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二五”到“三退”一千万

2006年4月24日，大纪元上声明三退的人数达到了一千万；4月25日，则是法轮功和平请愿七周年的纪念日。这两件事情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现在的退党大潮是“4・25”事件的一种延续。

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需要一种文化来支撑。比如说儒家的“君权神授”和“施仁政” 的文化回答了帝王的权力合法性和如何执政的问题；西方这种“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文化支撑着民主制度；那么中共这个邪恶的制度也需要一个文化来支撑，这个文化就是“党文化”。

有人说，中国现行专制制度的存在是因为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就是专制的文化，xx党的一套都是从传统文化中学来的。我觉得这种说法是非常错误的。如果说“党文化”是从“传统文化”中来的，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初，为什么要那么疯狂地破坏传统文化，为什么还要搞“破四旧”、搞“文化大革命”呢？这段历史恰恰说明，“党文化”和“传统文化”之精华是截然相反的、水火不容的。

中共建政五十多年，传统文化几乎破坏殆尽，许多中国人的思路都是按照党文化的思路在走。“党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阶级斗争”。所以你看许多中国人他解决问题的方式要么就是无可奈何地忍着，要么就是斗争。

“4・25”这个事情出来的时候，海内外都很震惊，中国人发现他们还可以有第三条道路可以走，那就是通过不卑不亢的和平方式去解决问题。当然不排除过去许多个体在解决他们个人问题的时候也能做到这一点，但是集体的、大规模的、为了解决同一个问题的行动能够既没有悲壮、也没有激动，就那么平和的去说理，平和的去解决问题，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过。那天去的人很多，但是大家都很安静、祥和。

七年以来的抵制迫害的过程中，法轮功走出了一条和平抗暴之路。这条路上充满艰险，很多人为此付出了家庭、事业、自由、乃至鲜血和生命，但是这条路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所实践。这个人数规模是非常大的，因此可以说，他也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就是我们怎么对待不公、对待迫害我们的人、对待旁观者等等。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讲“真”相，以自己的“善”心去唤起人们的善心，过程中“忍” 让、宽容大度，即对法轮功最高指导原则――“真善忍”的实践。

2004年，《大纪元时报》发表了《九评xx党》。这也可以说是法轮功“讲真相”的一种延续。《九评》之后出现的“退党、退团、退队”的“三退”大潮则是和平抗暴精神的延续。

而且我们看到，“九评”和“三退”大潮出现以前，和平抗暴的精神主要局限在法轮功这个团体内部，而“三退”之后，这种精神就被推广到了“非法轮功”的人群中，推广到全中国。

过去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出现社会的动荡和战争。老子讲“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旧的统治秩序解体，新的统治秩序尚未建立，中间都要经过至少几年的动荡，田园荒芜，百姓流离失所。等新的秩序建立后再进行休养生息。但是过去无论怎么动荡，传统文化没有破坏，社会秩序因此会很快在新的政权建立后恢复。

但是xx党和别的政权非常不一样。如果xx党解体了，但是它的党文化不解体，人们仍旧保持着对生命的漠视、对自然的掠夺、互相勾心斗角等思路，这个社会仍然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新的社会秩序也很难建立。这是和历史上改朝换代的不同――那些朝代并未面临着文化重建的问题，而是有现成的道统去继承。

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的退党大潮，在解体中共的同时就在建立新的秩序，这方面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在另一方面，更加难能可贵的是，退党大潮也在解体中共那种以“斗争哲学”为指导的党文化，代之以“和平抗暴” 的文化，也就是说旧文化的解体同时，新文化已经在产生。那么当中共解体的时候，社会的过渡是没有任何动荡的过渡。

过去我们总说起“三退”大潮是中国的“和平转型之路”，它不仅有政治结构上的和平转型意义，也有文化结构上的和平转型的意义。这不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吗？而这种和平的精神，又是与“4・25”一脉相承。

更广义地说，这种文化重建还是以道德重建、信仰重建为基础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看到“三退”的意义、“4・25”的意义，及法轮功的意义都有着内在的联系。中国人也应该因此对法轮功心存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