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9年09月04日】
姐姐Helen（右）和妹妹Jane（左）
“警察曾跟我说，如果这的监狱关不下会把你们关到新疆的大沙漠里去，现在沙漠里的监狱在扩建，在沙漠里你多少天都走不出来。即使逃出了监狱，你也逃不出沙漠，必定死在沙漠里。你在哪死的，你怎么死的，你经历了什么，是永远不会有人知道的。”—— Helen（姐姐）
“记得逃亡马来西亚前，我跟父亲见面对他说，我们要出国了，等着我们回来。”Jane回忆道。“我爸爸那时87岁，患有老年性痴呆，早已认不出我，但是却说出一句：‘到那再也没人抓你了’。我现在还对这句话有深刻的印象。”——Jane（妹妹）
序言
北京西城区，是中国的权力核心区域，是中南海所在地，是世界聚焦的地方，也是一对姐妹心心念念而不能回的故乡。
姐姐本是北京著名大学教工，妹妹本是国家建设部工程师。她们本有着幸福的家庭却亲历文革迫害，目睹六四屠城；她们本过着优越舒适的生活却在二十年中频遭牢狱之灾，期间流离失所十余年，最后被迫在年过花甲之际走上逃亡之路；辗转流离至马来西亚生活却依然面临危险，最终在联合国难民署帮助下远赴千里之外的美国定居。这一切，只是因为她们不愿放弃信仰。
这是一个在黑白颠倒的时代坚守希望的故事。
这是她们的故事。
（一）文革——两代人的苦难
Helen欧和Jane欧出生在一个殷实的传统家庭，父母都是国家干部。除了Jane外，Helen还有一个妹妹，小她两岁。她们的成长环境很简单， 父母都是正直本分、人缘口碑很好的人，亲朋好友之间关系也都非常好。大家其乐融融，没有勾心斗角，致使这对姐妹都很单纯。
但是，她们原本幸福令人羡慕的家在文革十年之间被拆成几地不得团聚。
1968年，Helen的父亲因为搞西方古典音乐被认为推崇“封、资、修”的东西，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等罪名，被挂上牌子戴上高帽子押上台批斗示众，后来被强制洗脑并进行所谓的劳动改造。在这期间，Helen家中多次被抄。
1969年的一天，家里来一帮人押着父亲不由分说，强制搬家，搬到一个一居室的小套间。之后大妹妹16岁也被发配去了东北中苏边境上的建设兵团，家里只剩下小妹一人。Helen讲述，“现在还记得她帮母亲煮饭洗菜够不着水笼头，需站在小凳子上的情景，小小年纪总是一人在漆黑无照明的楼道里进出的恐怖。”
Helen的大妹妹在黑龙江建设兵团被迫进行超强体力劳动，同时又因为出身受到歧视。 “她因为父亲是反动派及我家有海外关系而被视为异类，全团只有她没被评为兵团战士名称，这对尚未成年不谙世事又性格好强的她来说压力山大，精神受很大刺激。”19岁时大妹妹患了不治之症，病危之际回北京接受治疗，“大夫说她能活过来是奇迹”。
Helen的一个姑姑因为当年与其夫去了台湾，即使中共建政后一直没有再联系，Helen一家也被认为有海外关系，“不仅父母那代人因此受迫害，我们这一代也从小背着政治不可靠的包袱被歧视。尽管我们当时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姑姑。”
年少时的经历或许预示了她们日后坎坷的人生。在中年时，她们在京城见证了一场震惊中外的血腥镇压——六四。
（二）见证六四
“记得不久前在教授办公室的墙上看到了那张著名的六四‘坦克人’照片。教授说，每每看到这张照片时，人们关注的似乎都是那位勇敢的只身站在坦克前的学生，但他更想知道驾驶坦克的士兵当时的心理活动是怎样的。”我对Helen说。她听后，先是沉默不语，半晌后说：“我也同样有兴趣知道驾驶人的心情。按照我的理解，他应该是有良心的。当年许多年轻士兵都被学生讲的真相打动了，只是军命不可违而已。 ”
“学生那时真的做到心平气和讲真相。拦住过往军车，到火车站登上列车给军人讲真相。很多农村士兵很年轻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来平动乱。很多军人了解了真相对学生态度很好，学生给他们送水饮料食品。”Helen回忆说。
在某种程度上，Helen和Jane都是六四屠杀的见证人。
Jane的单位里有年轻的同事蹬板车去帮助往医院拉尸体。
