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活摘器官黑幕

中共建政以来，从一九六零年吴阶平進行第一例肾移植开始，利用活体器官進行移植手术，满足党、政、军界高级人员健康需要便成为惯例。文革中，钟海源被活体取肾移植给高干子弟飞行员只是其中一例。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在一九六二年的文件，省一级政府有权在所辖军区的监管之下设立重刑犯罪分子的资源再回收机构，而且一直沿袭至今，根据该文件规定，死刑及罪大恶极的重刑犯罪份子可以根据国家及社会主义发展需要進行相应的革命化处理。

一九八四年十月九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卫生联合下发了《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至今这一文件仍在执行。许多的地方公检法部门对待该问题基本上要么是直接移植然后火化，要么击伤進行形式死亡仪式后直接移植然后火化。

该文件规定：死刑罪犯执行后的尸体，在以下几种情况下可以利用：一、无人收殓或家属拒绝收殓的；二、死刑罪犯自愿将尸体交医疗卫生单位利用的；三、经家属同意的。该文还规定了严格保密及武装警戒等事项：经执行的人民法院同意，可以允许卫生部门的手术车开到刑场摘取器官，但又不得有卫生部门标志的车辆，不准穿白大衣。摘取手术未完成时，不得解除刑场警戒。

这一文件为死刑犯的器官买卖提供了相对“合法”的依据。基本模式如下：1、在家属不知道刑期的情况下，在火化后通知家属领取骨灰。2、欺骗或逼迫家属在同意捐献器官证明上签字。3、在未取得上述两项要件或即使取得的情况下，为达到保密要求，也会采取以下的方法：手术车开到刑场，武装警戒，秘密采摘器官，尸体装入尸袋，运到殡仪馆，推進火化炉，通知家属领骨灰及交纳子弹费、火化费等各种费用。

中国器官移植主体来自活人

在全世界，器官移植中，来自死人（脑死亡者）的器官都远远超过活体的器官数目。而唯独在中国，器官大多来自活人，而不来自死者，就是因为在中国没有脑死亡的概念和法律，人呼吸心跳停止后才算死亡，这样的器官往往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

脑死亡是一个很重要的医学概念，简单的说，人的脑功能丧失，而心跳和呼吸还在，可以认证脑死亡。在世界各国，脑死亡者，呼吸心跳还在，才能保证心、肝、肾器官的供血，这样的死人才是器官的主要来源。而中国没有脑死亡的概念和法律依据，人只有心跳呼吸停止才算作死亡，而这样的死者的器官已经往往不符合移植的要求。因为中国没有脑死亡的法律，造成来自尸体的器官数量非常有限。脑死亡的概念没有被大多数中国人接受，没有法律依据。超过90%的中国人没有在遗嘱中同意把自己的器官用于移植，也没有和家人谈论过这个话题。中国人由于传统观念，死后想落个全尸，没有捐赠器官的习惯。同是中国文化的台湾，每年有六千七百人等待肾移植，而肾移植的数目已经多年稳定在每年二百例左右，基本没有活体肾移植。

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在马尼拉世界肝脏移植大会上代表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另一方面，中国卫生部坦言，除了百分之二的捐赠器官源外，他们对另外百分之九十八的器官来源无法控制。

商业化运作形成器官买卖网络

摘取死刑犯器官的运作需要法、医、刑三方合作，医院有了出高价的病人时，派医生以检查身体的名义到监狱去抽死刑犯人的血样。如找到配型合适的活体，医院就做好安排，选定行刑和手术的日期。事先并不通知死者和家属，死者临刑前一般不知自己即将被处决，更不知体内器官会被挖走。通常在犯人在被执行枪决后，身着迷彩服的医院医生立即将尸体抬上流动的取器官车，车上设备为简单的手术台和一些消毒设备，保证取下肝、肾等内脏器官，在快速取出内脏后尸体被抬出，救护车则以最快速度开回医院，医院里等着换器官的病人已经在手术台上就绪，等待器官植入。而被取掉器官的尸体则被送到火葬场火化，等其家人来领骨灰。

