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24年07月12日】
悠悠五千年，神州大地上演了一台台历史大戏，大幕拉开，是以儒释道为文明底色的大背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既是演员也是观众，演者身临其境，观者惊心动魄。千百年来，人们都迷在了这精彩纷呈的剧情之中，完全忘记了这都是创世主为了奠定人类社会的文化而苦心的安排，好让末后世人能听懂得救的大法而为之。
汉末之时，群雄相争，风云变幻中，魏蜀吴鼎足而立，各路英雄同台亮相，共同上演了“义”字的文化内涵。随着魏武病亡，白帝托孤，卧龙星落，三国剧情缓缓落下帷幕。下一个朝代的演员们排练已毕，故有司马氏谋取帝位，挥鞭伐吴，天下又归于一统。
只可惜太康之治如昙花一现，中原大地硝烟再起，司马八王同室操戈，天下大乱，晋朝国力迅速衰落，“五胡”得以入主中原，同台唱戏。当时，出现了慧远、鸠摩罗什、觉贤三藏等不少高僧大德弘扬佛教法理，加之少数民族多信佛教，在与汉人杂居期间，佛教进一步在中原大地传播。于此同时，道家之神也在为道法的传播奠定基础，三国两晋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修真大道，他们或入朝为官，或游戏人间，留下大量神迹，道家学说也越来越得到士大夫阶层的重视。
而葛洪便降生在这一时期。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人（今江苏句容），出生于晋太康四年（283），卒于兴宁元年（363年），终年八十一岁。因邦人称其为“抱朴之士”故以自号，抱朴一词语出《道德经》“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之句。这揭示了他与道家深厚的渊源。
历史选择让葛洪来阐明修道之正理，并以烧炼金丹得仙的神迹向世人展示仙家秘术之玄妙。同时，他还帮助世人医治顽疾，留下药学经典；大隐于朝，实践为官之标准；针砭时弊，撰写治国安邦之策，传承中华正统文化之儒、医、道之深邃内涵。
生逢乱世 刻苦求学
在中国的历史上，两晋时期是一个战乱频发的年代。在经历了短短十年的太康之治后，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衣冠南渡……战火和丧乱笼罩在中原大地久久不能散去。晋武帝太康四年（283），葛洪就出生于这样一个即将陷入混乱时代的士族家庭。
他的先祖葛浦庐是辅佐汉光武帝刘秀的大将，因战功被封为下邳僮县侯。葛洪的祖父葛系，博学多才，无所不涉，为东吴大臣，封寿县侯。他的父亲葛悌以孝顺友爱而闻名，在吴国时历任五官郎、中护军、会稽太守等职，在他治理下社会出现了“德化尤异，恩洽刑清，野有颂声，路无奸迹”（《抱朴子外篇》）的大治之景象。晋灭吴后，任肥乡令、邵陵太守。
葛洪的出身无疑是显赫的，但这样的家族却没有给葛洪带来长久的庇护，在十三岁那年，父亲去世，夙失庭讯，家道中落，葛洪只得亲自操持农活。又累遭战火，祖辈们遗留下来的典籍也荡然无存。
葛洪是父亲第三个儿子，幼时被父母娇养，而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却没有使他一蹶不振，葛洪利用农樵之暇，背著书箱不远千里寻师请教。没钱买纸笔，就砍柴卖钱。没有好的学习环境，就在菜园里学习，拿柴火当笔。偶尔得到一张纸，便会在上面反反复复的书写练习，字多到没人能看懂他写的东西。“益破功日伐薪卖之，以给纸笔，就营田处，以柴火书写。坐此之故，不得早涉文艺。常乏纸，每所写，反复有字，人尠能读也。”（《抱朴子外篇》）葛洪天资聪慧，加之又刻苦学习，不久便在乡里以儒学知名。
师承道家 继承绝学
葛洪勤学好问，根基非凡，他自小对道家的学问也很感兴趣，“余少好方术，负步请问，不惮险远。每有异闻，则以为喜。虽见毁笑，不以为戚。”（《抱朴子内篇》），“故权贵之家，虽咫尺弗从也；知道之士，虽艰远必造也。”（《晋书》）葛洪求道的心异常坚定，不畏路途险远。
