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漫谈”之文化传承

文化是通过什么来传承的？大概的来讲，有历史代表人物，有传世经典文章，有涉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表现形式，如绘画、服饰、雕塑、建筑、音乐、舞蹈等等，但从最根本上讲却是依赖于整体社会人群的道德水准，在这一点上，文章的教化与民间的神话、传说、故事并行于世、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再以自秦以降逐渐发展起来的儒、释、道三教为核心，共同为整体社会的道德维系奠定了基础。

《汉书・礼乐志》载，“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孔子也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武以安邦，文以治国。那么这里所说的文却从何而来，礼法又依何而定呢？“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中的这句话，清楚的表明了文的来源，以及孔子述而不作的文化传承实践。而对于这句话，宋代朱熹有这样的注：“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者可及。窃比，尊之之辞。我，亲之之辞。老彭，商贤大夫，见大戴礼，盖信古而传述者也。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

老老实实的把先王之道传承下来，难不难呢？只要翻一下卷繁浩轶的二十五正史就知道了。而通过史书来认识历史也是中国人传承文化的主要方式，司马光在向皇帝進《资治通鉴》的表章中更明确提出了修史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得舍非，足以懋（音貌）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而中国作为世界上信史记载最长也最完整的国家，之所以誉其为信史，也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史家们述而不作文化传承思想的集中体现。而史家们的史德、史才、史学、史识更是缺一不可，非如此不能著信史，非如此不能传后世。“述而不作”在这里也体现出了真实记述，不得曲意篡改的内涵。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国大臣崔抒弑其君齐庄公，齐太史乃秉笔直书：“崔抒弑其君。”崔抒就杀了齐太史。“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齐太史一家前赴后继，不以畏死而改节，更有南史氏知其不可而为之，慷慨赴死。左丘明述此事时，只寥寥数语，千载以下，尤令观者无不感佩动容。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聚敛民财，残害臣民，执政大臣赵盾多次劝谏，灵公不但不改，反而想害死他，赵盾只好逃亡。当逃到晋国边境时，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灵公，于是赵盾返回继续执政。晋太史董狐以“赵盾弑其君”记载此事，并宣示于朝臣，以示笔伐。赵盾辩解，说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申明理由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 后来孔子赞叹董狐为“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文天祥《正气歌》中“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说的就是这两件事。丹心正气，千秋凛然。

虽然“传统文化实际上从宋代开始不断遭到破坏而发生对传统的背离，「五四」以后，一些急功近利的知识份子也试图从否定传统文化，靠拢西方文明中寻找中国的出路。但是文化领域的冲突与演变一直处于学术性的争鸣，而没有国家暴力的介入。中国xx党的出现，把文化的冲突上升到中共自身存亡的高度，因此它对文化采取了捣毁砸烂式的直接破坏和「取其糟粕，去其精华」式的和滥用式的间接破坏方式。”（【九评之六】评中国xx党破坏民族文化）

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在中共维持其独裁统治的目标下，被肆意歪曲篡改的面目皆非。不仅如此，中共还对中国的传统历史做了大量的批判、偷换、歪曲、篡改，并把传统文化中糟粕的东西進行所谓“正名”、宣扬，充斥屏幕的历史宫廷斗争戏，仿佛告诉国人历朝历代都是以此为乐、乐此不疲的，明朝的特务机构形式更是被中共青出于蓝的继承来监控国民，种种罪恶，斑斑在册，罄竹难书。当来到海外的中国人接触到中国近现代史的真正事实的时候，那种震撼可想而知，而辛灏年先生正是以一个史家的严谨态度，秉笔直书了还历史本来面目的中国近现代史著《谁是新中国》。

中共在对传统文化的破坏过程中建立起了其赖以生存的党文化，这个党文化对人性善良本性的扼杀于文学创作而言不啻于天塌之难，而最可悲的，是创作者本身根本不知其害甚至还在为党文化摇旗呐喊，以为是“真”的文化传承者，这是中国文人学者之大不幸。

今天我们谈文学创作，破除党文化自然首当其冲更责无旁贷，而于破除党文化中复兴中华神传文化不仅需要的是彻底清除党文化思想的清醒头脑，更需要那秉笔直书的浩然正气。以真实为良心，以史笔撰春秋，当是我辈之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