九十年代中，随着中国器官移植业的成熟和巨大的牟利需要，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驱动下，使中间商、医院、法院、监狱、卫生局、检察院、军队医院、武警系统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器官买卖网络。中间商负责全面协调各方面情报和关系，医院只需和中间商联系，向中间商付款。中间商分多个层次，大的中间商控制一个到几个省的网络，小的中间商控制一、二个地区。具体程序是：各地法院在已写着或可能写着为死刑犯的犯人中间，挑选可利用人的资料提供给中间商。中间商负责联系医院派人到监狱采血進行各种配型检验。医院将检验结果与数据库内的受体信息比对，如有合适的，立即通知中间商密切关注死刑犯执行日期。如都不合适，即将检验信息返回，進行再销售。如仍不能适用，则将检验信息返回中间商，由中间商向其它医院提供。一旦发现适合的供体，医院会立即通知受体住院，做移植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成为“肉体上消灭”政策的直接执行手段

在1999年迫害法轮功开始时，为配合江泽民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政策：“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法轮功被中共媒体铺天盖地的谎言抹黑、妖魔化，学员遭到肆意绑架、关押和残害。江氏下达的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密令，更将迫害推向了歇斯底里化。在中共的监狱、劳教所、看守所、精神病院和洗脑班里，不愿放弃“真善忍”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遭到了令人发指的精神摧残和酷刑折磨、受到残忍下流的性侵犯、被用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残害……。虽然中共至今还没有公开对法轮功学员判处死刑，可据明慧网通过民间渠道的不完全统计，迄今已有三千二百六十三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得以证实。活体摘取器官就是对江泽民之“肉体上消灭”政策的直接执行手段。

从1999年开始，中国進入临床移植第二次“高潮”，仅中华器官移植学会提供的数据，自2000年开始，每年肾移植的例数都在5000例以上。2004年，全国登记的肾移植例数为10220例；2005年，全国登记的肾移植例数为9699例。肝移植1998年仅20余例，1999年超过100例，2000年为258例，随后肝移植数量每年翻倍式增长，2001年为493例，2002年为849例，2003年为1528例。2004年为3516例，其中亲属供肝23例，2005年，全国登记的肝移植例数为4155例。在辽宁省沈阳苏家屯集中营事件于2006年3月9日被曝光后，中共卫生部才于3月27日发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随后器官移植例数急剧下滑。

加拿大独立调查员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的《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中指出，在中国大陆，按来自官方公布的数据计算，自从迫害法轮功开始后的2000年至2005年，進行了60000个器官移植，其中41，500个器官移植，除来自法轮功学员之外无法解释来源。

实际情况是，在中国進行的地下非公开的器官移植数量要比公开的要多几倍，例如官方公开是一年是3万例，那么实际進行的数量应是11万例，这也是中国器官移植价格剧降的根本原因，由于有巨大的活体来源，因此，许多的军事背景的医院在公开上报的同时，私下也大规模的進行独立的器官移植，导致实际的数量远远高于官方统计。因此，自一九九九年以来，按最保守估计，因活摘器官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超过一万五千人，实际数目可能超过十万人。

活摘器官从江泽民和中共中央下达的密令、文件送达各大军区开始，军队成为中国活体割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移植管理系统的核心和总负责机构。军队、卫生部、“六一零”、警察、看守所、监狱系统配合，将法轮功学员在全国范围内抽血、注册、电脑管理，作为统一的活人器官库，统一关押、分配、调度、运输、活摘、焚尸灭迹。

自迫害以来，中央到各级的“六一零”办公室所掌握的全国的法轮功学员的资料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全国的档案库，其中也就派生了一个副产品，被关押并抽血，已完成血型和白血球抗原配对的法轮功学员作为活体器官供体库。军事监管由中央军委授权相关军事人员或军事机构执行，有关信息被作为军事机密。军事监管人员有权逮捕、关押、处决任何泄露消息的医生、警察、武警、科研人员等。卫生部在军队的参与下，在中国设有几个大型的活体器官库，并将诸如湘雅三院之类在国内器官移植业居重要地位的医院或机构设为全国器官调配中心，负责调配协调各地器官库，形成全国性的人体器官调配网络。