或许是机缘已成，在寻师访道的过程中，十六岁时葛洪便拜入了郑隐门下。郑隐是位学识渊博的高人，他不但是儒学大家，精通天文地理等各种学问，还掌握着道家的修炼方法“郑君不徒明五经、知仙道而已，兼综九宫三奇、推步天文、河洛纤记、莫不精研。”（《抱朴子内篇》）
葛洪随郑隐修炼，过程中看到了师父许多不同寻常的现象。“郑君时年出八十，先发鬓斑白，数年间又黑，颜色丰悦，能引强弩射百步，步行日数百里，饮酒二斗不醉。每上山，体力轻便，登危越险，年少追之，多所不及。”（《抱朴子内篇》）
神奇的还不止如此，有一次郑君远行遇到大风，又有强盗挡路，同行的人都没有粮食了，郑君就把米给了他们，自己一连五十多天没有吃东西也不觉得饥饿。“郑君尝从豫章还，于掘沟浦中，连值大风。又闻前多劫贼，同侣攀留郑君，以须后伴，人人皆以粮少，郑君推米以恤诸人，己不复食，五十日亦不饥。” （《抱朴子内篇》）
郑隐无所不通，但平时教授学生《礼记》、《尚书》等儒家经典。因道家修炼讲单传，虽然弟子众多，师父也只会挑一个道德高、根基好的弟子传承本门真正修炼的方法。他有五十多个学生，却只把修炼的法门传给了葛洪一人，“然弟子五十余人，唯余见受《金丹之经》及《三皇内文》、《枕中五行记》，其余人乃有不得一观此书之首题者矣。”（《抱朴子内篇》）
值得一提的是，郑隐师从葛玄，这位葛玄是葛洪的堂祖父。葛玄曾入天台赤城山学道，在吴时学道得仙。干宝所著的《搜神记》对他的特异功能也有所记载，“又指虾蟆及诸行虫燕雀之属，使舞，应节如人。冬为客设生瓜枣，夏致冰雪。又以数十钱使人散投井中，玄以一器于井上呼之，钱一一飞从井出。为客设酒，无人传杯，杯自至前，如或不尽，杯不去也。”
那葛玄的师父又是谁呢？史载葛玄师从左元放受《九丹液仙经》。这位左元放正是三国时著名方士左慈。据《后汉书》记载，左慈有奇术，变化万端。有一次，左慈参加曹操的宴请，珍馐基本都备齐了，唯独少了吴国松江的鲈鱼。他就让人在铜盆倒入水，自己则在盆中钓鱼，不一会儿竟然掉得一条鲈鱼，这让在座的宾客都目瞪口呆。
他还有神足通，孙权因听了蛊惑，以为左慈不是正道，就想趁出游之时从背后刺杀他，可孙权骑马都赶不上慢慢行走的左慈。“后出游，谓慈俱行，令慈行于马前，欲自后刺杀之。慈着木屐，持青竹杖，徐徐缓步行，常在马前百步，着鞭策马，操兵器逐之，终不能及。送知其有道，乃止。”（《神仙传》）
左慈道术高深，游戏人间，后传道于葛玄，丹成仙去。这样算来，葛洪应是左慈这一门的第三代传人。
乱世修炼 尸解成仙
太安元年（302年），郑隐料到江南战事将起，便带领其余弟子们归霍山修道炼丹去了。此时葛洪方才二十岁，师父留葛洪在乱世历炼，一边修道，一边著书立说，完成历史使命。第二年，江南果起兵灾，张昌率流民作乱，葛洪便加入军队，因平乱有功被封为伏波将军，后功成身退，为了收集道书，前往洛阳。却因战乱而未能如愿。
此时，他的故人嵇含被任命为广州刺史，嵇含便表请葛洪为参军，于是葛洪便动身前往广州。可嵇含未及成行却为仇人所杀，葛洪就在广州一带继续修炼，这一呆就是十多年的时间。此时各处的任命他全部拒绝。在此期间，葛洪遇到了南海太守鲍玄。鲍玄有着高深的道术，可以推断未来之事。他对葛洪极为赏识，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晋愍帝建兴二年（公元314年），葛洪返回故乡，在此期间，朝廷多次敦请葛洪为官，葛洪皆不就。
到晋元帝司马睿任丞相时，征葛洪为掾，葛洪大隐于朝，继续著书、修炼。
晋成帝咸和二年（公元327年），司徒王导招补州主簿，葛洪转为司徒掾，迁谘议参军。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干宝非常欣赏葛洪的才学，“荐洪才堪国史，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固辞不就。”（《晋书》）
