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5年07月18日】
文革暴行：中共有计划的杀伐
人们对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杀往往有一种错觉，觉得这些大都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由造反运动形成的。杀人者也都是“红卫兵”、“造反派”。但根据中国出版的数千册县志所提供的资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不是红卫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级政府处于瘫痪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斗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级革命委员会”已建立，毛泽东恢复了对国家机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在全国著名大屠杀案件中，滥施暴力、血腥杀伐的大多是政府控制的军队、武装民兵和各级党员骨干。
从下面这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文革中的暴行并非红卫兵、造反派的一时过激行为，而是共产恶党和地方政权的既定决策。文革时期的领导人与各级权力机构对暴政的直接指挥和参与，常常被遮掩起来而不为人知。
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以“遣返”为名，把历次运动中划为地、富、反、坏、右的北京市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村。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当时有三万三千六百九十五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有八万五千一百九十六人被驱逐出城、遣返原籍。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城市蔓延，多达四十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连有地主成份的共产恶党高级干部的父母也未能幸免。实质上，这种遣返行动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真任北京市长时就说过，要把北京居民成份纯净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份不好的市民全部赶出北京。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出“保卫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叶剑英、杨成武和谢富治为首的首都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遣返“成份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红卫兵对超过2%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还得到市、区公安局和街道派出所的大力支持。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曾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拦红卫兵，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情报。红卫兵不过是被当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这些红卫兵也被共产恶党抛弃，不少人被宣布为“联动分子”而入狱。其他的随大批“知识青年”被送到乡下参加劳动、改造思想。当时主持遣返活动的西城红卫兵组织，就是在共产恶党领导人的“亲自关怀”下成立的，他们的通令也是由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修订后发表的。继北京遣返地、富成份的人去农村，农村也掀起了又一轮对地、富成份人群的迫害。
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属的大兴县公安局的局务会上，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其中要点之一是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情报，协助抄家。大兴县的屠杀运动直接来自县公安局的指令。组织杀人行动的是公安局的主任、党委书记。动手杀人，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大多是民兵。
文革中，很多人因在屠杀中“表现好”而得以入党。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在广西一省有九千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有二万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还有与杀人牵连的一万九千多人。单从这一省的统计，就有近五万共产党员参与了杀人事件。
文革中，对“打人”也要進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毛泽东当年讲的这句话在肆虐一时的造反运动中广为流传。既然对阶级敌人的暴力是他们“活该”，那么暴力和杀戮也就广泛传播开去。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县人民武装部的基层民兵屠杀“湘江风雷”组织成员及黑五类。历时六十六天涉及十个区，三十六个公社，四百六十八个大队，二千七百七十八户，共四千五百一十九人。全地区十个县共死九千零九十三人，其中“地富反坏”占38%，地富子女占44%。被杀人中，年级最大的七十八岁，最小的才十天。这仅仅是文革暴行中，一个地区的一个事件。在1968年初“革委会”成立后的清查阶级队伍运动中，内蒙古清查“内人党”制造了三十五万余人被杀的血案。
1968年在广西有数万人参与了对“四・二二”群众团体的武装大屠杀，死人十一万。
