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8年10月15日】
“真正的悲哀是无论活着的还是死去的都共同糊涂着这个苦难的根源！”
出身
我于五十年代出生在吉林嫩江边上一座古城大安，当母亲把我捧在手里时惊呀不已，我满头金黄色的头发像小鸡雏一样的绒毛毛。兄姐都是清一色的黑头发，只有我是“黄毛” ，这便成了我的外号。没过多少天母亲便使我像气吹一般长得白白胖胖，这时她发现在我的左手掌和右脚掌上相对应的分别长着两个圆圆的“斗”，并像小山包一样隆起，非常清晰。信奉佛道教、懂得周易的母亲和姥姥常常议论说，“这两只‘斗’有点说道，按说这应该是吉相，等长大点时给这小家伙算算命。”
姥姥却说：“此来命已天定。”
母亲说：“她生下来是黄头发，和别的孩子都不一样，但愿她能一生平安。”
我们兄妹共六人，我排行老五。此时，我已上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我出生三年之后家中又有一个妹妹，她与长兄相差一轮十二岁的年龄，我们兄妹六人互相参差着一两岁相继来到了这个家庭。
我的父亲四十年代就读东北师范大学，在尚未毕业时，便被吉林省白城地区专署文教处调去参加筹建所谓“新中国”的工作。正当他施展才华，勤奋工作的时候，却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和曾当过三个月的国民党兵（当学生的时候被抓兵，后被家里保出来）及社会关系等问题，在一连串的政治清洗中遭谪贬被放逐到县城，被限制使用。
母亲是教师，她从1949年前便开始教书，一生执教，再没离开过这个岗位。直到 1984年在吉林省电视大学时去世，结束了40年的坎坷的教师生涯。
父母自幼读私塾，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长大外出求学过程中他们却大势所趋的接受X党倡导的所谓“五四”新思潮，使父亲这个所谓“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走入了X党的行列。我的家庭成分也各得其所的变成了革干，替掉了那个让我们兄妹六人恐怖憎恨的“黑五类”成分。为这个家庭摇摇摆摆、半张半掩的撑起了一张保护伞，给我们的成长掺進了啼笑皆非的磕磕绊绊。
1949年以后，这个国家没有安宁过，我的家也没有过好日子过。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大跃進、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一直到文革，清一色的人祸！人灾！人祸害人！而我的家庭一直都处在那个时代用X党的行话所说的“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 。从X党的所谓土地革命时期开始，一直到文革和最后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父母历经劫难。他们除了默默承受外，就是竭力掩盖，为了我们能顺利成长而把磨难、屈辱、变迁、直淡化到最低点。
然而，我们被X党从小教化，以被灌输的被限定了的思维看待自己、家庭和身边的世界，家教终无法抵御那个潜在形成的思维定式。当我稍稍长大一点时，我参加了那场没有理性的疯狂大革命，开始审视我成长的这个家庭和所谓的认识 、自己、阶级和革命。从此，我在畸变的社会和扭曲的人文环境下从潜移默化的塑造自己到自愿地跟从着整个社会群体并沉浮于其中……
启蒙
我的姥姥在成就我们的世界观里，有着我的父母在某种程度上所不及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她集X党所说的“封建传统”之大成，却同时兼收并蓄知书识理女性的开明和豁达，她一手造就了母亲和舅舅，也造就了我们兄妹六人。