葛洪在五旬之时，以自己年老，想要炼丹求得长生为由，又听说交趾出产炼丹的原料，便请求皇帝为句漏令。起初皇帝不允，后来见他修道之心非常坚定，才答应了他的请求。“以年老，欲练丹以祈遐寿，闻交址出丹，求为句漏令。帝以洪资高，不许。洪曰：‘非欲为荣，以有丹耳。’帝从之。” （《晋书》）
当葛洪率领子侄来到广州时，刺史邓岳知葛洪有道，对他非常尊敬，强留葛洪住下，并上表葛洪为东官太守，葛洪一生为了修道多次辞官，早已放下了对名利的追求，对于邓岳的盛情挽留，葛洪丝毫没有动心。
辞别邓岳后，葛洪来到罗浮山，此后三十年，他一直在那里修道炼丹，著书立说，完成了大量著作。 “其余所著碑诔诗赋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隐逸、集异等传各十卷，又抄《五经》、《史》、《汉》、百家之言、方技杂事三百一十卷，《金匮药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晋书》）
晋哀帝兴宁元年（363）年，葛洪突然写信给邓岳说：我马上就要出发寻找师父了。邓岳看到信后，狼狈前往告别。“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岳至，遂不及见。时年八十一。视其颜色如生，体亦柔软，举尸入棺，甚轻，如空衣，世以为尸解得仙云。”（《晋书》）
葛洪十六岁拜师，修道六十五年，完成了铺垫中华神传文明的历史使命，修炼圆满，终成大道。为了给后人留下修炼成仙的印证，他死亡时显示出了种种异于常人的现象，尸解而去。
著书正人道 创科举源流
葛洪十六岁始从郑隐修道，起初学的是儒家的经典，他有着极强的学习能力，加之学习异常刻苦，“夜辄写书诵习，遂以儒学知名”(《晋书》)二十多岁时葛洪便决定立一家之言，“乃草创子书”《抱朴子外篇》，其书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于儒家的范畴。
儒家讲修齐治平之道，在《抱朴子外篇》中，我们可以系统的看到葛洪小到个人修养、民俗风气，大到政治得失、治国方略的见解。
葛洪非常重视民间的风俗，他发现当时社会上人们越来越不重视礼仪规范，男子越来越放荡，他们“入他堂室，观人妇女”。女性的行为也越来越轻浮，社会上男女之间的乱事纠葛越来越多。他提出应该重视男女有别，在男女关系方面要防微杜渐，恢复圣人制定的严格的行为准则来制止这股淫风的蔓延。
道德的败坏也体现在人们的衣着服饰上面，“俗之服用，俄而屡改。或忽广领而大带，或促身而修袖，或长裾曳地，或短不蔽脚。”，“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财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抱朴子外篇》）
这种社会现象和现代非常类似，衣服流行的款式每年都在变化。有的人裤子上有一个大洞，曰“时尚”，有的女性衣不蔽体，裤子短到大腿根，严重的扰乱着人们的心境，勾起人们的色欲之心，却标榜所谓的“穿衣自由”。对于此，葛洪不愿意追赶潮流，“拙于随俗，其服物变不胜，故不变。”（《抱朴子外篇》）
葛洪认为，民间出现的这种风气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贵族阶层，“然而俗习行惯，皆曰此乃京城上国公子王孙贵人所为也。”（《抱朴子外篇》）他感叹“盖衰乱之所兴，非治世之旧风也”，社会之所以混乱，在于人们放弃了传统的礼法和道德。
晋代士族多崇老、庄，流行清谈。可不少人因为道德的下滑，智慧有限，加之在名利心、胜负心、显示口才等各种心理影响下，有意无意的曲解了老子的道法，许多人以不崇儒家礼仪为风流、高境界，实则放荡无礼，行为乖戾。“诬引老、庄，贵于率任，大行不顾细礼，至人不拘检括，啸傲纵逸，谓之体道”，“世故继有，礼教渐颓，敬让莫崇，傲慢成俗。俦类饮会，或蹲或踞，夏暑之月，露首袒体”。（《抱朴子外篇》）