中共官方发起大规模产业化器官移植

中共官方通过行政、经济、政策等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鼓励移植，同时通过几个主要中心用英文对全世界進行广告，吸引外国人到中国换脏器，不但收入大大超过国内患者，而且病人术后回国，更能掩人耳目，同时缓解对全国医疗系统术后护理的压力。曾经以五种语言面向全世界招揽病人的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网站宣称同样的精神：“……器官移植手术数量如此之多，这全归功于政府的支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司法部门、卫生部和民政部共同颁布了一项法律，以确保器官捐献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障。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

因中国医疗水平问题，器官移植术后并发症大大超出国际水平，以肝移植为例，因为术后护理不佳，预后很差，移植后生存半年以上者仅六例，生存最长时间为264天，因此，中国从1983－1990年全国肝移植完全停止，7年内全国没有开展一例肝移植手术。接受肝或肾移植的病人健康程度都很差，术后后却需要大量免疫抑制药物来预防对外来器官的排斥反应，这样使得病人成为一颗定时炸弹，不时就出现健康问题，甚至严重的突发事件，比如感染、大出血、高钾血症、呼吸衰竭、心功能失常等等。手术本身的工作量比起术后的工作量是一比十左右。不可能有如此之多的医疗人员围着病人转，维持这些手术后的病人，这也是从2001年以来，大量外国人跑到中国换器官的原因，因为他们会回到本国進行术后护理，中国大陆的移植界只是赚钱而已，没有更大的压力，才能放开手脚進行大规模商业性对外移植。

在中国大陆，一个肝脏移植包括医疗费用售价十万美元，肾脏每个六万五千美元，心脏十五万美元。仅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肝移植一年的收入就是一个亿人民币，而且器官为免费，不计成本，手术本身的费用和书后医疗护理不超过两万美元，利润超过百分之三百。从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资本论》中可以发现这样的话，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正是器官移植的暴利养肥了从军队高层到地方医院主刀医生到器官贩子的层层参与者，并使每个环节以利益为中心捆成一根流水线，大规模的利用法轮功学员活体器官移植谋利。全国的法轮功学员的资料，包括移植资料，都有一个统一的系统管理，比起各地零散的死刑犯而言，大大方便了在全国范围内配型和器官的调配，也完全配合了大规模产业化器官移植的需要。

被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成为器官供体库

从一九九九年开始，随着迫害法轮功的开始和逐步升级，法轮功学员成为活体器官的主要来源，在移植界，决定结果的好坏有几个要素，1.组织配型，越接近完全匹配效果越好。2.断血时间短，就是从器官离开供体到移植到受体上的相隔时间越短越好。3.器官来源于死者还是活人，来自死者的器官永远没有来自活体的器官效果好。4.供者健康状况，年轻人的器官比老年人好，身体健康者比病人的器官效果好。

在中国的看守所和劳教所，法轮功学员被普遍的抽血，而且数量很大，因为正常的抽血体检，血常规、化学指标加上肝功只需要两管血，6－10毫升。而移植需要的就多了，组织配型、肝炎病毒、巨细胞病毒、艾滋病、血常规、肝功能、凝血、配血、妊娠试验等等项目一般需要八管血，40－50毫升。黑龙江省哈尔滨劳教局、四川女子监狱、四川乐山五马坪监狱、吉林省长春铁北监狱、吉林省辽源市白泉劳教所、山东省第二劳教所、广东省广州天河看守所、广东省三水劳教所等对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集体抽血已经在世界媒体上曝光。

中共将法轮功学员宣布为阶级敌人，沈阳苏家屯医院仅是全国36个类似集中营的一部份。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基本上还是在监狱、劳改营、看守所较多，只有需要的时候才大规模调动。仅在吉林省九台地区的中国第五大法轮功集中关押地就有超过1.4万人被集中关押，中国最大的法轮功关押地在吉林，只有代号是672-S，关押人数超过12万，集中了很多的全国各地的法轮功，重刑犯，各种政治犯，地址不详。此外，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活体器官库还被设在中共战备用的秘密军事基地里，这种秘密基地容量非常大，一般都设在数座山中的一座大山里，这种几乎被掏空的大山都是由工程兵施工，内部设施非常完备，应有尽有。全部由军人把守。