姥姥叫宋桂英，生于1898年，在她儿时，家中便是长春德惠、农安一带拥有祖上留下的大批产业和万亩良田的宋氏大家族。她兄妹六人，排行老五，身下一个弟弟。我在童年时经常见到这位姥姥唯一健在的弟弟――我的舅爷，并在我的头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位舅爷在1949年前是国民党的警察署长，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学者文人，决不是我头脑中概念化的X党灌输给我的国民党警察署长定是罪大恶极，没有好人。他在任期间清正廉明，没有做过任何欺压百姓的恶事。幸运的是，他曾因救过两个X党人的性命而救了自己。“解放后”， 舅爷历次都没有躲过政治运动的劫难，但由于被救下这两人的作证和力保，在历经磨难后，都以一般历史问题而结案，直到“文化大革命”周而复始的灾难又起，舅爷再一次被“革命”。这个老人作为父母的直系亲属，对父母的影响是巨大的，X党的每一次运动都把他翻来覆去的折腾并株连四面，使父母苦不堪言。
我记忆中的舅爷高高的个子，笔直的身板，手拄文明棍，满面红光，精神矍铄，颇有绅士风度。他三天两头的来看姥姥，每次都笑眯眯的说：“我来看看我的老姐。”姥姥那个高兴啊，浑身上下都在笑。每当这时母亲和姥姥都会尽力的为舅爷备上一顿可口的饭菜。现在回想起来，那便是姥姥最快乐的时候，岁月沧桑姐弟俩已互为各自生命的一部分。文革中俩个老人先后被迫害致死相继离世。
姥姥二十九岁时，我的姥爷便不幸病逝，我只知道姥爷是一个文职军人。姥姥坚守传统礼教，从一而终，再未成家。从此独自担起教育母亲、舅舅、小姨和抚养他们的重担。姥姥从此靠典当家产供她的三个儿女读书，在那个时代未有男儿的胆识和勇气撑不起这样一个单亲家庭。经过几次战乱迁徙，宋氏家族分家，家道逐渐中落，到了X 党土地革命时期姥姥除了供养出了两个学生――母亲和舅舅（小姨在战乱中病逝）以外，家中已无任何田产，遂被划为贫农成分。
1945年，长兄出生两个月，姥姥便来到母亲家中一直到我们兄妹六人相继出世，并一直带大我们再没离开这个家庭。
姥姥和父母给了我们一个快乐的多彩的童年，我十分感谢他们对我童年的启蒙教育，几十年了我都还清楚的记得姥姥给我们讲的《中国神话故事》、《二十四孝》、《张良拾履》、《负荆请罪》、《卧薪尝胆》、《管鲍之谊》等，那些讲不完的故事，把我们深深的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中，我至今还记得二十四孝，姥姥从每一孝的故事里生动地把儒家传统的仁义礼智信演绎得津津有味，使其毫无枯燥的深深地镌刻在我们幼小的记忆中。那些脍炙人口的历史和神话故事，使我终生受益，在我的心灵里埋下了真诚善良，宽厚和仁爱，成为善的积淀。
每当姥姥讲小王祥为母亲趴冰卧鱼的故事时都启发我们说：“要是姥和爸爸妈妈想吃鱼你们能向小王祥一样吗？”我随着哥姐们使劲地喊：“--能！”“王祥卧鱼”启蒙了我的善良；三兄弟夺家产以炒熟的种子种地害人，使我懂得了善恶有报；“结草衔环”的故事使我懂得了知恩图报。“负荆请罪”使我懂得礼让谦恭、宽容大度，等等。这种仁爱的潜移默化，使我们如春雨润物般的认可和接受。姥姥、父母并敦促我们身体力行，从善如流，形成家风。生活中我们会因为孝敬老人、真诚友善、乐于助人，而得到姥姥和父母的称赞，反之，我们会受到他们的批评甚至责骂，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的谴责。
在那些神话故事中，我也曾为盘古开天、夸父追日而展开恢宏的想象，产生了对神的敬仰和向往；七月七日当姥姥给我们讲银河上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故事时，母亲则会把另一番天地展示给我们。她告诉我们哪一颗星是牛郎织女星、北斗七星和土星、木星、冥王星的位置等等。母亲还让我们端来一碗清水，对着皎洁的明月，让我们伏下身侧视那一碗清水，通过折射，看月球表面坑坑洼洼的神奇状态而感知宇宙空间的神秘和博大，她告诉我们地球是一颗小行星而天外有天。这一切，古老而又新奇、真实而又神秘，给我们单纯的思想里既种下了传统理念，也给我们开阔视野展开了想象的空间。