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王徽之也受到了这种变异理念的影响。王徽之曾任车骑将军桓冲手下的骑兵参军。一次桓冲问他：“你在哪个官署办公？”他回答说：“不知是什么官署，只是时常见到牵马进来，好像是马曹。”桓冲又问：“官府里有多少马？”他回答说：“不问马，怎么知道马的数目？”桓冲又问：“近来马死了多少？”他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
后来，这种饮酒放纵，横绝礼俗的“高格调”逐渐发展成追求感官刺激的纵情享乐。“背礼叛教，托云率任，才不逸伦，强为放达”（《抱朴子外篇》）。有的落拓之徒，甚至会闯入别人的房子，拉扯主人的妻妾以取乐，道德之低下令人震惊。
同时，葛洪还批评了“戏妇之法”（闹洞房），他认为戏弄新娘的风气是一种陋习，应该予以制止。葛洪所说的这种情况，在今天中国仍然流行，只是其闹法更加恶劣、下流，还不时会造成被闹者受伤，甚至出现闹出人命的情况。
对于如何杜绝这种种乱象，葛洪认为应该重视个人的修养，减少欲望，“目之所好，不可从也；耳之所乐，不可顺也；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随也；心之所欲，不可恣也”(《抱朴子外篇》）他认为人应该安贫乐道，清贫辛劳的生活还可以有助于保持高尚的品行，“处嵴则劳，劳则不学清而清至矣”。(《抱朴子外篇》）
葛洪虽然精通儒学，却不拘泥于儒学。他认为“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阐明了儒家和道家的关系。他还主张德刑并重以治国，提出“刑为仁佐”的原则，“莫不贵仁，而无能纯仁以致治也；莫不贱刑，而不能废刑以整民也” (《抱朴子外篇》）。刑法是为了惩治作恶之徒，遏制社会不良风气，让百姓归于“仁”，天下归于治，这和现在中共滥用酷刑恐吓、迫害人民绝不是一回事，和西方国家过度“自由”的环境也不同。
众所周知，太过于“仁”或太过于“严”的法律，都会造成许多社会问题。现在许多法律专家都钻到了条例里研究来研究去，把法律当作是道德的最低要求，其实许多法条的设置却为人们道德堕落大开方便之门。所以法律的制定越来越细，但离治国之正道却越来越远，社会的矛盾越来越激化、复杂，往往新的法条一出，有的人就已经知道如何钻法律的空子了。这主要是法律的设置没有帮助归正民风，归正道德所致。
而在国家的层面，他例举了《吴失》和《汉过》，将前朝的衰落败亡归结为用人不当。葛洪非是照本宣科的腐儒，他主张社会变革，反对一味的贵古贱今，正如他在《抱朴子·省烦》中说“夫三王不相沿乐，五帝不相袭礼，而其移风易俗，安上治民，一也。或革或因，损益怀善……若谓古事终不可变，则棺椁不当代薪埋，衣裳不宜改裸袒矣”，葛洪站在更高的视角看待历史，
过去的人心淳朴，物质条件也简单，往往政策法令简单明了即可，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人心越来越复杂自私，社会也越来越多样化，过去的方式就渐渐的不适应今天的社会了，所以葛洪提出要对先王的一些政策加以重审，主张改革。
魏晋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朝廷选择贤德与有辨才能力的官员担任其本州郡的中正官，由他们负责查访、评定人才的优劣。魏武帝时期，用人以“唯才是举”为原则，不看重门第，一时间朝廷中人才济济。可后来因社会风气的改变加之中正官多为高门子弟担任，这项制度的弊端突显，各士族大家多推选本族之人进入朝廷的重要职位。所谓“唯能知其阀阅，非复辨其贤愚”，发展到后来已演变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尴尬境地，严重影响了政策的实施和对百姓的教化。