法轮功学员经配型后，数据存放入数据库，从有患者要求器官移植入院开始，通过军队或地方医院专人或器官中介向该数据库提出查询，查询结果由器官调配中心统一管理，发现配型合适的法轮功学员，则就近通过军队系统或当地监狱、劳教所用专人专车送往医院，進行活摘器官。如因交通、保密性或其它原因无法送往医院同时進行活摘手术，则按计划时间取肝、肾，最大程度缩短冷缺血时间，之后运送到当地医院進行移植手术。

在非直系亲属的人群中，器官不完全匹配率是百分之一左右，要找到一个不完全匹配的移植可用器官，一般需要三百至四百的人群作供体。就是说，器官不是标准化的灯泡和插座，一个活人的器官摘下来就可以给另一个人安上，而是要有几十甚至几百个器官才能选出一个可以用的去搞移植。因为器官供体必须与接受者相匹配，这样，接受者的抗体才不会排斥供体的器官，不然肾脏安上去会造成免疫反应，肾脏无法在受者身体内存活，肾脏会死掉，需要再次换肾。然而，寻找合适的供体并非易事。为了减少免疫排斥反应，首先血型（ABO血型）必须相同；淋巴细胞毒性试验必须＜10%或阴性（细胞毒性试验是指受者的血清与供者淋巴细胞之间的配合）；淋巴细胞转化率（淋巴细胞混合培养）要低于20%─30%（需要5～6日才有结果，实用价值有限）；HLA组织配型（国际标准是直接测定供者与受者HLA-A、 HLA-B，HLA-C，HLA-DP，HLA-DQ，和HLA-DR等6个位点）是影响器官存活的主要因素。HLA位点具有众多的等位基因，造成HLA 的极端多态性。在非直系血缘关系的人群中，几乎不可能发现HLA完全相同者，因此，一般非血缘关系的人之间的匹配程度都属于不完全匹配。

即便是不完全匹配的器官，最起码在这六个点中要配上三个HLA-A、HLA-B和HLA-DR，而这三个点还每个存在两个等位基因，有三个来自父亲，另三个来自母亲，如果要做移植，这六个点中必须有五个以上能够匹配才可以，在非亲属人群中这个机率非常的低，这就造成了在美国找到一个可移植肾脏的时间需要长达2到3年，甚至更久。一旦确定了可被移植的器官，供体和受体之间还要作進一步更特异的配型试验（Crossmatch），这又降低了器官移植的匹配可能。

在美国，有一个庞大的志愿捐赠器官人群。美国的成年人几乎人人都有驾驶执照，当一个人在申请驾驶执照填表时，就会让这个人选择，如果出现交通事故当场死亡的情况下，他/她是否愿意捐献器官，以及愿意捐献哪几种器官等等，然后把答案输入全国性的资料库里。百分之三十的美国人，约八千四百万人，已签了死后捐献器官的文件。美国有高度发达和普及的医学技术，几乎对每一个人都保存血样等方面的资料，这些都储存在资料库里，随时可以被调用。美国有八千四百万的潜在供者，才保证了美国每年進行的肝移植跟中国数目相差不大。

全国人大代表敦促最高法院复议所有死刑案件时称，大陆每年判处执行的死刑犯约有一万人。受“人死也要全尸”的传统习俗的影响，中国人一般不愿意器官捐赠，同意出卖器官的死刑犯及家属只是极少数，死刑犯本人或者家属同意捐赠器官的比例不到5%，无人收殓的比例最多5%。这样死刑犯真正可以提供器官捐赠的人数每年最多1000人左右。就算是这一万名死刑犯人的器官统统被活摘用来移植，因为配型的关系，最多也只能保证200－1000例器官移植的成功。