我的家庭和家教闻名那座古城，被人们称道和尊敬以至迁走多年而仍不被人们忘记。我十分感谢姥姥、父母在我幼年、童年里给予我的良好的家教和那古朴的善的浸润和积淀。
青砖下逃生
我三四岁开始记事时起，便经常作一种可怕的梦，梦见我头朝下向着一个黑黑的深渊坠落，坠落，喊也喊不出声，停也停不下来，每次都挣扎着持续好一会，才醒转过来，或是被母亲叫醒。有时却是在梦里飘飞，不停的飞，醒来会莫名其妙的哭泣抽咽不已。
母亲说，我很小的时候就个性鲜明，和所有的孩子都不一样，小小的年纪却喜欢独处，默默的看着大人们做事。姥姥给我们讲故事时，我会静静的聚精会神的听，然后杞人忧天的替人落泪或替人开心。我常常一个人坐在哪里，默默的玩或静静的想着什么，会一坐很长时间。长大后母亲还常说：“你小时侯让我们很省心，非常安静，从来不纠缠大人。”
在四岁夏日的一个傍晚，我一个人坐在房山头，津津有味的玩着什么，这时长兄放学，姥姥让他上房挡烟囱，长兄按风向重新挡好烟囱后，就随手把多余的一块大青砖从房山头的顶檐处扔了下来。过去的大青砖很宽很厚，这块大青砖正正着着的冲我的头顶砸下来，在落下来的刹那，那块砖却立起身，用它的一个角在我的后脑勺“嚓”的划过，噌着头皮“咚”的一声沉重的砸在地上。我一跃而起，鲜血霎时从头顶喷涌而出，我放声大哭。恰巧母亲刚刚下班，听到我不寻常的哭声，飞奔而来，母亲按住我的伤口，抱起我朝医院跑去。
我的头发被局部剪掉，伤口被缝了三针。医生说：“这小姑娘捡了一条命，如果那块大青砖再往中间偏一点，头上就是一个窟窿，那就没命了。”
我缠着一头绷带，被母亲抱回家。从那以后，母亲越发的经常握起我的小手看那只圆圆的隆起的“斗” ，抚摸着。直到我长大，每次回家看她，她仍然无数次的扳过我的手或脚看那两只“斗”，默不作声。我不明白这两个“斗”到底有什么看头，可是每次问她，她都若有所思地说：“这是福气！”
准右派――母亲被审查
1955年的肃反运动，伤害了一大批教师，还没待肃反的硝烟散尽，在全国范围内又大张旗鼓的开展大鸣大放运动。这年春天毛泽东分别发表两篇讲话，一篇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另一篇是《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前篇纵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各个方面的问题，着重提出双百方针即：“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篇则着重强调双百方针要立足一个“放” 字。毛泽东“诚挚的”表示，共产党准备整风，批评三个主义，鼓励鸣放，希望全党全民帮助。毛讲话中那种“从容亲切，慈祥宽厚”的语句和神情使国人深深感动，热火朝天的鸣放便开始了。
当年的父亲，由于历经了五七年以前的历次运动，已被锻炼成一名老运动员，因而对政治极其警觉。他对反右派斗争的先期鸣放一直抱着沉默的态度。果然不久，当他因家庭出身、社会关系问题和自身的历史问题等，被第一个当成靶子的时候，表现的颇为理智。
一天，上边的人找父亲谈话说：“老张啊，现在有人对鸣放有很多反映，有人说农民吃不饱饭，小鸡都饿得耷拉膀子了，连鸡都饿死了；说苏联红军帮我们打仗时什么坏事都做。你怎么看待这些说法？”
父亲非常戒备的小心地说：“‘解放后’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转，没有了地主阶级的剥削。小鸡死掉可能是得了鸡瘟。苏联红军帮我们打仗，中国人民是感谢他们的，我没有调查和看到他们做坏事，不能不负责任的乱说。”
对方不罢休，继续启发说：“你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很艰难？”
