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0年05月27日】
写完《酷刑与墙》，看到联合国酷刑特派专员诺瓦克教授在联合国第十三届人权理事会上，向联合国提交的世界范围内酷刑问题总结报告的相关章节，发现他说的关于中国“对于酷刑方法的那些创造力发挥到令人厌恶的地步”，和我写的《酷刑与墙》表达的内容完全一致。中共利用人们常见的墙就能发明出多种酷刑，这不能不令人瞠目结舌。然而这只是一个很小的方面，中共可以随意拿来任何东西作为酷刑的工具，包括药物、天气、水等等。今天，我们通过另外一个角度，在证明联合国酷刑专员报告的同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使用惨无人道酷刑的情况。
诺瓦克教授在报告中说：“酷刑是对人的尊严最残忍的攻击之一，也是最严重的人权罪……采用压制、羞辱和惩罚手段，其目的在于改变被拘禁者的人格以达到破坏他们意志。”针对关于对人的尊严進行羞辱的问题，我们就从中共对人生殖器官的摧残来解读，看看中共是怎样侮辱中国人的人格和摧毁他们的意志的。
二零零二年，陕西省汉中市六十三岁的大法弟子杨秀莲被非法绑架，在汉台区看守所，汉台区公安分局政保科科长马平安指示恶警门全秀利用吸毒犯张莉等残酷折磨她，狠命的向后按杨秀莲的头，造成她颈部骨折。几个恶人强迫杨秀莲成大字型靠墙站立，两人分抱两只胳膊，两人分抱两条腿，还有两人在下方用牙刷刷杨的阴道，其余的人排成队轮流捏杨的乳房，致使其乳头鲜血淋漓，痛不欲生。
湖北省浠水县大法弟子杨梅，一九七六年出生。于二零零八年九月四日被劫持到湖北省女子劳教所。她自诉说：“在恶警程瑜、黄汉华、张晓燕等的唆使下，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九日开始，劳教人员高林、吴娜军、应玉容等三人又开始新一轮的施暴，她们把我两只手绑在窗框上吊了两天一夜，脱光衣服用针在我身上到处扎，把热水袋灌满开水打脸、打头、打眼睛、拔头发……更下流的是恶徒用牙刷刷阴部、捅阴道，穿皮鞋猛踢阴部……有一次恶徒居然把捡来的两只还没满月的小猫，放在我身上满身爬，把它们的头按在乳房上，那毛茸茸的恶心感觉，至今想起来我还毛骨悚然。”
这是对女性大法弟子生殖器官的摧残，对男性大法弟子则大多采用电棍电击阴部，或用针扎的方式等。这是比较常见的。还有另外一些迫害方式更毒辣。
家住上海徐汇区常熟路163弄24号的大法弟子江勇，被非法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進行迫害。他在绝食抗议迫害期间被裸体捆绑在死人床上，狱医借口江勇身体虚弱不能正常小便为由，在其生殖器上套上假的胶皮输尿器，然后在生殖器的根部用橡皮筋扎紧，这样外人根本看不出迫害的痕迹，用阴毒的方式达到不让人排尿，让人全身发胀，膀胱胀痛，最后导致肾脏疼痛的办法来迫使大法弟子放弃绝食抗议。
不只是大法弟子们遭受到了非人的酷刑，连为法轮功问题直言上书中共最高当局的人权律师高智晟也遭到了这种酷刑。关于对生殖器官被摧残过程中的感受，高智晟律师描述的很充分。他在《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中这样记述：
“‘你丫的不是说共产党用酷刑吗，这回让你丫的全见识一遍。对法轮功酷刑折磨，不错，一点都不假，我们对付你的这十二套就从法轮功那儿练过来的。实话给你说，爷我也不怕你再写，你能活着出去的可能性没有啦！’我的下巴被电警棍猛击一下，打得我疼得大叫。这时，有一根电警棍塞到我的嘴里，骂声也一同而至：‘你丫的头发怎么这么不经纠？看看丫的这张嘴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还不是要吃饭吗？饿，丫的配吗？’但电警棍塞進嘴里后并没有用电击我。正不知所故，王姓头目发话：‘高智晟，知道为什么没废掉丫的嘴吗？今晚上几位大爷得让你说上一晚上。’
“‘甭跟大爷们扯别的，就说你搞女人的事。说没有不行，说少了不行，说的不详细也不行，说得越详细越好，几位大爷就好这个。大爷们吃饱喝足了，白天也睡够了，你就开始讲吧’。‘操你妈，你丫的怎么不说呀，丫的欠揍，哥儿几个上，王头目大叫’。大约三支电警棍开始电击我，我毫无尊严地满地打滚。
“十几分钟后，我浑身痉挛抖动得无法停下来。我的确求了饶：‘不是不说，是没有’，我的声音变得很吓人。‘哥儿几个，怎么搞得呀，伺候了几天怎么把丫的伺候傻了？给丫的捅捅“灯”（生殖器），看丫的说不说’。接着，我被架着跪在地上，他们用牙签捅我的生殖器。我至今无法用语言述清当时无助的痛苦与绝望。在那里，人的的语言，人类的感情没有了丝毫力量。最后我编了先后与四名女子‘私通’，并在一次一次的折磨中‘详细’描述了与这些女人‘发生性关系’的过程。直到无亮，我被抓着手在这样的笔录上签了名，按了手印。‘半年内让丫的变成臭狗屎。这事儿整出去，你身边的那些人会像饿狗碰了一嘴新鲜屎一样高兴的。’