中国如此大的移植数量和器官配型速度，仅靠捐献和死刑犯提供甚至把黑帮绑架都算上也是远远满足不了需要的。值得注意的是，因为配型和排斥的关系，不是这一千人或者一万人的器官摘下来就能用，2000年至2005年这6年间進行的41500个器官移植，背后需要四十万甚至四百万的潜在供体才能保证这些器官和接受者匹配。这个潜在供体库就是全国各地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中共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学原因

器官移植的成功率就在于器官的质量和冷缺血时间，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两个难题。此外，法轮功学员可以在全国统一调度，進行统一配型，活体运输，不受地区和时间限制，与死刑犯不同，法轮功学员身体健康程度高，可以把活人运输到医院之后進行移植，之后焚尸灭迹，最方便使用，器官质量最好，最容易存活，手术效果最好。

活体移植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的标准流程是在同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里摘除器官，马上在隔壁的手术室進行移植，在做手术的同时是两边同时進行，一边把受者的盆腔打开，在腹膜后准备肾脏植入的区域，游离出膀胱和动脉准备吻合，另一台是摘除肾脏，肾脏摘下来马上跑过来進行清洗血液，清理血管和输尿管，之后進行移植，冷缺血时间接近于10－30分钟，容易存活。

把一个法轮功学员以换地方关押为借口送到就近医院活摘器官，比起把一个等待处决的死刑犯器官经过长途运输到医院做手术，其效果好得多，器官质量也好得多，操作方便的多，引起的后效果也少得多。此外，因为要吸引海外病人前来中国换器官中国的器官服务中心对外标榜，等待一个供体只需一星期，这意味着要按照移植的要求来决定行刑的时间，不但涉及环节众多，而且难以掩人耳目，而把活人转移到医院，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由军队牵头全国秘密运输，更大大减少了泄密的风险。

死刑犯从枪决后开始，如果有现场的医疗团队马上开始取器官，也要经过消毒，备皮，器官处理，运输等等，会大大拖长断血时间。而且被枪决的人已经成为真正意义的死人，从把尸体弄上手术台固定好，消毒完毕，铺好单子，固定和准备好器械到开始取器官，这需要起码10－30分钟的时间，这样的器官已经早已不是来自于活体，会大大降低器官的质量，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犯人送到等待移植器官的医院的手术台上進行死刑，这是对移植医生最有利的情况，但是死刑犯无法执行异地枪决，而且中国的死刑犯往往患有性病、肝炎等传染病，许多人在杀人前还是吸毒者，这些都会大大降低器官的质量。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配型的关系，在甲地的器官未必可以移植到甲地的患者身上，往往还需要经过运输，这又大大的拖长了断血时间，而且死刑犯无法执行异地枪决，难以调度，无法全国统一管理，无法满足专业化和市场化的需求。

以山东济南市千佛山医院为例，院方全力组织用“流水”作业方式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与省监狱和省女子监狱等监狱、劳教所共同勾结，形成了具有从活体器官库的建立、活体摘取器官、移植，到器官移植市场中介及利益分赃等完整环节的“一条龙杀人产业”。

中共军队成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主力

在中国一百五十多家部队医院中，绝大部份都开展了器官移植。军队医院在地下進行独立器官移植，中国成为国际活体器官交易的中心，在2000年以后一直占世界活体器官移植总数的85%以上，该数据是军委上报资料的一部份，数人因此升为将军。军队、武警和公安医院因其“得天独厚”的“资源”，在活体割卖法轮功学员器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技术和装备精良的部队医院不仅大肆割卖移植法轮功学员器官，承担给中国的“领导人”和外国要人做器官移植的“重任”，还为中共培训白衣“杀手”。移植手术，尤其是肾移植的手术，对于外科医生来说，难度不高，最难的外科手术是脑外科，肾移植只需要接好肾动脉、肾静脉和输尿管，并不需要進入腹腔打开腹膜，也就是说，摘除和移植肾脏难度并不高，一到两年就可以练出一个熟手。