世家大族因此更能把持朝政，东晋还出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为了革除弊端，葛洪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远见的设想，即系统性的考试选拔人才。
首先，为了确保被推选的人员有真才实学，应对被荐举的人才进行全方位的了解其人品和才能，然后对被举荐者进行统一的“试经答策”。对于考试不合格者，推举人和被举荐者都要进行惩罚。对于作弊、贿赂的，要加重处罚力度。
其次，为了保证考试的公平性，朝廷应预先拟定考题，但出题者必须在考前与外界隔离，考生当场做题。而对于考试合格者，也不能马上委以重任，要先委以小官来测试他治事的才能。“尝小仕者，有忠清之效，治事之干，则寸锦足以知巧，刺鼠足以观勇也。” (《抱朴子外篇》）
葛洪提出的考试选才制度相当之成熟，足以改变当时门阀政治的弊病，为后世科举制度的雏形，现代社会仍在沿用，其远见如此，令人感佩。
临危受命 功成身退
葛洪一生笔耕不辍，但他的军事才能却鲜有人提及，据记载他著有《兵法孤虚月时秘要法》、《兵事方伎短杂奇要》等兵书（皆已失传），具备优秀的军事才能。而且葛洪年少时习武，会射箭、刀法、棍法，他的混法甚至可以“入白刃，取大戟”武艺超群。
晋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张昌率流民作乱，其部将石冰攻打扬州，有六个州遭遇战火，已经有人与叛乱者勾结，形势危急。吴兴太守顾秘多次招葛洪助战。葛洪见乡人恐慌，为济救一方百姓的性命，就召募了几百人加入了军队。
一次作战中，葛洪他们的军队打了场胜仗，将士们发现叛军搜刮的珠宝珍玩、钱财布帛堆积如山。各路军队都放任士兵收敛财物。葛洪治军有方，唯有他所统御的士兵没有离开队伍。后来，几百名埋伏的叛军趁机发动了突袭，此时许多士兵们身上背满了财物，见叛军气势汹汹而来顿时没了斗志，四散溃逃而去。此时葛洪率军严阵以待，抵抗住了叛军，并挽救了各路军兵的溃败。
在后来的征战中，葛洪还斩杀了一员叛将，杀死了很多敌人，他也因功授伏波将军。但葛洪并没有居功自傲，而是把赏赐分给了手下和熟人旧友中一些贫者。一时间，他的事迹传为美谈。到晋元帝司马睿任丞相时，葛洪还因这次战功封为关中侯。
值得一提的是，葛洪战斗时念动口诀秘法，可以百战百胜。“又曾受刀楯及单刀、双戟，皆有口诀，以待取人，乃有秘法，其巧入神。若以此道与不晓者对，便可以当全独胜。”（《抱朴子外篇》）但对此，葛洪却视为末流小技，不能与修炼成仙的大道相比，叛乱平息后，葛洪也没有留恋功名，而是投戈卸甲，往洛阳收集奇书去了。
精医术 济世人
在古代，许多修道之人都精于医术，如陶弘景、孙思邈、王冰、朱丹溪等等。对于此，葛洪告诉人们：“是故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葛洪亦是如此，在修道的初期，也曾兼修医术。
葛洪怀仁爱之心，扶危济急，常常为人治病，有时药资分文不收。他说：“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抱朴子内篇》）
可是以一人之力难救天下百姓之疾苦，葛洪便着《肘后备急方》，将简单有效、容易获取的药方汇编成册，传于世人，让百姓不用四处寻医问药，按方自医便可。“余今采其要约以为《肘后救卒》三卷，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兼之以灸，灸但言其分寸，不名孔穴。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或不出乎垣篱之内，顾眄可具。”（《肘后备急方》）乃大功一件。
现今的中国，传统中医式微，人们只继承了古代的药方，却没有继承传统的医道，不修道就不会真正理解中医更深的内涵， 对中医的精华部分自然是批判大于肯定，更加不愿承认中医治病的一些不可思议的方法和事迹。但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无疑为后世了解中医的发达程度开了一扇大门。