“在南礼士路的儿童医院附近，我亲眼看见一个被射杀的男子，他倒在便道的方砖地上，脑袋开了花，脑浆溢出，血沿着方砖的格子流出好几米。 ” 她与先生也都去医院停尸房见过到处尸体的血腥场面，见过刚被打死后被拉过去的尸体。
“6月5号上午，路过复兴医院，当时医院正在盖楼，入口要走一段不过两米宽的过道，印象最深的是那一路的血迹，感觉像是水壶浇出来的。然后好像是临时的木板棚，地上是一滩一滩的血，明显是一个一个的人躺过的地方……边上有几个窗户，有人趴过去看，我去看了一眼，好像几层的架子上，都是死人。那天天色阴沉压抑，加上血浇的恐惧，我没敢再看下去，我先生看了边上的窗口，说里面也都是尸体……” Jane说。
“那些天，长安街近的街区时不时都会有人不知为什么被追进来的士兵射杀，我母亲担心我要穿越长安街危险，那几天都不敢让我去上班了。大家都互相提醒，有兵的路上不要有表情，目不斜视，愤怒或笑都可能招来子弹。”
Helen所任职的大学门前就是外地进京的主要公路，也是军队来去必经之路。她上班坐公交车要穿过东西长安街。 她也见过被打伤满头满脸流着血的骑车人向我们问最近的医院怎么走，也见过被打伤的军人及当地百姓救助流血军人就医，更见过身边的同事当场被中枪打倒的学生溅出的鲜血染红的血衣。Helen说，“我校还有教师出校门劝说学生回校被过路军车打伤了脚，我母亲同事半夜下夜班回家路上中弹死亡。”
那一年的6月3日，Helen家举办晚宴给探亲后即将返台的姑姑送行。 “回来时我推着自行车，孩子坐在后座上。经过六部口路口要过马路，被戒严卫兵狠狠骂了一句，说，你们不要命啦，帯着孩子还敢从这走？并轰我们绕过音乐厅后面去走。当时不理解他干嘛那么凶狠。”Helen回忆道， “到海外后详细看了视频才知道当时那个地方下午已经发生了坦克压死学生的惨案，血流成河。只是我们不知道。”
木樨地是整个六四事件中伤亡最惨重的地方。
Helen回忆， 当时在北京木樨地站满了学生和市民，镇压部队开枪第一拨儿子弹是橡皮子弹，那时大家都没有跑开。后来射出真弹时不断有人流血倒下，人们才意识到政府真对人民下狠手了，群情激愤。即使这样，民众也不退缩，躲到长安街两侧的灌木丛后面。那天到底死了多少人没人知道。
过去30年中，一直有无数的人们不相信六四屠杀真实发生了。 Helen无奈地说：“说六四没开一枪在北京就是大笑话。在外地可能什么也不知道，善良人听到真相也不相信政府会对学生开枪。我们住在很远的地方，睡熟的两岁女儿都被枪声惊醒了吓得直哭，我用手堵住她的双耳才哄着她，你想声音多响。”
“长安街两侧建筑上到处都是枪眼，很久以后才被补好。我们的办公楼也被打穿好几处，当时我就在场。好在我叫回了站在阳台上的同事， 告诉他们部队开过来了有危险，提醒同事们躲开外墙蹲在走廊里，避免了伤亡。部队经过时果然对主楼扫射了很多枪。”
如同许多经历了文革和六四的中国人一样，Helen和Jane对社会与中共政府失去了希望，对未来感到悲观，不知路在何方。
直到1993年夏天，一切都改变了。
（三）初遇法轮功
1993年暑假，Helen好不容易得到了一本、等待了一年的书《中国法轮功》。
“我一看就放不下了，一口气读完，整个过程中无名地流泪，哭啊哭啊，不知哭了多久。当时只有一个很强烈的念头，就是：这正是我要找的，这就是我要的。”几天后Helen和女儿参加了李洪志先生在北京传法后期的一个学习班，开始修炼。
“参加第一个师父讲法班后，我们身体所有的毛病都没了。从此我没有进过医院，给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医药费，几岁的女儿都没吃过药就长大了。我们两家三代人，加起来十几个人都走入了修炼。”
修炼以后的Helen开始主动为社会做事，义务扫院子扫楼道，冬天下雪一条街的雪自己铲；在学校工作，Helen总是遇到考上了大学但付不起学费的学生，她会把自己的钱捐出来。“我平时生活简朴，但是同事都说你捐款挺大方的。这都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功。”
妹妹Jane决定开始修炼也是因折服于法轮功的法理。 “书上讲的话，句句真理，是我一直渴求、冥冥之中思考过并等待的。我感到这本书至高无上，我的生命就在这里。”她说，“我从小就是在党文化斗争哲学教育下长大的，什么阶级敌人，运动七八年搞一次，看的听的影视作品中都是。看到法轮功讲的真善忍，我觉得这是人间最好的东西，要人人都是这样的话，人与人之间什么事情都会变得非常简单。”
