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四.二五"

近代的中国值得纪念的日子似乎越来越多，直到只说一个数字，就能象一个成语一样意味着一个故事，一段历史。远的象什么“五四”，快九十年了，人们还不依不饶的研究着。近的象什么“四五”，其实是人民大众不满中共“文革”争权夺利的倾轧、置国家于危难的借题发挥。至于“七七”，“九一八”则是中国人的心头之痛。

这些日子无一例外成了中共“伟光正”皇冠上的“璀璨珍珠”，什么领导了“思想启蒙”，领导了“全民抗日”；即使象七六年“四五天安门事件”，明明是全国性的群众抗议中共文革，先被说成是“反革命”活动，之后又被美化成拥护某某领导人的运动。翻手云，覆手雨。人们好象也习惯了，日复一日。

可就在这日复一日中，一个让中共再也无法指鹿为马、翻云覆雨的日子悄然来临了，一九九九年的四月二十五日，约一万名中国法轮功学员汇集到北京中南海，依据中国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和平上访，希望当时的政府释放被非法抓捕的天津法轮功学员，给法轮功学员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以及合法出版法轮大法的书籍。这不过是一些作为公民应有的基本权利。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槠基及高层官员与法轮功学员代表進行了会谈，法轮功学员们自始至终秩序井然。当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后，学员们于当晚十一点半平静的离开，同时清理了周围的环境，使这一因天津暴力事件而引发的和平上访事件得到了合理解决。

当一万来人走向中南海旁边的国务院信访局，人数众多不得不沿中南海的围墙站立，他们没有标语，没有口号，没有人指挥，甚至没有嘈杂，更没有留下垃圾。这是一群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有学生、农民、工人、军人、公务员、城市市民，年龄从少到老；他们来自北京、天津、北京周边的省市，或步行，或骑车，搭公共汽车、火车而来。他们走的时候象春雪融入大地，无声无息。文革培养的大鸣大放、口号震天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祥和安静的守候。

民众对政府有一定的诉求，不论出现在什么地方，政府都要考虑如何顺应民意。更何况，法轮功群众上访的诉求不过是不要干涉他们按照“真、善、忍”做人、修心健体。那标榜几个“代表”之徒，在老百姓基本的生活要求意见面前，就不再代表了，更别说体察民情。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由此看来，几个“代表”不过是装饰气球，不是在一声空洞的“叭”声中破裂，就是蔫成霜打的茄子。

人们和平的请愿是善意的，是希望和政府达到某种程度的沟通。可是到了七月二十日，也就是“七二零”，一场铺天盖地的风暴，在中共的操纵之下，扑向这群普普通通的百姓，之后的惨绝人寰的迫害，让人目不忍睹：以“莫须有”罪名投入监狱、劳教所，毒打体罚和精神上的虐待，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有名有姓的就达几千人，更加令人发指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人体器官贩卖。中共把人性中的恶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国人对中共的邪恶手段是了解的，从一九四九年以来，以杀人为目的的运动一个接一个，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進、四清、史无前例的文革、六四，太多太多。有人统计，一九四九年以来被中共迫害死亡的中国人达八千万。一场五十年代末的大饥荒致死三千万，人们饿死都不敢造反，由此可见中共统治之恐怖。难怪中共领导人得意洋洋的说“中国人民是最好的人民”，这是分明是恶狼对羊羔美味的赞赏，食人魔对猎物的夸奖。在中国生存下去是一种侥幸，这一场场运动只是魔鬼季节性转换猎场的狩猎，即使贵为国家主席，或普通平民都难以幸免。

国人真的无可逃避吗？当张志新被百般凌辱直至处死，她的孩子犹如劫后残生；当林昭被枪决后，她的母亲被索要五分钱的子弹费时，让人倍感“中国人民是最好的人民”封号的耻辱。

就是在一九九九年“四•二五”之时，当中共再次举起屠刀，一批不再屈辱苟活的法轮功学员走了出来。中共曾发誓“三个月内铲除法轮功”。九年过去了，有名有姓被中共迫害死于监狱、劳教所、公安局、派出所的法轮功学员已达数千，但却阻止不了法轮功学员们不断的走出来讲清真相。长春刘成军、刘海波、侯明凯、李淑芹、李容（音）、刘义、沈剑利等法轮功学员在邪恶压力下义无反顾，为大众插播法轮功真相，最后被暴力迫害致死，而刘成军、刘海波、侯明凯他们，只是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中的一例……。“四•二五”翻开了中国人新的一页。

“四•二五”过去九年了，中共三个月消灭不了法轮功，而觉醒的大陆民众也越来越多，中共一天不放下屠刀，九年前“四•二五”所展示的坚持信仰的和平抗争就一天不会停止。

和平结束暴政是有先例的，当年印度的圣雄甘地正是通过发起“非暴力”的公民不合作运动，使印度和平摆脱了英国的统治。坚持信仰，和平抗争，“四•二五”所带给国人的是全新的精神力量和光明的希望。纪念“四•二五”是因为法轮功学员把这一日在中共血红的日历中涂成了金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