该书对许多传染性疾病如肺结核、麻风和尸注等有了相当的认识，对于天花的危险性和传染性的描述更是世界上最早的记载。
书中还记载了狂犬病的治疗方法，“仍杀所咬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这种把疯狗的脑子涂在伤口上的办法与近代巴斯德的狂犬病疫苗大体相近，不少人在佩服葛洪的药物学水平之高的同时，对古人在科技如此不发达的时代是如何发明这些治疗方法的过程产生了深深的困惑。
另外，葛洪对恙虫病、疥虫病这类的寄生虫所导致的病症，也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最准确的记录。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她因青蒿素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其科研灵感便是源自《肘后备急方》所记载的治疗疟疾的方法，“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足可见此书之效用。
葛洪还着有《金匮药方》一百卷，书中对许多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习性、主要产地、入药部份及治病作用等，均作了详细的记载和说明，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方剂和经验。
仙家学说 指点后人
葛洪一生除修道外，还用了大量时间写作，特别是在罗浮山修道炼丹的时期。“在山积年，优游养闲，著述不辍”（《晋书》）葛洪虽然著作等身，可惜的是流传下来就只有《神仙传》、《抱朴子》、《肘后备急方》等几本而已。
其中《神仙传》、《抱朴子内篇》言神仙、修炼之事，影响了古今许多修道之士。南朝陶弘景十岁时看了《神仙传》后，便有修仙学道的志气。他“善辟谷导引之法，自隐处四十许年，年逾八十而有壮容。”死时“屈申如常，香气累日，氛氲满山。” （《南史》）陶弘景死后，身体和活着一样，而且不知道哪里来的香气一连几日不绝，其实已得道成仙。
现代人常常执迷于所看到的东西，谓之眼见为实，所以不相信神的人也大有人在。对此，葛洪认为 “天地之间，无外之大，其中殊奇，岂遽有限”，所以，“不见仙人，不可谓世间无仙人也”。（《抱朴子内篇》）
葛洪举例说，历史上有神仙存在的大量记载，刘向在《列仙传》中就举出了七十余位仙人，刘向学识渊博，思理清澄，他的记载是可信的。再有，许多正史都记载了神仙事迹，“而后汉书又载，魏尚能坐在立亡，张楷能兴云起雾。皆良史所记，信而有征。而此术事皆在神仙之部，其非妄作可知矣。”（《抱朴子内篇》）
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因看不见神佛而反对神佛的存在，实在不是一种理性的思维。“虽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毕见焉。虽禀极聪，而有声者不可尽闻焉。”（《抱朴子内篇》）
葛洪告诉后人神仙实有，仙道可学，他介绍了许多丹药的配方和炼制过程。可惜的是，现代人将葛洪的炼制丹药的行为当作是一种失败了的科学尝试，在承认了它的科学性的同时，大加挞伐其迷信与虚妄。
葛洪认为“上古真人愍念将来之可教者，为作方法，委曲欲使其脱死亡之祸耳，可谓至言矣。然而俗人终不肯信，谓为虚文。”（《抱朴子内篇》）老子也说：“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现在许多人不只是大笑了，甚至是破口大骂、举报，口出封建迷信等词，令人无奈。
同时，葛洪还告诫后人，重德是得道长生的基础，“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抱朴子内篇》）历史上相信服食金丹能成仙的人非常多，也有不少达官贵人甚至皇帝都服食过丹药，但不重心性，不重德，只当药吃是没有效果的，葛洪正是将这一天机告知后世修道之人。
