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24年07月17日】
清代有一名跨越乾隆、嘉庆、道光的三朝重臣，自谓“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他名叫阮元（1764年-1849年），字伯元，号芸台，江苏扬州仪征人。他“博学淹通”，提倡学术自任，在经史、编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着较高的造诣，被后人誉为“一代经师、学界山斗”。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阮元考中进士，由翰林而先后出任浙江、江西、河南巡抚和湖广、两广、云贵总督等职，是清廷非常倚重的封疆大吏。晚年官拜体仁阁大学士，致仕后加官至太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阮元去世，享年八十六岁，获赐谥号“文达”。
清朝人梁恭辰在《劝戒录》中的《昭勇将军》一文中提到这位阮阁老，因为他是自己伯父会试时的主考官。有一年，梁恭辰与父亲暂住扬州三个月，赋闲在家的阮阁老时常过来闲谈，梁恭辰的父亲以师礼待之。梁恭辰得以一睹阁老的容颜风采。他私下里问父亲：“像阮阁老这样福德智慧都很圆满的了不起之人，其祖先不知积了怎样的大德呢？”
梁恭辰的父亲告诉他，在阮阁老所著的《研经室文集》中，记述了他祖父的故事。
阮元的祖父名叫阮玉堂，字琢庵，以武进士出身，起初在皇宫内任侍卫，后来晋升为游击（注：武将官职）在外领兵。乾隆五年（1740年），湖广出现苗民勾结土匪的反叛，乾隆帝命云贵总督兼巡抚张广泗前去勘察。阮玉堂以湖北苗疆九溪营游击的身份，统领九溪、沣州、洞庭、常德四营官兵，随军征讨反叛的苗民。
在征讨期间，阮玉堂身先士卒，每战都取得了胜利。在一次战役中，阮玉堂派出主力在正面佯攻，自己则率奇兵由小道攀藤越岭而入，大获全胜。剩余的八百户反叛者退据南岭，后来因为粮食吃尽而出来投降。张广泗担心其中有诈，不准备接受投降，但阮玉堂却极力为他们辩白，并以自己的身家性命担保，这才保下了这八百户。
之后清军又在进一步清剿中，捕获男女数千人。张广泗想全部杀掉，但阮玉堂却再三劝阻。但无论怎样劝阻，张广泗都不听。不得已，阮玉堂只得恳求道：“壮丁能够执兵器抗拒者，就杀；妇女及男子十六岁以下者，必宜宥免。”意思是能手执兵器抗拒的壮丁，可以将他们处死，妇女以及十六岁的男子，一定要宽恕赦免。这次张广泗同意了。阮玉堂又保全了很多人。
作为武将，阮玉堂本不应该参与地方事务，但《研经室文集》中却记述了这样一件事：九溪有一座北山，方圆数十里，一向是士兵和百姓赖以生活的来源。有户人家，是明朝一个指挥使的后人，属于豪门大族的子孙。他向官府提出诉讼，称北山是其祖传之地，委托官员勘验，这样几乎整座山都被他占有。
阮玉堂听说后，亲自前往省府，在督抚大人面前陈词道：“即便土地真是这个大户人家的，但也是前朝的事情了。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几万人家殡葬、打柴、放牧的地方。如果归于一家，那这几万人家该怎么办呢？”督抚深以为然，于是找了其它办法解决。
阮玉堂后来升为参将，为“昭勇将军”。《清史稿》中说他“从征苗，活降苗数千人，有阴德。”他的子孙因此有大福报，如阮元不仅成为三朝重臣，而且门生故吏遍布天下。
梁恭辰的父亲对他说：“兵戈，是不祥之器；战争，是危险之事。然而一定要化凶为吉，转危为安，才能对国事有所帮助。如果只是靠逞强滥杀无辜来邀功，对国家大局毫无益处。那国家为什么要采用这些举措，天地间又怎么用得着这些人呢？”
古人认为，战争期间，只有仁爱宽恕才最能体现出人性的光辉，上天也会赐福这样的将领。
与阮玉堂积福德给子孙不同的是，张广泗却因杀戮太多而受到惩罚。据清代袁枚在《子不语》“天上四花园”篇中所记载，张广泗因杀降太多，上苍震怒，要把他打入地狱，幸而其生前已遭受国法严惩，“以失误军机律”定罪，被斩立决，所以仍然允许他住在花园中。
还有汉代的飞将军李广因为诱杀已经投降的羌兵八百多人，因此终身不得封侯，最后因贻误战机而自杀。他的孙子李陵，更是因为投降匈奴而被灭族。此外，北宋曹翰杀降太多，死后报应也很重，他转入畜生道投生为猪。曹翰的儿子没能长大成人就死了，他的女儿也沦为娼妓。
如此对比鲜明的例子，不正说明天道昭昭，是恶是善，一切皆有上天衡量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