Helen和Jane自己修炼的同时，也影响了身边的人。 还在上幼儿园的女儿都知道遇事要忍让。同事朋友看到她们平和宽容与世无争和发自内心的轻松舒畅，也有很多人走入修炼。
Jane的老母亲60岁不到就提前退休，曾多次病危住院、炼了法轮功后也告别了医院，健康地活到现在，年过九十，身体柔软，腿脚灵便，精力充沛。不少人因为看到她的健康奇迹而走入大法修炼。即使在后来黑暗的日子里，经她讲真相的警察、国保、六一零人员，甚至政法领导机构人员都不得不佩服法轮功的神奇，相信她讲的，没有人告发她。
在她们居住的小区，由于修炼法轮功的人越来越多，炼功点也由一个发展成了好几个，隔一条马路就有不同的炼功点。
小公园里的炼功点更是每天从早到晚，不同时段都有义务辅导员提录音机值班，方便大家炼功学法，同时免费教功。 炼功点从3、4个人开始一直到最后分出去好几个点，每个点都得有好几十个人。“周末集体洪法的时候，都是几百人上千人的点，非常壮观，成了北京一景。”
Helen姐妹和周围的人都实践着李洪志师父讲的按照真善忍修炼就可以达到身心健康，“我们全家都受益无穷，精神状态也都非常好，工作也有劲了，走在路上都想唱歌，就是那种兴奋的感觉，觉得人生太有意义了，以前的一切烦恼都不存在了。”
在开始修炼法轮功后，Helen姐妹遇到了许多神奇的故事。
Helen姐妹在炼法轮功第5套功法打坐
1995年，Helen家住地刚成立炼功点不久，在她们晨炼时，曾有一个学佛教的路人看到正打坐的法轮功学员每个人都披着红色的袈裟，“她认为这些炼功人都修成佛了，她说见到身上的袈裟是带黄色网格的，认为是住持，就把我叫出来询问这是炼的哪一门派功法，炼了多久修成这样？”
Helen告诉她，法轮功是真正修佛的法门，这些人中少数学了一两年，很多人是一年内的新学员。听后这路人感到很吃惊，因为她从没见过真能修成佛的人，觉的不可思议，说回去要了解一下。
1996年在炼功点，有开天目的路人询问这是炼的什么功，说看见Helen炼功点的上空一片红，非常壮观漂亮。
1998年，Helen家附近的炼功点已有上百人了，有看了天目的法轮功学员跟她说看到许多人身体是通体透明的，还强调说“不是你一个人，是好多人”。点上还有的学员出现不同的功能；还有从来没上过学，一字不识的老太太，两个月就能流利读出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了。
……
无疑，对这对姐妹来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那几年是她们和家人一生中度过的最幸福、最充实的时光。
可是不久之后，风云突变。
（四）镇压突降 层层上访
“其实，从1996年开始，上层就已经有斗争了，如新闻总署不让出版李洪志老师的著作等。从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写真相信，那几年只不过是小规模的。”Helen讲述，1999年4月25日到7月20日之间，政府已经公开出动警察和特工对炼功点不断进行骚扰，甚至有持枪警察出动。
“但我们周围几个点上的学员室外集体炼功都坚持到了7月22号，没有人害怕。之后还有学员坚持户外炼功不断被抓。我的先生是辅导员，早在7·20之前就因为在炼功点派发洪法资料被派出所警察带走非法审讯数小时。”
1999年7月20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江泽民因恐惧法轮功太受群众欢迎，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镇压，利用国家宣传机器，从广播、电台到电视、报纸，反复播报事先编造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等案例，栽赃法轮功、煽动仇恨；与此同时动用军、警、特务等暴力手段镇压。 7月20日凌晨，大陆公安在全国30个省市同时抓捕各地法轮功义务辅导员。
“到1999年7·20政府正式的文件下来就是不许炼了，层层领导都在执行。”Helen说，“他们要求我写不炼功的保证，并说如果不写的话就会被政府抓走。”
