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9年10月22日】
前言
中国古代所称的疫病（瘟疫）多数是指传染病。造成疫病流行的因素十分复杂，以二分法来分，可概分为社会因素（人祸）及自然因素（天灾）两大方面，而前者常起到主导作用，往往在疫病流行之后决定其流行程度与后果的严重程度。分析古代疫情发生的时代背景、严重程度及当时医家关于疫病的论述与医学发展，将有助于我们对疫病的发生做深刻的省思，希望藉此提供有效的预防之道，以为今鉴。
古代疫病流行概况讨论
古代疫病流行的因素相当复杂，以下将疫病的发生原因分成以下二点来讨论。
一、昏政、战乱与灾荒
从整个古代历史及疫病流行的概况来看，疫病的流行与当代政治清廉与否有相当大的关系。一个相对贤明的王朝，往往推行礼教、崇尚道德伦理，发展农业经济，百姓们安居乐业，高下不相慕，局势较为稳定，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这样的时期内，疫病的流行较为缓和。反之，昏乱腐败的王朝，为官者穷奢极欲、挥霍无度，整个统治阶层贪得无厌，不安的局势甚至引发战乱，破坏了人民的生活环境，人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健康备受摧残，一旦疫病流行，伤亡相当惨重。
如西汉昭、宣时期，政治较为贤明，修订耕作制度，发展生产政策，减少徭役和赋税，放弃酒榷政策，改归民营，又在首都长安和各郡县广置长平仓，控制物价，还将朝廷拥有的土地出借给贫苦的农民耕种，不收租税，促進了社会的安定，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史称“昭宣中兴”。而在西汉末年，元、成、哀、平四帝皆荒淫奢侈，昏庸无能，统治阶层贪得无厌，政治十分黑暗，土地兼并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极端困苦，整个社会局势动荡不安。据《汉书》记载，昭宣二帝37年仅有一次疫病流行，而元、成、哀、平四帝53年中，却有从前48～前44年、前32～前19年、前6年、公元1～5年等多次连年疫病流行。
又如前唐时期，朝廷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政治措施，并注意兵役、徭役的征发不夺农时，鼓励农民从狭乡迁往宽乡，政治比较清明，经济恢复较快，社会秩序比较安定，是我国历史上较为强盛的时期。唐高祖、太宗、高宗三代共60年，仅有5次疫病流行的记载。到唐中宗时期，暴戾的韦后及太平公主专权，宦官激增至3000多人，他们分党结派，营私舞弊，政治腐朽混乱，经济遭受破坏，民不聊生。短短的6年之中，竟三度疫灾为患。
在历代政治黑暗、局势动乱发生严重疫病流行史中，伤亡最为惨重的要算是东汉末年。东汉末年，平庸无能的桓、灵二帝沉湎于酒色歌舞之中，当时宦官专权，权倾海内，他们肆意侵夺民财，虏掠民众以为奴仆婢妾。人民生活困苦，被迫揭竿起义，战乱四起。至献帝时期，东汉王朝已名存实亡。在这一时期疫病流行之严重几乎是举世闻名的。从历代文献记载来看，桓、灵、献三帝共70多年中，有疫病流行记载17次之多，并且其中多次是连年的疫病大流行。当时的疫病流行不仅是次数频繁，而且是疫情惨重。自然灾害如水涝、干旱、地震、蝗虫、淫雨、雹灾、海水倒灌等，连年发生。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白骨委积，人相食啖”时有耳闻。王粲叙述此时之情景云：“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曹植《说疫气》云：“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注：本文所有图表均引自张志斌《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
战争的发生，对疫病的流行往往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正史的资料来看，与战争有联系的疫病流行为数不少。从以上的唐以前历代战后（中）疫病流行频数比较图及占总频数百分比表来看，发生于战争之中或之后的疫病流行频数占疫病流行总频数的1/4。归纳而言，战争对疫病的影响，主要有发生于军队中的疫病，会随着军队流动而四处传播，尤其是远距离的战争，常造成疫病四处扩散。另外，随着战乱的進行，生活、饮食、物资条件严重的不足，所引发的疾病伤亡，亦是相当惨重的。如金元四大家之一李东垣《内外伤辨惑论》中记载：“向者，壬辰改元，京师戒严。迨三月下旬，受敌者凡半月。解围之后，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病而死者，继踵而不绝。都门十有二所，每日各门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凡三月。”以此计算，总计死亡者当有一百六十二万之多，死伤之惨重，令人痛心。
二、地理环境与交通发展
