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7年10月29日】
从2005年5月27日中国驻悉尼领馆负责政治事务的领事陈用林出走，向全世界告知，他的主要工作是“执行中国政府的政策，迫害在纽省的法轮功学员，监视他们的活动，包括雇佣人员收集法轮功学员的活动情况。”到曾任职天津国保局、天津 610办公室的官员郝凤军向媒体披露中共栽赃陷害、残酷镇压法轮功学员的内幕详情，再到人权律师高智晟先生在致胡温的三封公开信中披露中共对法轮功群体残酷迫害的事实，呼吁立即停止迫害迫害法轮功，直至近日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给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公开信中抨击中国一党专政独裁统治，公开表达对中共镇压法轮功的不满和谴责，要求对当时决定镇压的决策者追究刑事责任。这一切在说明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已难以维系，人民在觉醒，中共的末日也近在眼前。
这是首位中国现任省级官员、企业家公开在中国大陆抨击中共，要求進行政治体制改改，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这封公开信得到包括中共内部高层领导在内的广泛支持。他的举动引起了海外和中国国内的关注。
他在公开信中表示：“信仰自由，是当今世界的普遍共识，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中国宪法均有规定。但是“六四”以后，邓小平的继任者为了继续一党独裁的统治，对于任何非共产党系统的组织都列为“不稳定因素”，要“消灭在萌芽中”，即把“法轮功”一个群众炼功组织作为目标，杀鸡儆猴。人家不服，要“说清楚”，更是大不敬，施以种种迫害。”
公开信指出：“这显然不是针对‘法轮功’，而是对全国人民的镇压！所以应当立即对‘法轮功’停止镇压。对受害人给予国家赔偿。”“当今最迫切的是：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汪兆钧建议当局“可派出代表，与‘法轮功’谈判，对当时决定镇压的决策者追究刑事责任。本人只是建议，而建议的目的：使对‘法轮功’的镇压尽快得以停止，使中国的民主化進程尽快得以推進。”
公开信在大纪元发表之后，汪兆钧先生接受了大纪元记者的采访，在采访中，汪兆钧强调：“我都这个年龄了，我要再不把心里话都说出来，我太窝囊废了，中国人都软骨头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种就这么劣吗？它越要打击、压制我，我就越要抗争到底。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中共就会被暴露，它完全就是个黑社会了。”
面对中共的专制体制，汪兆钧写公开信并不觉得害怕。他说“我根本不在乎，我也不怕，因为我要说的话是代表百姓的声音，中共打击我就等于是打击了全国人民。”
他表示，自己并不害怕被打击，越压制就越抗争到底。因为他要说的话是代表了普通老百姓的愿望。
汪兆钧说，共产党只要认为不是它系统的人，就会進行打压、解散。别人肯定就要和他讲道理，说清楚，那共产党就要镇压，你越要申诉，他就越要打压，这种方式是非常不好的。
他说，很简单，如果法轮功是不好的，他自己的人就会起来揭露啊！他们不仅没有揭露，还要到处去讲清真相，共产党就打压，那么他打压了法轮功就相当于把全国人民的嘴巴都堵住了，因此这部分人不能够回归社会，不能够平反，那其他的人还能讲话吗？
汪兆钧认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反法轮功问题。而是全国人民应该有言论，信仰自由。宪法上也有结社的自由，共产党剥夺了一部份人的自由，那也就是打压全国人民。”
“法轮功不就是炼功吗，信仰真、善、忍又没有坏处，中国遭遇文化大革命后，人们在精神信仰上已经失去很多。”他说：“那真、 善、忍，对中国社会是有利的。”
汪兆钧表示：“虽然我没有信仰什么，但大家可以一起共处。为什么一个社会就只能有一种颜色，说一种话，这是不对的。你剥夺了别人的权利，现在联合国共同宣言也好，中国宪法也好都规定有言论自由，这是基本的常识。”
汪兆钧通过看高智晟给胡温的公开信，开始对中共迫害法轮功有了近一步了解。他说：这场迫害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
他说："我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站在自己辨别是非、好坏的基础上，讲出自己良心应当讲的话。法轮功这样大的一个人群，长期受打压，是这个社会生活中极其不正常的现象 。”
汪兆钧表示，这不是一个团体的问题，关系到全社会。比如邻居遭了殃，我也要仗义直言，这不仅是保护邻居，也是保护自己的权益，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这是短见。我们对社会自己负责，就应该对其他人负责。
汪兆均给胡温的两封公开信在海外发表后，他已经收到包括美国、香港、内地各个省份等很多朋友给他发来的鼓励和支持信，他说：“老百姓都很支持我，包括共产党内部的高层领导，他们心里其实都是很明白的。”
据汪兆均的公开信中的自我介绍，他于一九八二年从北京电力学院毕业后，一九八三年下海在安徽创建兆钧食品厂，生产面包。之后又创建兆钧轻工业研究所，研制生产乳酸奶和兆钧可乐等产品，并研制了中国第一台“万能塑料吹瓶机”，远销世界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一九八八年，兆钧可乐获得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金奖。之后，兆钧轻工业研究所发展成安徽国宝集团公司，董事长汪兆钧被选为安徽省政协常委，并在二零零二年被全国工商联评为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