活摘器官的主力是军队，由军队出面培养各大军区年轻的专业移植医生队伍，接受军队纪律管理，方便保密，方便管理，这支队伍周游在各大军区的当地军队和地方医院進行手术。地方医院在利益的刺激下，作为商业性的窗口，由本院医生为主，如果手术量大，则启用军队系统的外援医生進行批量手术，大量接待地方和各国病人進行移植，以正常医疗的形式披上移植的合法化外衣，缓解对部队系统的压力，否则只有军队系统医院進行移植手术将引起各界的注意。患者入院后，经过全国统一的电脑联网搜索配型，在一周内找到供体，将供体按批次发送到相关医院進行活体摘除器官，之后毁尸灭迹。

在中国大陆的媒体报导上，多以某地方医院移植中心一天作多台肝肾移植作为对其水平的肯定，如中国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同一天完成一台肝移植、6台肾移植和8台角膜移植作为该院网站上的重点文章，但文中却谈到一个细节，“6台肾移植手术由谢晋良副教授、李建中教授、邓金良教授、陈湘副教授等专家主刀。”

一台活体肾移植需要同时摘除活体供者的肾脏，同时打开受者的盆腔、暴露膀胱和动脉等待外来肾脏移植。摘除肾脏需2－3小时，移植肾脏需4－6小时，需要两个手术室，两个团队同时進行。以每台手术需要一个主刀的最低限度计算，（实际操作为保险起见，往往两个主治级别的医生同时上一台手术）这四人每人平均需要做三台手术，除掉手术中间的准备期，等于一天不眠不休连轴转。这在外科界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主刀者体力会耗尽，同时出错可能性大大增加，主刀大夫本人也不会如此选择费力不讨好的手术方式。同时，活体器官移植不赶时间，不需要选定特定时间手术，完全可以等待。而这样的事情不止出现在一个中心，其原因就是中共军方的专业移植团队按军区管辖范围在当地地方医院间往来穿梭，而法轮功学员作为供体往往和军医随专用军车同时到达医院進行手术，而当地的地方医生不过是用来障眼的幌子而已，不是移植器官的主力。

大量年轻军医被专门训练活摘器官

在中共军队系统中，许多军医出身低微，为了前途就必须在部队里向上爬，而外科医生想提职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部队系统中，年轻医生很多，高级职位很少，想出头不是通过关系、读学位、送礼，就只能走险。器官移植手术不复杂，而且军队往往以丰厚的收入和迅速提级为诱饵，吸引青年军医从事移植，这样的人重利益而不择手段，更容易服从和管理。移植医生要面对血腥的现场、肾脏的异样气味，为保证移植成功而必须争分夺秒来减少肾脏和肝脏的断血时间，而且要昧着良心从手术台上呼吸心跳甚至呻吟声还在的活人身上摘取器官，术后还要时刻留意病人状况，这些压力足以把人变得冷酷和精神异常。此外，而進入移植界的医生大多数是因为移植界的经济利益和个人名声，这样的医生很难良心发现，去主动举证。

《中华医药杂志》二零零三年十一月第三卷第十一期，刊登了广州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肾移植科的两位医生题为《在肾移植临床工作中指导研究生实习的体会》的文章。文中写道：“随着我科室肾移植的不断增加，近年吸引了全国、全军许多年轻医师来我校就读肾移植专业的硕士和博士。这些研究生学完理论课后，要到我科室实习六至八个月。这些研究生由最初对肾移植的陌生到实习结束时成为一个较熟练的肾移植专科医生，大部份毕业分配到各单位后都成为肾移植技术骨干力量。”

中共的军医大学和医科大学培养出的大量学生已是各地医院的器官移植骨干，这些医大及其附属医院还帮助和指导各地医疗机构开展器官移植，因此被称为器官移植的“黄埔军校”。

不存在的污点证人

为了快速训练出一批有移植经验的医生以進行大量的器官移植，见习医生便是最好的替代品，代替手术台上递刀子的器械护士，以便更精简手术流程。因此，能够提供公开证据的只剩下医生。这如同让杀人凶手自己作证证明自己杀人的过程，任何医生一旦公开承认自己做过这种手术，就将成为中共的替罪羊，面对审判，失去一切前途。