Helen周围的人都劝她放弃修炼法轮功。“周围所有人都告诫我，共产党什么都干的出来的，党政府说了，你要是不服从的话那你就成了反党反政府了。”Helen回忆道。“一旦被扣上这个罪名，每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都非常明白会是什么下场。”
“在单位层层领导是要定期汇报的，我们要炼会影响层层领导职工以及周围许多人的仕途和利益。共产党用很多人的利益把你拴住，逼迫你放弃修炼，其实跟文化大革命时搞的连坐是一样。”Jane解释道。
Jane所在的单位隶属于中央机关，她因而成了领导眼中的重点对象。“领导开大会小会都点名，部长亲自管，当时压力特别大。”Jane回忆道，“还记得他们跟我每次谈话都说，你不要像64的学生一样成为冤死鬼。我同事说你是鸡蛋碰石头，你说一句话就没事，你说你不炼了就没事。”
但是，Helen和Jane没有那样做。
“我不想说假话，不想把白的说成黑的。就这么简单。我修炼法轮功受益无穷，在她被谣言抹黑打压的时候，我却不站出来，我不能这样做。”Jane说，“这个功太好了，我们不能不炼啊，身边有那么多人都是得了不治之症，被医院判死刑的，像我自己家人就是，但是炼功后没花一分钱全都好了。”
最后，Helen姐妹决定像中国各地许多法轮功学员一样，向政府请愿、讲真相。给层层领导讲不通，就给政府有关部门写真相信，但是还是没有作用，最后只好上天安门去请愿。Helen说：“记得我被抓的时候，警察跟我说他已经跟踪我半年了，我给谁写的信他们都知道。”
Helen姐妹的努力感动了周围的人，但是最终并没有阻止极权统治下残忍迫害的发生，她们自己也身陷囹圄。
“就是为了做好人，说句真话，法轮功学员走到各级政府，最后走到天安门，但是还是没有制止政府的迫害政策。”Helen说。
（五）劳教迫害，流离失所
在那个黑云压城的时代，Jane被多次非法拘禁，她的罪名是：“扰乱社会秩序”——因为她在天安门说“法轮功是正法”。
在劳教所中，打骂是家常便饭。她被强制洗脑，并被监管人员（吸毒犯和警察等）用多种方式折磨：如剥夺睡觉、洗漱、上厕所等基本权利，强行将双腿捆绑一夜双盘等。
一次被非法关押的时候，Jane因为回答问题时说了一句“李洪志老师是法轮功创始人”而被关进“小号”，身心遭受严重损害，身体虚弱，耳鸣，手腿麻木；全身神经系统被损害，末梢神经损伤，导致出狱后多年仍然看不清听不清，以至于不能独立生活、工作。
和Jane一起被关押的大多都是法轮功学员。一层楼大概9、10个房间，一个里面大概10～12个人，一共100多人。她们大部分都只是因为发了一张法轮功真相传单或光盘而被抓捕。“（这些）在美国大家可以随便地传看，但是在中国要付出失去自由甚至生命的代价。”Jane说。
Jane也目睹了劳教所强制良心犯非法做奴工。“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法轮功学员，大概40多岁。她给我看她的胸卡，上面的照片是刚进劳教所照的，那时头发是黑的，但是进来3个月就白了一半。”
和妹妹一样，Helen也因修炼法轮功被抄家而后抓捕关押。Helen曾因绝食而被强制野蛮灌食多次，几乎因为窒息而失去生命。
“在2000年被抓期间警察曾跟我说，你没有退路，如果你不放弃的话，（中共）政府有的是办法。现在对你还比较客气，但是以后就不好说了，因为他们早就有准备，也不怕你们有多少人。如果这的监狱关不下会把你们关到新疆的大沙漠里去，沙漠里的监狱在扩建。在沙漠里你多少天都走不出来，即使逃出了监狱，你也逃不出沙漠，必定死在沙漠里。你在哪死的，怎么死的，经历了什么，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你只要不放弃，只要不按照共产党说的话做，就是失踪的下场。”Helen回忆说。
多年后，如今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所做的，完全证明了Helen当时所听到的是真实的。
“我现在理解为什么人在劳教所会变成精神病。我第一次去拘留所就觉得，那不是人待的地方，不是好人可以想像的地方，那真的是人间地狱。”Jane说。但是劳教所内的残酷真相，中共是竭尽全力掩盖的。“上级或者外宾来参观劳教所，肯定看到的一切都是提前安排演练好的，没人能够看到真相。”