由此可见文革中的暴力屠杀首案、大案全是国家机器的行为，是共产恶党领导人纵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残杀百姓。直接指挥和执行这些屠杀的凶手多是军队、员警、武装民兵和党团骨干。如果说，土改是为了土地而依靠农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为了资产而依靠工人打资本家，反右是为了让知识份子缄口，那么文化革命中这种你斗我，我斗你，并无哪个阶级是可依靠的，即便你是共产恶党依靠过的工人农民，只要观点不一致，就可以杀你。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就是为了造就共产恶党一教统天下的大势。不光统治国家，还要统治每一个人的思想。文化革命使共产恶党、毛泽东的“造神”运动登峰造极。一定要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万人脑中。空前绝后的是文化大革命不规定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而是“什么可以做，要怎样去做，而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能做、不能想”。文革中，全国人民实行着宗教崇拜一样的“早请示，晚汇报”，每天数次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早晚两次政治祷告。认字的人几乎人人写过自我批评和思想汇报。言必称语录，“狠斗私字一闪念”，“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文革中只允许崇拜一位“神”，只诵读一本“经”--毛主席语录，進而到不背语录、不敬祝就无法在食堂买饭。买东西、坐汽车、打电话也要背一句毫不相干的语录。人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或狂热兴奋，或麻木不仁，已经完全被罩在共产恶党的邪灵之下。制造谎言、容忍谎言、依靠谎言业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方式。可见，中共邪灵在文革中给中国和中国人带来的是怎样的灾难。
关于文革中反政治迫害运动的意义，早期造反派的出现和后来夺权派的崛起，都具有反政治迫害的意义。尽管上述参与者在進行这些斗争时高呼着忠于毛的口号，但他们的实际行动却在削弱中共统治秩序和冲击中共政治制度的实质。毛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实行党内政治清洗固然就得付出削弱中共统治机器的代价，但他是要以重握绝对权力为补偿。民众的这些行动在客观上的确为毛的政治清洗开路，但却以取得那些“削弱”和“冲击”为收获。尽管他们在主观意识上或许尚未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历史已经证明毛并没有得到他的补偿，民众却得到了他们的收获。文革前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何等威仪神圣。哪怕是一个小工厂、一个税务所的党支部书记都是党的化身，是绝对正确的。对他们有任何反抗言行都可上纲为“反党”，更遑论那些省市委的高级干部了。然而，文化革命竟破天荒的把他们推上了受批判的地位。反对某个党员干部不算“反党”，反对毛和毛的中央才算“反党”，这是文化革命的成果。1957年多少万人就仅仅是因为向单位领导提了点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受尽惩罚并祸及妻儿。10年之后，民众可以当面直斥共产恶党领导干部的种种劣行，只要他们是打着忠于毛的旗号就可以无后顾之忧。
毛虽然得以完成了党内的政治清洗，但是中共权威整体性的式微正由此而始。当毛清醒过来，明白这代价实在太大，大到要危及他的统治基础时，开始对民众的“越轨”行为发出指责。指责的最严厉句式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这就是说，毛已洞悉，相当数量民众的行为只是以忠于毛主席为幌子，而干着反对中共政权的事情，起码客观上是这样。在不断发出的指责没有获得预计的成效时，毛1968年秋天开始了对民众实行压制的措施。而当地方各级，各单位的党组织在１９６９年后得以重建，大多数领导干部得以官复原职时，在毛的默许乃至规划下，他们向冲击过中共政权的民众進行了反复的清算、凶猛的报复。从１９６９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到１９７０年的“一打三反”，再到１９７１年的“清查五一六”，進行过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民众终究因他们的一度“越轨”付出了惨重的乃至鲜血的代价。不过，文革时期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运动至少表明：民众对民主的渴望并不缺乏，至少在适当的时机将得以爆发。而这恰恰是中共政权一直所恐惧和担心的。
文革灾难性的后果
文革带给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只有巨大的灾难，它的破坏性和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特别是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摧毁是历朝历代从未有过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文革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一、人员伤亡方面
文革造成了惊人的人员伤亡。中共当时并没有统计被害人数。在80年代胡耀邦任组织部长负责平反时，估计文革致死人命两百万。清查五一六只占其中百分之五。其它百分之九十五是在运动初期被打死和自杀的四类分子、右派、资本家、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文革结束后揭露出来的陈伯达下令整肃的辽宁叛徒集团案就致死了一百八十人。当然很多的人命是武斗打死的。著名的有四平武斗、长春武斗、江西武斗，还有四川武斗，内蒙的挖肃内人党，湖南、广西的大屠杀，云南的万人坑，宁夏荒野的累累白骨…… 另外还有几百万非正常死亡的人数。
二、文化道德方面