在移植界，高压力、高风险，手术时间不固定，一旦做过手术，病人只要出现问题都必须随访，因此即便在美国，有最完善的医疗制度保护下，许多外科医生还是不愿接受移植科的专科训练，移植科成为外国医生最容易進入的外科专科之一，即便没有经过美国住院医生训练也可以做美国的移植外科医生，而这些外国医生几乎不可能在其它外科专科找到工作。

在中国大陆，除军队以外，大量的年轻医生進入地方医院外科后难以出人头地，愿意加入移植界的往往是为了向上爬而不择手段之徒，因为参与活摘器官是挣大钱和迅速提职称的机会，加上上面的纪律，这样的医生更不可能因为道德的原因而成为证人。

在此期间，中国内地肝脏移植方面的临床实践和研究成果，始终无法出现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论文作者无法说明供体的来源。国际器官学会曾经发过一个3页的文件，公开拒绝中国内地学者向大会提交有关器官移植的论文和报告，就是因为大陆的临床报告作者不能说明供体的来源。在中共的系统内部，法轮功及其他被关押人员在关押期间使用是真实的名称，但是在進行器官移植时使用的是伪造的假名字，也就是一个虚构的人出现，但是这个人的资料是完整的，而且是在器官移植的自愿书上签字的（当然是代签的）。“这类资料的保存期限是十八个月，然后必须销毁。该资料的保存机关为省级军区，查阅资料须经中央驻地方专员批准。”这样的自愿书显然不能曝光，更不可能拿到国际上去作为学术刊物的背景资料发表并存档入库。

目前，在国际社会的强大舆论压力下，全球十八国政要要求联合国采取行动，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发布调查报告，要求对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情况進行调查，并要求对進行迫害责任人绳之以法。中共活摘器官转入地下，并大规模销毁人证、物证，但活摘器官仍在進行之中。

结语

乔高和麦塔斯的报告中对中共活摘器官事件的结论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各种事实都从各个环节冷酷的说明了这件事情的真实和规模的庞大。在西方文化中，魔鬼是一切邪恶的化身，是人和神永远的敌对者。什么是魔？识字的人都可以查到字典，魔的字面意思是迷害人的鬼。

中共对活摘器官事件的应对方式，只是不停地声称对其的指控是造谣，丝毫没有任何恻隐之心，从来没有任何表示要彻底查清是不是有这样的事件发生过。中共卫生部的发言人毛群安一直高喊活摘器官事件缺乏证据，百般试图把报告抹黑，而从来没有谈到中国医疗行业有没有任何方法来保护或者杜绝这种暴行的出现，这样的思维方式难道是人吗？说是魔不对吗？

而许多中国人第一反应就是“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这么大的事我们怎么不知道，又是造谣”。不去关注是不是真的有自己的同胞遭受这样的暴行，不去想办法帮助身边的受难者，而是上来就否定，甚至攻击提供真相的人，这样的思维方式与中共的发言人如出一辙，不是入了中共的心魔又是什么？

乐于杀人，而且以杀人牟利，中共这个大魔不但从肉体上吞噬毁坏生命，还从精神上控制和迷惑人的心灵而使人魔变。作为正常的人，没有人会在家里摆放魔鬼的塑像而觉得处之泰然，而当今的部份中国人却泰然与中共同居在一片土地上，接受魔头的管理统治而习以为常甚至乐于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在中共这个大魔屠杀自己的同胞时不但听之任之，而且对魔的行为和思维百般维护，这才是历史上最可悲而凄惨的一幕。这是历史翻到这一页中的最大悲哀。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中共对法轮大法修炼者所犯罪行中最深重的部份，滔天大罪引发人神共怒，天灭中共这个大魔已经成为各界的共识和历史的必然。在历史即将翻过这一页时，已经有五千多万中国人选择了加入退出中共，解体中共，停止迫害的大潮之中。清醒吧！可贵的中国人，了解真相，不要与魔为伍，脱离中共，解体中共，这就是最大的善举和对自己最好的选择。

（明慧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