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4年01月10日】
当我回顾去年时，我觉得，在我的修炼道路上，在我做正法工作时，我是摇摆着走过来的，有时我做得好，有时我做得不好。这都直接与我对法的理解和与我自身的修炼提高有关。
例如，当我花很少时间去学法时，那么我谈起迫害和真象来，总是苍白无力，不能打动人。而当我读法读得很多时，我的几句话语就可以命中要害，因为我总能马上找到我该说的。
尽管大家早就知道这一点，但是每次我们还是会惊喜地发现，的确是这样。有时我有些机械地做着证实法的事，就像在做一件常人的工作，也不能起到证实法的作用。在与别的同修相处中，有时也这样。
例如，有一次在欧洲议会，我和一位修炼者去约见一些议员。当我们见到一位官员时，这位修炼者就开始迫不及待地说起我们此行的目的。他说得很多、很快，也没有停顿，我能看出，那位官员有自己被强迫着听的感觉。我们完全没有注意到他时间很少、我们已经打扰了他。我看到，我们的好的动机在讲真象中几乎达到了相反的效果，那个官员甚至开始产生怀疑。这使我很不安，于是我也对这位同修失去了容忍，在心里抱怨他。当我们离开时，我们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
不久我又遇到一次类似的情况，我和一位同修去找一个官员，那位官员开门见山地说他时间不多。然而我又发现，这个好心的同修讲得太多，因为那位官员又失去了耐心，于是我又不安起来，因为我担心，我们因为说得太多给他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
可是，当我再细听这位同修讲话，我发现，他讲这么多是很好的。和上次不一样的是，这次我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我越来越能宽容这位同修的讲真象的方式。我不时地用我的方式插几句话，提醒同修，这位官员的时间不多，但我内心对同修是满怀宽容的。我们的谈话进行得越来越好，那位官员也越来越愿意和我们谈话。我们和他谈迫害谈了很长时间，比我们原先计划的时间长了两倍。
这次经历使我明白了，宽容可以创造一个符合大法的能量场。所以那位官员尽管时间不多，但还是对我们的谈话越来越宽容。只是在谈话后我意识到，这两次谈话在刚一开始时是多么的相像，而通过对同修的宽容，谈话的结果也发生了变化。就像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中说的：“当一个神提出来一个办法的时候，他们不是急于去否定，不是急于去表达自己的、认为自己的办法好，他们是去看另外的神所提出的办法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而且呢，哪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地默默地给予补充，使它更圆满。”
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这几句话的含义，而在这之前，在几次的大法工作中，我经历了同修之间互相批评抱怨的事情。通过批评别人，在大法工作中我把自己障碍住了，而且这又使我削弱了自己的创造性，现在我认识到，这恰恰是放大我自己宽容心的时候了。当我认识到这一点后，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
对我而言，修炼者所带的这个和谐的场不是一个表面形式，或者一个外在的事物。我认为他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在正法中应该负有责任的那些人。我相信，当我们和谐了，民众对法轮功的兴趣也会增加。更准确地说：我们和谐了，旧势力就失去了捣乱的空间，它们也无法继续阻止人们来了解迫害的真相。
就像我开始所说的：当我学法、修好自己时，我就能更好地讲清真象。当许多修炼者修好自己、彼此和谐了，就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好的影响。最近我从同修的交流中得知，突然间，很多不同的人和组织访问几个同修做的网页。我想，这是因为修炼者正的场把很多障碍清除了，所以使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大法。
在一次信息日活动中，我发报纸。有时我变得有些麻木，或者当我的报纸发得好时，我生出了欢喜心。每当这时我发现要报纸的人马上就少了。于是我向内找，发现并去掉这种状态时，要报纸的人立即又多起来了。由此我看到，正确的心态对大法工作多重要啊！调整好心态对大法工作的影响又是如此的立竿见影。我觉得，我们的心决定了常人是否能正确地理解大法。事实上，所有的事情都在另外的层面上发生，只是从表面上看，好像结果仅仅依赖于我们工作的数量。例如当我们发了几千封信时，我相信，只有当我们心态纯正时，这些信才会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在我眼里，这心态又和宽容紧密相关。
师父在经文《何为忍》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我想不仅指自己的心性，也指整体的心性。另外师父在经文《无漏》中说：“忍中有舍。”我理解，人有时应该放弃自己的立足点和观点，来倾听别的同修的意见。就像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中说：“用不用你的意见，用不用你的办法这并不重要。如果别人的办法达到的效果是相同的，你并没有去执著你自己，相反地，你同意了别人，……神可都会看见：你看看，他没有执著的心，他能够这么大度、宽容。……但是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
每次我倾听别人时，我总会获益匪浅。师父在经文《金刚》中说：“其实对于大法的干扰，多来自我们内部……” 我相信，宽容将会赶走这些干扰和弱点。
（德国2004年新年法会发言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