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1年05月30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脚步的加快，因为对生活的追求、对利益的追求、对精神的追求，使得人们已经疲于奔命，以至于身心俱乏，心中万分焦虑。此时，请停下您手上的工作，静静聆听着宇宙的清音，与我一同领略中华神传音乐的魅力。
音乐在中华五千年漫长的历史進程中，展现了极其辉煌灿烂的一页，源远流长。正如孔子所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在儒家的传统意识中，礼乐是相互联系的，所谓“礼崩乐坏”，礼与乐，彼此之间有着制约作用，甚至从一首音乐中可以感受到一个人文化修养的高低。这就是古人所谓的“郑卫淫声”，指那些轻靡淫逸的音乐，有违清雅的正道，很难被正人君子接受。
《后汉书・宋弘传》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宋弘推荐沛国的桓谭给光武帝，此后光武帝每次宴会，总是叫桓谭弹琴，因为他很喜欢郑卫之声，宋弘知道后，心中便不高兴，后悔当时推荐了桓谭，于是便对桓谭说：“進郑声以乱雅颂，非忠正者也！”由此可知，轻靡淫逸的音乐在古人心中是多么的丑恶，孔子也曾言及“郑声淫”，“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古诗中也有“古风失中和，衰代因郑卫”的句子，足有警示意义。古人十分重视对音乐的培养，据我所知，在周朝时，政府部门便设立音乐机构，由“大司乐”主管。主要教授乐德、乐语、乐舞。所谓乐德，就是“中和、祗庸、孝友”等伦理道德观念；乐语就是“兴道、讽诵、言语”等礼教行为规范；乐舞则包括大舞、小舞等音乐理论、音乐诗篇的唱诵、舞蹈以及六代乐舞的表演。好的音乐对人有着教化和引导作用，使人心中产生共鸣，体现出慈悲和善的心态，《论语》中，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礼记・乐记》中说：“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南北朝时，陈后主陈叔宝，穷奢极欲，沉湎声色，隋兵“窥而呼之，后主不应。欲下石，乃闻叫声。以绳引之，惊其太重，及出，乃与张贵妃、孔贵人三人同乘而上。”成为千古笑料，他的《玉树后庭花》也成了亡国的代名词。杜牧《泊秦淮》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道出了亡国之恨。对于真正的雅乐、正声，古人认为人的心理处于虚、静的状态，不受外界干扰，才能认识世界。苏轼的诗“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孔子认为，音乐须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传说中萧史、弄玉的故事，使得音乐增添了许多神话色彩，更流传着“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等美妙、动人的佳句。音乐的美好，使得伯牙、子期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
传说，商末师延为纣王作曲，纣王听而倦，武王伐纣时，师延抢琴东走，投濮水而死。自此，水中常有音乐声靡靡传出。如今的社会，世风日下，靡靡之音日盛，在强烈的欲望与执着的驱使下，在一种不成熟便过早的進入了艺术商业化的情况下，这种过度的商业化使我们的民族迅速地丧失了气质和修养。生活上奢靡腐败，精神上萎靡不振，比起纣王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对音乐的追求也十分下流不堪。所谓的KTV或卡拉OK，不是“摇滚”“爵士”，就是“革命”“红歌”和一些情色之音。“摇滚”“的士”，足以令人疯狂，手舞足蹈，成为了充满魔性的音乐。国外有许多学者都认为：“摇滚”“的士高”音乐极不利于人的健康，长期听的人，容易患心脏、神经方面的疾病，长期“蹦迪”的人，容易患五脏下垂，甚至不孕症。“革命”音乐，更是异常残暴、血腥，歌词中非“杀”即“斗”，充满了杀戮之气，严重损害人的心理、身体健康。靡靡之音则更是害人，与亡国之音如出一辙。现在有很多心理学家，提倡音乐疗法，建议人们听一些高雅、悠扬的古典音乐，来治疗心源性疾病，其实，是很有道理的。
假如说，人的精神是一部机器的话，那么音乐便是供给机器发动的原料。在从改革开放到现在的近40年里，人们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之后，在身心还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商业化的倾入，使得精神上原有的那一丝松懈又顿时紧绷起来。40年来人们依赖于物质生活的享受，沉湎于靡靡之音，郑卫淫声流于网络、市井，遍布海内。如果说40年的变化很大，那么它完全可以承载一部历史。如果说音乐可以记录历史，那么40年的发展便谈不上進步，而是一种危机，它是一种文化的危机，更是一个国家从繁荣走向衰落，甚至灭亡的先兆。
我不知道商殷的末日、后主的沉沦、南唐的衰落是否会在今天重演，但历史发展到这一步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到了这一步，用孔子的一句话最能表述：“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一个人没有仁爱之心，遵守礼仪有什么用？一个人没有仁爱之心，有了音乐又有什么用？我想，这里的人便应上升到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