由于担心可能遇到生命危险，Helen姐妹最终决定走上逃亡之路，离开中国。几经辗转来到了马来西亚。
（六）逃亡海外 重获自由
刚刚踏上马来西亚土地的时刻，Helen至今仍然记得。
“我们一出机场就感觉到空气的清新。一到住地，没进门在走廊里就听到法轮功的广播声，当时眼泪都快出来了，在大陆是不可想像的，知道自己真的是来到了自由之地。”Helen说。
但是，说是到了自由之地，兴奋之情还没过去，就有在美国的朋友告诉她们说，“你们还没有真正安全，不可大意，只有当你们踏上美国本土的那一天，才能算真正安全。”Helen和Jane当时不解，也没有任何去美国的计划。
在马来西亚的几年，她们没有任何休闲娱乐，心中更多惦念的是中国大陆仍然在迫害中坚持的法轮功学员，以及仍在大陆封闭的环境中被谎言欺骗着的同胞。她们夜以继日地为讲真相忙碌着。
“有了自由我们对生活就无所求了。”Helen说，“我们开始加入全球电话平台讲真相营救大陆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向大陆公检法司系统和参与活摘罪行的医疗机构打真相电话，并且带头起诉江泽民等等。”
在马来西亚景点讲真相的过程中，Helen不止一次遇到危险。 “中领馆派出的特务每天都在监控我们。2014年我家的门锁被撬开电脑被偷走，钱财物都没动，基本可以确定是他们干的。”
Helen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举办抗议活动时，不止一次在对面站立的警官中认出有曽经在广场给其讲过法轮功真相的人。“我们身边有法轮功学员在景点被抓捕、被诬告、被判袭警，还有被遣返回中国的。”
Helen自己也在一次向警察讨回被抢走的真相展板的谈判中被威胁要遣返，他们当场打电话叫了警车，好在后来平安无事。
姐姐Helen（前）和妹妹Jane（后）在华盛顿大学图书馆里面
几年后，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帮助下，Helen和Jane终于平安地到达了美国。
“来到美国之后，我才看到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就是一个大监狱，百姓根本没有正常生活。”Jane说， “我们从小在国内长大，在中国生活大半辈子，但是出了国才知道人应该有这么多的权利。”Helen说。
（七）文革30年后——三代人的苦难
回首所经历的一切，Helen没想到30年后，经过所谓改革开放，经济渐强的中国，仍然发生着更惨烈的人权迫害。一家承受了被抄家、抓捕、劳教、洗脑，被迫分离的苦难，只因追求做好人，信仰真善忍，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为法轮功师父遭诬陷鸣不平。Helen说。
“这场迫害，每一个法轮功学员家属精神上承受都太大了，我们多年有家不能回，家人已经19年没有一起吃新年团圆饭。”Jane说，但是庆幸的是家人都很支持她们，尤其是父亲。 “父亲经历过文革，虽未修炼法轮功，但对我们坚持修炼从未说过半个不字，只是叮嘱我们注意安全，共产党什么都干得出来。”
但是，不曾想到的是，父亲成为了Helen姐妹永生的遗憾——因为这场迫害，父亲去世前，Helen姐妹都没能再与老人见上最后一面。
Helen说：“当时大家同意我们离家出走是因为害怕我们再被抓，老人们都受不了。全家人都知道我们没错，也不可能放弃信仰。”
Jane说：“这么多年来，家里的各种节假日家庭聚会，父亲都不参加，他说除非我们回去，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回去。”“当父母老了需要女儿的时候，我们却不能在身边尽孝。”
“记得逃亡马来西亚前，我跟父亲说，我们要出国了，等着我们回来。”“我爸爸那时87岁，患有老年性痴呆，早已认不出我，但是却说出一句：‘到那再也没人抓你了’。”Jane说着流下了眼泪，她现在还对这句话有深刻的印象。