父亲说：“我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的提高，我坚信将来还会更好……”
当时这种“诱敌深入”的手段被广泛施用，但是，父亲最终也没被他们抓到把柄，终于小心翼翼的躲过了这一劫难。
对于由号召鸣放，继而反右，毛泽东在他的第五卷书中毫不掩饰地道白叫做“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父亲没有钻進这个做好扣的套中，幸免于难。但母亲却被X党的诚意，毛的诚意，感动得悲天悯人，以天下为己任而放言无忌，惹下大祸，被内定为右派，并立案审查。
母亲生于1924年，她虽出身豪门，却未享受其中，由于我的姥爷病逝和战乱等原因，逐渐家道中落，当到了X党“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时，已变成了无产者而逃过了这一劫。那时母亲一直都在读书，她自己并不知道太多她的家事。
母亲崇尚“五四精神” ，追随所谓的时代進步。属于那种既传统又新派，既保守也开明的所谓“新女性” 。她虽被姥姥塑造成琴诗书画的大家闺秀，但“新思潮”的涌动，使身为学生的母亲，思想中不断地接受X党的理论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狂热性”并把这一切兼收并蓄，忘我的投身其中。
我儿时便记得母亲能把掌上的一只小口琴吹奏得如高山流水。在X党“土地革命”时期和“解放”初期，她担纲主角出演评剧《小二黑结婚》和《血泪仇》两部大戏，为“讴歌”那个时代的那些运动而轰动一时。她也涉足冷门超越所学地研读晦涩难懂的古代医书，批批点点，徜徉于医道，使家人及亲友受益。她还以同样的勤谨研究周易，破解天象，期望寻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契机。母亲聪明、博学，有着思维缜密的头脑，但在政治上却单纯得让人不可思议，甚至好了伤疤忘了疼，就像孩子一样。
当初，她积极投身毛倡导的“大鸣大放”运动，就像“土地革命，解放初期”唱大戏那样，倾注了自己全部的“革命”热情，一个心眼地听毛的话，跟那个党走。但是戏还没唱一半，她便发现指挥的、伴奏的，变了调、走了板，母亲想撤脚都来不及了。她已被引入毛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罗网。母亲仅因给领导提意见，就被划为 “右倾反党分子”，紧接着被定了专案，开始审查。
这时的父亲已经越过大围剿的罗网，進入安全地带。母亲对自己莫名其妙地闯下大祸而惊慌不已。姥姥和父亲心头沉重，一边安慰母亲一边积极想办法。
那时我年幼，但全家都感到家庭气氛凝重，虽然姥姥和父母想竭力避开我们，但那情景和他们的窃窃私语，已使大家都感到灾难降临了这个家庭。
这期间，父亲对母亲，姥姥对母亲不知谈了多少次。姥姥告诫母亲：“不能因为你的贫农成分就忘乎所以，当年的宋刘家族谁都知道，因家族乐善好施，土改时即使知道底细的人也不为难我们一家孤儿寡母，所以至今平安。虽然这么多年了，可是一旦触及到什么事情查起来，这都难说不是问题！再说“土改”那场劫难你也是亲身经历的，千万不能做引火上身的事情，我们六个孩子，要让他们顺利成长，不能受到来自于我们本身所引出的无端伤害。”
此时母亲已再喊不出无辜二字，只有惊恐的面对这场飞来横祸。
母亲在49年前就做教师，而后终生执教。早期她的学生们常常比他年长几岁甚至几十岁，什么身份的人都有，正谓之桃李一方。她年轻、進步、对工作充满热情，经常有地市县三级教工观摩母亲讲课。她年年是先進工作者，年年被选为劳模。她为“新中国”的每一项進步而欢欣雀跃，为X党的每一个号召都奋不顾身地去身体力行，在讲台上由衷地为“新中国”而欣喜讴歌。所以当她被当作“右倾反党分子 ”接受审查时，这对母亲内心的冲击是难以言表的，她不承认自己右倾，更不承认自己反党。她想不通，明明是按照党的号召和毛口口声声的要求去做的，怎么会反受其害矛头相对！