历史上有的皇帝服丹药之前让死刑犯试吃，有的要享受完人生，等快死了再吃的，结果怎样一推便知。故而现代人将服丹药而死的皇帝说成重金属中毒，其实是非常片面的。
葛洪认为“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蜩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妒胜己，不佞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抱朴子内篇》）
修道长生者应先成为一个有德之人，多行善事，不做恶事，除去不好的心，如此才会得到上天的赐福。相反，作恶多端之人，司过之神也在记录着他的所作所为，“天地有司过之神，随人所犯轻重，以夺其筭，筭减则人贫耗疾病，屡逢忧患，筭尽则人死，诸应夺筭者，有数百事，不可具论。”（《抱朴子内篇》）
除此之外，葛洪还介绍了“内丹”、“辟谷”等一些修炼方法与现象，还提到了许多道家修炼典籍，丰富了人们对不同修炼法门的认识。
世间万物，有善有恶，有真有假，乃相生相克之理。修炼的方法也是一样，同样有许多假道、邪道在世上流传，葛洪指出有许多人自号高名，或使用小能小术以诓骗世人，为害不小。“曩者有张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或称千岁，假托小术，坐在立亡，变形易貌，诳眩黎庶，纠合羣愚，进不以延年益寿为务，退不以消灾治病为业，遂以招集奸党，称合逆乱，不纯自伏其辜，或至残灭良人，或欺诱百姓，以规财利，钱帛山积，富喻王公，纵肆奢淫，侈服王食，妓妾盈室，管弦成列，刺客死士，为其致用，威倾邦君，势凌有司，亡命通逃，因为窟薮。”（《抱朴子内篇》）
古时求道是非常难的，虽不乏道书，但没有师父口传心授，也是无法修炼的。这也导致许多求道之人常常是“万卷丹书看转愚”。葛洪提到，道家修炼的师父，很少会将大道的主旨公示于众，即便是历史上仙家所写的道书，也不过是教训和告诫的语言。那些真正有用的秘诀，只有师徒间口耳相传，有的写在不过几尺长的白色丝绸上，由师父秘密的藏着。“故后之知道者，于吉、容嵩、桂帛诸家，各着千所篇，然率多教诚之言，不肯善为人开显大向之指归也。其至真之诀，或但口传，或不过寻尺之素，在领带之中，非随师经久，累勤历试者，不能得也。”，“余晚充郑君门人，请见方书，告余曰，要道不过尺素，上足以度世，不用多也。”（《抱朴子内篇》）
想要求得大道，必先找到真正的明师， “嗟乎！将来之学者，虽当以求师为务，亦不可以不详择为急也。陋狭之夫，行浅德薄，功微缘少，不足成人之道，亦无功课以塞人重恩也。深思其趣，勿令徒劳也。”（《抱朴子内篇》）如果而没有明师指导修炼，这一切就如水中捞月，雾里看花。
在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出现了气功热，当时，由李洪志先生所教授的法轮功从一众气功中脱颖而出并迅速传遍整个中国，除了不可思议的祛病健身的效果之外，法轮大法指导人们提高心性同化“真善忍”宇宙特性，将真正的修真大道的主旨公之于众，使广大有志于修炼的人有法可依，是不可多得的修炼功法。
正法修炼会出现许多魔难，因此葛洪告诫后世修道之人，“修至道，诀在于志，不在于富贵也”、“仙者，唯须笃志至信，勤而不怠，能恬能静，便可得之”，“非长生难也，闻道难也；非闻道难也，行之难也；非行之难也，终之难也。”（《抱朴子内篇》）真乃仙家之言也。
结尾
葛洪少时向道，虔诚敬师，博闻强记，夙振宏材，玄天赋命，超然事外。他的一生，著奇书、立军功、定国策、炼金丹，历炼人间六十五年终成大道，尸解而登仙，是人修成神的历史见证，也为迷中世人能听懂创世主的救度之法做了久远的铺垫。
抱朴子，奇哉！伟哉！悠悠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