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古文 拾珠玑】论习(曾巩)

幸紫


【正见网2011年04月26日】

【白话试译】

国家治乱的根本,在于国君的好恶习性,而好恶的形成关键,就在于他所学习的内容。年少时学习的内容符合正道,长大后一定是为政贤明;年轻时学习的内容不纯正,及长就很难辅佐他而使天下达到大治了。

如果不幸已经这样了,就必须认真磨练他,怎么才能磨练透彻呢?这就得靠选择正直之士辅佐他,与他交往了。这辅佐的人,朝夕和他相处,共同出入,言语举动,每个环节都彼此互相配合、连结不漏。这样一来就可以磨砺浸染了。倘若此事君主肯定得对,而辅佐之人也认为正确,那就助他完成;君主认同该事,可辅佐人认为有违正理,那就要使他变更、废弃这种做法。

如果君王还是想不通,就進一步深入探讨、极力讲清,并加以勉励,去除他心中的蒙蔽与邪欲观念,接着以正道去引导,远离邪佞而改变之,那么治国以正的大志就确立了,然后满朝文武共同辅佐他,使天下臻于大治。这两者之间的道理及关系,对整个国家大局的影响,不也是艰难万分而且到了必须辛勤付出的程度了吗?

然而好恶习性的养成,是和缓与渐次形成的,自古以来治理天下的人君,都是如此,没有不同的。这是辅佐的众官没有责任,或是他们都欠缺才能的缘故吗?其实,是因为他们做不到与君主朝夕相处、出入相偕、言行举止时刻关注;符合正道之事不能及时相助;乖违做法不能有效疏导改正;想不通的地方没有深入开导明白。君王心中的蒙蔽与邪欲观念,日益牢固;他施政的道义理念,日益下滑减损;每天所接触的都是那些太监、宫妇等邪佞之徒居多。那么治国以正的大志能确立吗?文武百官能与他上下一心共同治理天下吗?这对整个天下局面、国情大势的波及,不也是极其荒怠而且疏忽的大漏洞吗?

咳!宰相之位虽然尊崇,然而他一人的见解也是有缺失的。安排这个职位,能不谨慎嘛!使任此职位的正直贤达者络绎不绝,而那些邪佞的太监、宫妇却能获得君王的欢心,这合理吗?哪个敢说有这种可能?咳!其实朝廷里,在皇帝左右侍从、谏诤的官吏,即所谓的常伯、侍郎、给事、谏议、司谏等等,这种职位与名称,与其所负的责任是相辅相成,绝对正确无误的!

【原文】

治乱之本(根本)在君之好恶,好恶在所习(学习)。少习也正,其长也必贤;少习也不正,其长难与共为治矣。不幸而然,则将磨(琢磨)之。孰能磨之?择人焉。朝夕相与俱(共处),出入言动相缀接焉。是(代词,这)则可磨之也。主然而是者助之,主然而违者替(替换)之,不释(想不通)则极论(极力讨论清楚)之。勉(嘉勉、鼓励)焉。除(解除)其蔽欲(蒙蔽邪欲)而接之以道,不见邪者而变焉,其志素定(确立)矣,然后可与共为治。其为大体(大略、大局),不亦艰且勤欤?然于习之也,有渐矣,古之所以为治者,岂异焉?此众官不有任也,岂必人之不材也?朝夕未尝相与居也,出入言动未尝相缀接也,是焉而不能助,违焉而不能替,不释而莫之极论也。其蔽欲日益固(牢固),其为道日益拙(退步),所见寺人(太监)女妇(宫妇)邪者也。其志素定矣未也?其可共为治乎?其为大体,不亦怠(荒怠)且忽(疏忽)欤?

噫!宰相虽尊也,然其见也有间(疏漏之处)矣。置(安排)斯职也,不慎欤!使职此者不尽(没尽职责)也,而寺人女妇得其心,其谁曰可也?噫!左右侍从之官,其非所谓常伯(周朝官名,跟随皇帝左右的高级官员)、侍郎(即尚书郎。官名,汉武帝时设置,为常侍皇帝左右的近臣;初任时称郎中,满三年时称侍郎)、给事(职官名。秦、汉时,无论何等官职,若加上给事中之衔称,即可出入宫庭,常侍帝王左右。)、谏议(职官名。掌侍从规谏与议论之职。)、司谏(官名。掌理纠正万民的事。宋时置左右司谏,掌理谏诤的事)、正言(正确之理)欤!

【心得体会】

曾巩出自欧阳修门下,完全接受了欧阳修先道而后文的古文创作主张,而且比欧阳修更着重于道。因此,曾巩的散文在八大家中是情致和文采都较少的一家。但曾文长于议论,他的政论文,语言质朴,立论精辟,说理曲折尽意,纡徐委备,近似欧阳修。所以他有许多著述,是论及君国大政、治世良策的,本篇即是其中之一。

此篇选自《元丰类稿》,提出君之好恶,是国家治乱的根本,而君之所习是君之好恶形成的关键,因而也就成了国家治乱的本源了;并以“君之所习”为中心,提出改变君王不合宜之习,使其自然归正之法;并推论其习之所以形成的道理,明晰详实,很具说服力。

一开篇,就揭示出君主之习关乎国家之治乱,极端重要!立论极高,观点明确。接着正反两面,立据剖析,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必须对他施加外力的影响,使之由不正复归于正。方法就是“择人焉”;对于“少习也不正”的君王,要选择正直之士朝夕相处、寸步不离;时时辅佐相助、刻刻导正偏颇;想不通时,要费心说清;替他解除蒙蔽邪欲,使他不受邪恶的干扰而逐渐改变他的“不正之习”,确立治理国家的大志,然后才能君臣一心使天下大治。末段更是强调,不止宰相,就是侍从言官,这些人经常在君王左右,对于君主的一切作为,也负有重要的责任,所以这些人都得遴选奉公守法、尽职尽责的正人君子才恰当。

我想曾巩的这个观点,是由那春秋时代的一段史实而来。当孟母发现儿子受到了不良环境的影响,为了给儿子寻找一个好的生活、学习环境,孟母开始了漫长的迁居,最后才把家搬到了邹城的学宫附近,房子虽然破旧,但是附近常常有读书人来往,他们高雅的气韵,从容的风范,优雅的举止使附近居民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是初解人事的孩子们,常群集在大树底下,演练学宫中揖让進退的礼仪,有模有样,一片庄严肃穆,使得远远察看的孟母内心大为高兴,于是孟母带着儿子安心的定居下来,在历史上留下“孟母三迁”的美谈。这与曾巩认为要使人君走正、做正,就得以君王生活起居所涉及的四周往来人士为重心,安排正直贤达之人,任用负责尽职之臣,与之紧密接触而达潜移默化之功的道理是一样的!您认为呢?

【作者】

曾巩(西元1019-1083),字子固,宋建昌南丰(今江西)人。進士,历仕各州,有治绩,神宗朝拜中书舍人,死谥文定。他是欧阳修弟子,为文本原六经,风格雄浑,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着有《元丰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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