回过头来看，母亲明白了，中国的知识阶层被毛划定为“知识分子”后，在历次运动中都是靶子，除了冤屈和一次又一次苦难外，他们两袖清风没剩下什么，大概只剩了一点骨气和自尊或许连这也没有了。母亲痛苦万分，她难以咽下这种明火执仗的欺骗和冤屈。
最后，在父亲千方百计的斡旋下，对母亲的审查最终停止了，父亲从“刀下”救出了母亲，逃过了这一难。一家人惊恐顿释，但母亲却从此一辈子心有余悸。
母亲被反右派斗争绊了一跤之后，就再也没有振作起来。她从此再不过问政治，再也不愿加入X党。她对工作变得淡定，转而把全部心思都用在教育我们兄妹六人身上，而对外界的一切都采取隐忍和淡化的超脱心态。
神秘的小布包
小学三年级时，我开始用眼睛观察社会对比衡量我思维视野里的一切，而在头脑中不断的打问号。当我有了自己的小圈子，一群同学、小朋友时，我逐渐发现、感到了我们之间家与家的贫富差别。我眼里有了小社会。
一天，我在小朋友家的炕柜里钻来钻去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么好玩的东西我们家怎么没有？有了这个认识以后，我越来越多地发现，我所有小朋友的家几乎都有炕柜或是衣橱、写字桌。炕柜或镶的瓷花，或是雕花，古香古色的都非常漂亮。
而小朋友也发现了我的问题，并毫无世故的问我：“黄毛，你家里怎么什么都没有？你家怎么那么穷啊。你看咱家的柜子多好玩，让阿姨买一个。”
从此，我开始发现和对比这种不同。我家的确没有什么家具，可以说没有一件值点钱的东西。大房间里，南侧依次排开摆放着两只包装商品用的大板条箱子，里面装的是满满两大箱书籍。紧挨着就是两只漆皮全部剥落，板条已腐朽，四角和边框被磨秃，指甲一抠上去便掉木渣的所谓柜子。接着就是母亲从单位借来的一张十分简单的写字桌，供我们兄妹轮流写作业用。那就是我家的全部财产。
当我向姥姥和母亲提出我们也要买那种炕柜和衣橱时母亲说：“人家都是祖上留下来的，现在早已经没有卖那种柜子的了。”
“我们家为什么没有那种炕柜和衣橱？我们家为什么什么都没有？”我提着一连串的问题。
姥姥说：“我们同时供你们六个人读书，还要吃饭、穿衣，所以我们什么都不能买，你们兄妹六人，就是这个家庭的最大财富，你们的存在、你们的成长才是最重要的，哪里还有闲钱买柜子呀！”
母亲不失时机地说：“你们好好读书，将来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一切都会改变的！”这个问题每次都被掩盖过去了。
一次我忽然发现，那个永远挂着一把锁的柜子居然没有锁上，我大着胆子拿下锁头打开了柜子，我小心地把柜子一层层翻到底，使我好奇的只有两样东西：一个是一大叠我看不懂的票证（后来知道是地契，共产党叫“变天账” ），还有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包。我小心的打开布包，赫然发现一块精美华贵的湖蓝底色、红花的一块软缎。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东西，我惊讶得抓在手里，抖开来，却发现是一件做工精致的旗袍。
同学们惊奇的说：“黄毛，太漂亮了！”
我们每人在身上比量半天。另一件是两块白色的门幔，一个上面绣着“万紫千红总是春”七个大字和一簇簇的花团；另一块上绣着“花好月圆”四个大字，图案和色彩都特别漂亮。显然这是妈妈的东西。可是妈妈哪里来的这么漂亮的衣服，为什么总是没见妈妈穿过啊？
怕母亲知道我翻柜子，便一直没敢问这个问题，但那个漂亮的旗袍和“花好月圆” 、“万紫千红总是春” 两块门幔， 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懂得了，那是一个时代的象征，那上面镶嵌了强加的一个阶级的烙印，包含了一个时代的沧桑。从它开始记载了这个家庭的一切磨难。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