从中共1949年窃据政权开始，就倾国家之力开始了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破坏，这绝不是它出于工业化的狂热、或希望靠近西方文明而干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势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坏就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并且是以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从建党到现在，中共对中国文化的“革命”从来都没有停过，也确实企图彻底“革”了中国文化的“命”。而其中最大的破坏行动就是文革。对文化道德的主要破坏体现在：
第一、对宗教场所的破坏
中共早在建政之初就开始毁寺焚经，强迫僧尼还俗，对其它宗教场所的破坏也从未手软。到了六十年代，中国的宗教场所已经寥寥无几。文革时“破四旧”就更是一场宗教和文化的浩劫。
举例来说，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是东汉初年在洛阳城外营建的白马寺，为中国“释源祖庭”。“破四旧”时它自然难逃洗劫。“寺院旁边有个白马寺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率领农民去革命，乱砸一通，一千多年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被毁，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玉马被砸烂。几年后，柬埔寨流亡君主诺罗敦．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马寺，周恩来赶紧下令将北京故宫里的贝叶经和京郊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十八罗汉运到洛阳，来个冒名顶替，才解决了外交难题。”（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在革中国文化的命。从当年八月份开始，“破四旧”的烈火烧遍中华大地。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作为“封、资、修”立即成为红卫兵们的主要破坏对象。以佛像为例，北京颐和园万寿山顶有一千尊琉璃浮雕佛像，经“破四旧”，竟然都五官不全，无一完好。首都如此，全国都如此，连偏远的县城也不能幸免，“山西代县有个天台寺，建于一千六百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间，塑像、壁画甚为珍贵。虽然地处远离县城的山沟，‘破四旧’者不畏艰险，前去将塑像、壁画一扫而空。……陕西周至县境内，有两千五百年前老子讲经授学并留下传世之作《道德经》的楼观台。……以他当年讲经的‘说经台’为中心，方圆十里之内，散布着五十多处古迹，包括唐高祖李渊为他修的、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宗圣宫’。如今楼观台等古迹被破坏，道士们则全都被迫离开。按教规，道士出家后永不得刮胡子、剃头。现在则被迫剃头、脱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员，有的还成了当地农家的上门女婿。……山东崂山道家圣地，太平宫、上清宫、下清宫、斗姆宫、华严庵、凝真观、关帝庙等，‘神像、供器、经卷、文物、庙碑全被捣毁焚烧。’……吉林市文庙是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破四旧’中严重受损。”（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第二、对文物的破坏
对文物的破坏也是中共摧毁传统文化的重要部份。在“破四旧”中，多少知识份子珍藏的孤本书和字画都被付之一炬，或被打成纸浆。章伯钧家藏书超过一万册，被红卫兵头头用来烤火取暖，剩下的则送往造纸厂打成纸浆。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徵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只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江山胜迹”也在“破四旧”的狂飙骤雨中被砸碎、消失。王羲之写下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的兰亭不但被毁，连王羲之本人的坟墓也被毁掉，吴承恩的江苏故居被砸了，吴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苏东坡亲笔书写的《醉翁亭记》石碑被“革命小将”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
第三、在精神层面上的破坏
在中国的历史上，儒、释、道三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巩固人类道德水准，对那些想回归天国世界的修炼者起到了重大作用。众所周知，道家讲“真”，佛家讲“善”，儒家讲“忠恕”、“仁义”，“外略形迹之异，内证性理之同，……无非欲人同归于善”。而这是以“儒释道”信仰为根的传统文化最有价值的地方。
传统文化中贯穿着“天、道、神、佛、命、缘、仁、义、礼、智、信、廉、耻、忠、孝、节”等等，许多人可能一生都不识字，但是对传统戏剧和评书却耳熟能详，这些文化形式都是民间百姓获得传统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就是直接毁去中国的道德，也是在破坏社会安定祥和的基础。
文革中，中共打倒了知识份子，毁坏书籍和庙宇，向人们灌输读书无用论的思想，让人们放弃了对儒、释、道三家的信仰和遵从。宗教与文化的庄严神圣感被破坏殆尽。这直接导致了文革后中国人道德的迅速下滑。
三、经济方面
文革期间的混乱局面也影响到了经济的发展。动荡最严重的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普通百姓的生活也受到了暂时的影响。
四、外交方面
文革期间，中国的外交基本陷于停顿。1967年，外交部向各驻外使领馆发布了一个新的“革命国际主义”的纲领。各个驻外使领馆在国外也轰轰烈烈开展了造反行动。
最严重的外交事件是8月23日焚烧英国驻京代办处，给中国在国际上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