从以上的历代南北地区疫病流行频数比较图来看，自东晋之后，南方疫病流行频数已开始高于北方。这主要是与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经济、文化、人口重心由北往南转移有关。此外，由于南方水陆交通便利，气候潮湿温热，容易助长疫病的流行与扩散。尤其是明清以来，水陆交通更为发达，疫病易四处扩散，长江中下游及运河流域的江苏、浙江、湖北三省更是明清两代疫病流行频数最高的省分。交通发达对疫病扩散与流行的影响，亦可从下图历代疫病流行每次超过五地（或三省）的频数图可见一般。
古代温病理论发展概况讨论
医学的发展是建构在临床之上，临床实务的需要，常常会推动医学的高度发展与创新。古代医家在疫病肆虐的年代，为了拯救百姓免于病痛，无不竭尽思虑，总结历代医学的成就，继承并创新地发展医学理论，落实临床。在历代中国医学的发展过程中，有两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温病理论创新与发展，是发生在东汉末年及明末清代时期。这两个时代，恰好是瘟疫流行最为严重的时期。
第一个最伟大的成就，是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问世。他在《伤寒杂病论．序》中描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注：汉代伤寒一词即外感发热疾病的总称，亦包括了现在的传染病。）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全面系统地整理古代医学，历经数年终于撰成了旷世巨作《伤寒杂病论》。
第二个温病理论高度发展的时代，是发生在明末清代，这个时期疫病的流行相当地严重而且频繁。温病学说的创始人吴有性（字又可）是江苏省吴县人。据《吴江县志》记载，在《温疫论》成书的1642年前后，吴县连年发生疫病流行，一巷百余家，无一家幸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幸存。吴有性《温疫论．原序》云：“崇祯辛巳，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始发之际，时师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医者傍徨无措，病者日近危笃。病愈急，投医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圣经之遗忘也。”吴又可在这样的环境中，深感当时医学的不足，于是“静心穷理，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及其传变之体”，集合了平常试验有效的方法，著成《温疫论》，提出必须对温病与伤寒作明确区分，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温疫论》的刊行标志着温病学说的形成。至清代，由于救疫的需要，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等温病四大家及多位温病学家更加发展与完善温病理论，使疫病的治疗得到更多临床治愈的效果。
中国传统医学预防及治疗疫病方法之探讨
从以上的讨论可知，中国古代二千多年来发生了许多疫病，历代医家为了治疗这些疾病，不断地发展和补充预防及治疗疫病的方法，这些经验都是非常珍贵的，都是真正临床试验的结果。以下就五个要点说明。
一、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句话出自中医经典《黄帝内经》（注：《黄帝内经》汉代成书，分为《素问》与《灵枢》两部，各八十一卷，共一百六十二卷。）。这句话在原文里讲的就是如何预防疫病的方法。
《黄帝素问・刺法论篇第七十二》云：
“黄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
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
（注：“天牝”，是指鼻子，老子谓之玄牝之门，毒气从鼻来，可嚏之从鼻而出，这里明确地提到疫病是经由空气传染而来的。）
黄帝问疫病发病时都具有传染性，不论大人小孩，凡感染后所表现出的症状都相似，要用何种方法才可以不用救治，而让人可以不染上疾病。岐伯回答说不被传染的人，都是有将正气充实于体内，所以不受邪气的干扰。同时，他们也讲究避免毒气的方法，邪气从鼻孔吸入，又可以将它从鼻孔排出。欲提高正气，具体而简单的做法是“气出于脑，即不邪干。”也就是将五脏的正气在脑中一一想过，在身体上形成一道防御系统，即可预防疾病的入侵。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人的精神意念可以提高或减低身体的免疫能力，端看他是否保持正念。现代医学研究证明了只要病人在心理上确信被治疗，而且深信该治疗可以改善病情，就能对自身产生治疗作用。
如1978年，Simontons等人使用放松与心像冥想治疗法，辅助治疗159位临床上被判定无救且不可能活过一年的癌症病人，结果有63位病人成功地活过两年，其中22%的病人完全检查不出任何的癌细胞，19%病情大幅改善，32%则维持稳定的病情。他们发现，病人康复的比例与其心像的能力有关。这个例子说明了心智或心灵的力量足以驱动免疫系统，命令其打退癌症大敌。
同样的概念，《松峰说疫》一书记载了一则正念、正气防疫的故事：