Helen姐妹的父亲一直在等待着迫害停止的那一天，等待着女儿们能回家阖家团聚的那一天，可是，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12年过去了，她们离家出走时，老人已82岁，直到他去年94岁高龄弥留之际，最终还是没有等到亲人。
Helen的女儿从初中开始，也历经着家人被迫害，很早就开始独立生活的悲凉。
“女儿在手机开机画面上写下‘自己要坚强’的字句。她也不怕警察，当恶警去抄家时，她敢质问他们；当爸爸被抓走后，她敢跑去派出所和‘610’要求放人；爸爸被劳教期间她一直去探视。我们在马来西亚时她也有来看我们。”Helen说。
Jane在女儿9岁时就流离失所，女儿一直跟父亲长大。 2008年奥运会前，中共大批抓捕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宗教信仰人士，Jane因为想为女儿过17岁生日所以决定回北京的家中。结果就是那天，警察把Jane抓走，那时女儿还没放学回家。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17岁，对女儿刺激特别大，现在在国外看到正常家庭的生活，再想起女儿，觉得她承受太多了，我特别愧对她，可我至今没办法给她一个正常的家庭”Jane说：“没有办法去弥补。”
像Helen和Jane的女儿一样的孩子还有太多，他们原本有温暖的家庭，有父母的关爱照顾，但共产党的迫害使他们不但失去正常的家庭环境，也给他们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他们在忍受着同龄人不该承受的痛苦的同时，还不得不生活在严重歧视和压力的环境中。
孩子们的父母追求真善忍无罪，孩子们更无辜。
Helen说，“我们为了坚持做好人，失去了一切，在国内几十年为之奋斗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到国外更是什么都没有，甚至想跟家人见面的机会都很难。”
“一个原本可以拥有四世同堂幸福生活的令人羡慕的大家庭，却因迫害一家人天各一方，不知何时再能重聚。”Jane说。
“我家现在就是相互祝愿平安即可，早已不敢奢望更多。”Helen说。
能到海外，Helen姐妹终究是幸运的。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持续20年，至今在中国大陆还有无数法轮功学员仍然被非法关押、酷刑折磨，甚至被活摘器官，失去生命。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恶终有报。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良知都应是人类最高的行为准则。
对那些仍然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Helen说：“枪口抬高一寸，其实只要有良心，不难做到。在我们走过来的一路，各种环境中的警察的态度都不同，在职权范围内放人一码的事到处都有。真的人做事时都是自己善恶的选择。”
后记—— 笔者注
本文讲述的只是Helen和Jane女士故事的一小部分。她们最让我敬佩的，是经历了这么多本不应该承受的苦难后，回忆自己的故事时仍能云淡风轻地叙述，丝毫没有对任何人的怨恨。那种令人难以想像的平和，是一种境界，让我想起了不久前看过的，由美国广播电视界最高荣誉“皮博迪奖”得主执导、入围2019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候选名单的《求救信》电影的主人公孙毅。
她们的故事不是我听到的第一个关于迫害的故事，也不是我听到的最难以忘怀的故事，但却是中国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家庭的典型的缩影，是20年来，无数因信仰受迫害的平凡法轮功学员不平凡故事中的江河一粟。
她们的故事鼓舞着我，更让我知道在这样一个黑白颠倒、指鹿为马的奥威尔时代，无数像她们一样的人还在坚守着良知与善念——他们如同黑暗中的灯塔、黎明前的曙光，给人以勇气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