高智晟是把他自己亲自经历的感受写出来了，可是谁又能切身感受到他经历的痛苦呢？那痛彻人肺腑的性虐待哪能是当事人说清楚的呢？中共就是这样靠酷刑获得它想要的一切的。然而酷刑中那种“无助的痛苦与绝望”将在人心底留下深深的烙印！
对人生殖器官的摧残在对人尊严的侮辱性上莫此为甚，但是对人身体其它方面的蹂躏也同样是令人痛不欲生的。诺瓦克教授在报告中写道：“中国政府拥有我遇到的最制度化的打压异议人士的方法。”我们且不说中共是如何的在六一零的总体调度下对法轮功学员進行酷刑虐待的，就劳教所来讲，普遍使用酷刑也是得到劳教所内从上到下的配合的。这不只是表现在利用奖金和官职对直接参与迫害的警察的引诱上，而是在使用酷刑的过程中劳教所警察整体协调一致的配合上。我们举两个例子。
二零零八年六月，马三家劳教所为了加剧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女所经过周密的部署，临时抽调了两名有迫害“经验”又十分残忍凶悍的女恶警杨玉和董彬参与迫害。董彬把徐慧抻到死人床上，用粘条带把徐慧受伤的双手、臂缠在死人床上，捆住双脚。卫生所护士陈兵用开口器撬开嘴撑至极限，再使劲往牙床上压，即把开口器狠狠挤压進牙缝里再進行灌食。徐慧的一颗牙被撬歪，一颗牙被撬折断，头顶的录音机连续播放谩骂法轮功与法轮功创始人的录音。每天持续撑至六小时，期间不让上厕所。此酷刑一直持续了九天。她们一边残酷的折磨徐慧，一边灌抢救的药物：救心丹和降压药。而且救护车就在外面等着，只要出了劳教所的门，人死了就不是劳教所的责任了。所长周勤等相关警察在走廊处等候着。
可以看出，抽调有迫害经验的恶警以及护士的所为，都是经过劳教所领导的同意而進行的。再往深处说，这种迫害方式也肯定是得到劳教所领导的默认或批准的。救护车从哪里来？为了加重迫害而使用药物也无不与整个劳教所系统的使用酷刑迫害有关，更何况劳教所所长及相关警察都在外面等着的事实，这都充分证明劳教所使用酷刑的“制度化”。
事实上，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進行系统迫害的时候，也就等于同时默许了所有劳教所的警察都可以对法轮功学员行恶。爱尔兰三圣大学计算机系研究生赵明，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三日被中国当局非法劫持到团河劳教所進行迫害。
在赵明释放前夕，团河劳教所仍企图改变他的信仰。先是两天没让其睡觉，赵明就向纪检科廖科长反映被剥夺睡眠的情况。当天晚上，赵明遭到五个警察对他的残酷电击。这五个警察是：管理科科长蒋文来，教育科科长杨某，教育科副科长姜海泉，和二名“攻坚班”警察。那天他们五个警察先在地上放一床板，用好多带子把赵明的两腿、两脚、身体、头都绑紧在床板上，绑头的带子从牙缝勒过来。然后用六根电棍同时在全身电击，使赵明全身电麻和剧烈抖动，肌肉痉挛，喘着粗气，喉咙很干，一条腿痉挛。几天后，劳教局教育处警察徐某到攻坚班问赵明有没有警察的违纪现象，赵明问他：“五个警察用六根电棍电我，你认为这事怎么样？”他说：“这是严重违纪。”但紧接着又说：“你有什么证据吗？有别的劳教人员在场吗？”后来干脆直接抵赖：“攻坚班一共才三个警察，不可能有五个人啊。”最后毫不遮掩的進行威胁：“你要是不怕自己解教受影响，你就说，我就给你作笔录。”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制度性迫害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任何一个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监牢里所受到的酷刑都有幕后的黑手在指使，这个黑手就是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進行系统性迫害中执行迫害的人物。而且这些迫害者，无论其是否直接参与，也都在互相遮掩。
我们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为了制止迫害的继续发生。尽管我们面对迫害的真相时大都不忍卒读，感到那令人窒息的邪恶太过毒辣和阴狠。可是我们无论如何设身处地都体会不到法轮功学员在酷刑中的煎熬，那是切身的撕裂和心灵的刀割，当人全身心都被这种痛苦包围和浸透时，那是什么感觉？他人是不可能体会得到的。
诺瓦克教授对此也感到非常的悲痛和震惊，他在报告中写道：“即使全面彻底地详细列举出所有酷刑的手段，仍不能表现出受害人当时遭受的可怕经历，对于每种酷刑手段進行单独深度研究分析很有必要。我想强调的是酷刑受害人遭受的那些无法抵抗的虐待的残忍性，令人极为震惊。”
但愿联合国酷刑专员的震惊能震醒身处迫害之地的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