晋陵城东边遭到瘟疫流行，得到传染病者，人们都不敢过问。有熊礼妻钱氏，回娘家后听到公婆得了瘟疫，想要前往探视，她的父母不允许，钱氏说：“做媳妇的原本就是要服侍公婆，今天我的公婆得了重病却不回去照顾，那与禽兽有何差别？”随后便单独前往，刚一抵达住处，她的公婆看到邪鬼互相告知说：“诸位神明都相当保护这位孝妇，我们如果不赶紧回避，将会被严重处罚。”自此，钱氏的公婆疾病都痊愈，全家都没有被传染疾病。
松峰评注说：“邪不侵正，孝可格天，真?疫之良方也。”
二、德全不危
古人非常注重道德修养，为人处事常告诫人不可损德，要多行善积德。其实古代人们道德水平较高，尊天地、敬鬼神的思想早已融入人们的信仰当中。现代人不相信鬼神，认为是迷信、是不科学的，但不相信的东西或科学无法证实的事物不一定不存在，只是现代科学所能证实的东西实在太少了。
《松峰说疫》记载了一则积德保身的故事：
以前，京城中发生严重的瘟疫，有一位白发老人，教一位富人买药救助城中的人，得了疾病的人全都痊愈了，而这位富人的家人亦全都免于疫病。后来有人见到二个疫鬼经过富人的家门，互相说道：“这个人阴德无量，连神明都保护他，我们那敢進入！”
松峰评注说：“阴德无量，诚?疫之良方，世人所当着眼。”
三、烧香、香包辟疫
古人对预防疫病还有一简单的妙招，就是焚烧或配带挥发性很强的辛香药材来防疫。它预防疾病的原理，就如同是现在流行的香精疗法，靠闻着香气来预防疾病。
松峰家里曾经有十多人感染瘟疫，每天与病人相处却未染病，即是得助于每日焚香辟疫。以下为他的记载：
余家曾有患瘟症者十余人，互相传染。余日与病人伍，饮食少進，旦夕忧患所不待言，而竟免传染。偶一日，一入疫家，即时而病，求其故不得，因忆伊时举家患病，余忙乱终日，夜来独居一室，闭门焚降真香一块，想以此得力耶。
四、中医温病理论治疗瘟疫疗效卓越
中国传统医学在汉代以前就相当发达了，东汉时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记载了传统医学对天人合一的理论与应用，内容涵盖的层面相当地广，举凡修炼、养生、治病、防病，乃至天文、地理等知识理论，均钜细靡遗的描述，内容相当完整而丰富。由于中国古代的医学理论，是直接针对人体去观察，并强调大自然对人体的影响。《黄帝内经》记载的许多医学理论与诊治方法，已远远的超出现代科学的认识，现代的医学亦难以望其项背。二、三千的医学发展，逐渐地完善了中医学的理论，当然也包括了现代所谓的流行传染病的治疗。明清温病理论的发展，完善了中医对流行传染病的卓越疗效，SARS流行时已向世人证明了这一点。
五、中医对疫病治疗方式探讨
现代医学治疗传染病的方法是针对不同的传染病病原施以不同的抗病原药物，一旦尚未发现感染的病源是何种病原，或是病毒发生突变，便束手无策。中医治病则强调“四诊合参”，透过“望”形态气色、“闻”气味声音，“问”疾病的病情、症状表现，“切”脉诊腹等四诊来直接掌握疾病的发展，并归纳出中医的疾病证型，予以适当的治疗方药。这样的诊治模式对于传染病的治疗相当有效，因不需耗费太多的时间在寻找病原以延误病情，可以直接针对感染病原的不同体质、不同严重程度的患者直接予以适当的辨证治疗。而且这种“辨证施治”方法的另一优势是，即使是感染了不同的病原，只要临床表现的证型是相同的，便可施以相同的药物来治疗，不会因为病原不同就无药可医。这种“辨证施治”的方法是中医的精髓，是中医经过二、三千年临床严格的考验后所流传下来的最佳治病模式，不禁让我们佩服古人的智慧。
另外，从治疗药物的角度来说，传统医学治病时所使用的药物都是天然的药材，而非化学合成的药物，而且中医治病强调药材的配伍，药材之间的交互作用可使处方的毒副作用减低，甚至是无副作用。人体是很奥妙的，对于天然的食物、药材，可以很快的吸收而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对于化学合成的食品及药物，则易产生排斥现象，即一般所谓的毒副作用。中国传统医学经过二、三千年的临床严格考验所流传下来的药材、处方，都是疗效确实而且安全的。而且，说白了，是经过长期“人体试验”有效安全的药物，非许多现代医学尚未完整经过长期人体试验毒副作用评估的化学合成药物所能相比的。
结语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疫病的大流行经常是发生在道德水准低下、政治昏乱腐败动乱的年代。老一辈常告诫我们：“积德啊！积德！”这并不只是个口号而已。古代医学对于疫病的流行，早已注意到会经由口鼻飞沫传染，也注意到交流发达对疫病扩散的影响。古人早已教导我们如何防疫，如：时时保持正念，不为疾病所恐惧；行善积德；焚烧或配带挥发性很强的辛香药材。更珍贵的是，古人也早已留下了许多治病的理论与方药。我们千万不可受限于现代狭隘的科学认识，而轻忽了古人给我们留下来的智慧宝藏。
参考文献
[1]《黄帝内经》 汉
[2]《伤寒杂病论》 汉 张仲景
[3]《内外伤辨惑论》 元 李东垣
[4]《温疫论》 明 吴又可
[5]《松峰说疫》 清 刘奎
[6]《脑内革命》 春山茂雄 着 魏珠恩 译 创意力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02年5月二版十四刷
[7]《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 张志斌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