前，只能明确表示“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的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中共的所谓与国民党的再次合作，实为中共求得合法存在和扩张。中共利用国共合作的契机，表面上拥蒋抗日，实际上利用八年抗战机会，发展扩大了自己，最终酿成了抗战胜利后的全面叛乱。
而苏联因为中国全面抗日而避免了日、德东西夹攻的危机。
中共不仅由此获得了合法的存在，而且当即重演对国民党進行“挖心战术”的旧戏，直至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不但迅速造成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而且，将对国民党的渗透做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
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华民国的命运，中国国民革命的命运，中国国民党的命运，中国大陆人民的厄运，似乎就在“华清池枪声骤响“的那一刹那间，就已经被确定了下来。由张学良、杨虎城的叛乱枪响而造成的，八年剿匪功亏一篑的历史局面，从此竟为中共在共产革命名义下推行专制复辟，制造了千载难逢的历史良机，更使得中国大陆人民此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劫难。
可以说，作为政变直接发动者的张学良和杨虎城，理应被视为历史的罪人。而作为幕后策划者的中共，为了一己私利，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在自己一直并不光彩的历史上又书写了不光彩的一笔，同样应受到历史公正的审判。
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合作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同意政府军停止剿共，而中共中央于1937年1月由保安迁到延安。政府军收编红军。同时要求：红军停止暴动；中共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政府特区，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指挥。国、共合作抗日，国民政府接受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全面抗日。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制定和颁布
国民党在北伐成功后，开始认真推动宪政。国民党于1931年5月5日制定"训政时期约法"，明确了委托国民党代管政权是临时的，最终目地是回归宪政。
1936年，国民政府公布了"五五宪草"，规划回归宪政，还政于民。这种行为使中国经济重上轨道露出一道曙光。同期立法院先后制定了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商事法、公司法。这一系列立法行为基本肯定和继承了清末民初的一系列经济法制建设，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此后，国民政府推动宪政的努力被日本侵华战争所打断，但是这种努力并未完全停止，这主要表现在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和地方参政会的选举和运作。国民参政会包括了所有主要反对党（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领袖。1942年大部分参政员又由遴选制改为选举制。
可以说，国民党在艰难的时势下，仍然努力推行宪政，并给予知识分子和普通人民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游行示威的自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数知识分子可以对国民政府统治進行谩骂，可以看到中共在国统区设立报社，攻击国民党。反观今日之大陆，又有多少人可以真正享受到上述自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