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1年01月16日】
农业是人类生存之本。但是，在生态极为脆弱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破坏植被和土壤结构，盲目垦殖，却一样可以动摇人类生存的根基。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从本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西北地区先后掀起3次大规模的毁林毁草开荒高潮，共开垦破坏森林300万亩，开垦破坏草地一亿余亩，造成了大面积土地的荒漠化。近十几年间，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之下，一些省、区毁林毁草地垦荒热，又战火重燃！
农业开发过热导致荒漠化加剧的实例不胜枚举。1958年至1960年国营农场在呼伦贝尔草原开垦土地1000万亩。现代化垦殖机器以前所未有的掘土能力，把地下粉沙翻将上来，在地表造成风沙活动区。开垦后短期内即出现风蚀沙化，3年后即撂荒226万亩。1988年至1995年，呼伦贝尔又毁林晖草新垦耕地五百多万亩，造成河流干涸，草场退化，全盟出现4条流动沙化带，往昔“风吹草地见牛羊”的高草草场竟变成风沙肆虐的温床。
地处内蒙古东部，与东北大平原毗邻的科尔沁沙地，是由于人为过度开发利用土地资源而在近代造成的沙化，前后仅有百年时间。19世纪后期开始移民耕殖，砍伐森林，开垦草场，用以扩大耕地，加之长期超载放牧，使原来大面积的疏林草原和灌丛迅速发展演变为今日的沙漠景观。现赤峰市境内4个旗每年平均扩大沙化面积16万亩。一些村子甚至出现了“种田无土地，放牧无草场，盖房无基地”的三无可悲局面。
内蒙古中南部的鄂尔多斯草原经历了两次现代开垦，造成1800万亩草原沙化。阿巴戛旗有23万亩羊草草场，农垦失败后撂荒，长出牛羊不食的臭蒿，鼠害猖獗。加之牧区居民伐木作薪，掘草为柴和超载放牧，使得草日稀而沙日增。现该草原的沙化面积已从半个世纪前的1000万亩增至6000万亩，占草原面积的一半以上。
1960年至1962年，陕西、甘肃、宁夏、山西4省（区）共开垦耕地66.6万公顷，其后30年耕地面积又扩大了两倍。过度的垦殖、樵采和放牧，不但使林业和畜牧业生产遭到了重大破坏，种植业生产也受到了生态恶化的抑制，起结果农、林、牧三败俱伤，老百姓长期在贫困线上挣扎。
青海湖不仅风光绮丽，是国际重要的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湖畔还拥有世界屋脊上最肥美的草场。近几十年来，湖区人口增加，农业综合开发和畜牧业发展速度加快，给青海湖生态造成了无法承受的压力。现湖区已开垦耕地34万亩，流入青海湖的河水被大量截流灌溉，导致流入湖中的水量大减，青海湖水面以每年12厘米的速度不断降低，近半个世纪，平均水深从35米已下降到24米。“鸟岛”已同陆地相连，变成半岛。与此同时，湖滨流沙蔓延，已达113.5万亩，另有270万亩草地存在不同程度的退化。
新疆的耕地在半个世纪前有1820万亩，而今已达6000万亩，其中大部分是从胡杨、梭梭、红柳及其他灌草植被中开垦出来的。
准噶尔盆地南缘毗邻天山北坡，有58条河流、地表径流量74亿立方米，形成水网与湖群，植被郁郁葱葱，覆盖率在50%至60%，沙丘多处于固定半固定状态。但随着上游农灌面积的增加，下游来水量剧减，地下水位下降，植被大量衰败枯死。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荒漠植被带后退了15公里至20公里，而同期沙丘活化的面积由1500平方公里增至7500平方公里。
50年代后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塔里木河流域铲除了二百多万亩天然胡杨林，建立了三十多个大型国营农场，使之成为南疆新兴的粮、棉、桑蚕和瓜果的基地，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但是，单一的农业经济破坏了数百万年形成的生态结构，作为支撑着极其脆弱的荒漠生态系统、生态平衡的胡杨林的毁灭，从根本上动摇了农业生产的自然基础。没有过多少年，塔里木流域新开垦的农田因沙化和盐碱化而弃耕二十多万亩，废弃农牧场七十多处。
由于中游过量开发水资源，塔里木河人为地中终止于大西海子水库，造成下游断流320公里，台特玛湖干涸，地下水位下降，下游绿色走廊的胡杨林衰败死亡，由50年代八十多万亩锐减到现在残存的十多万亩。塔克拉玛干和库姆塔格两大沙漠在阿拉干以南的地段开始合拢。靠大西海子水库和孔雀河接济地新疆建设兵团5个团场的五万多人面临着搬迁或转产。
据国家农业区划办的卫星遥感调查，1986年至1996年间，黑龙江、内蒙古、甘肃、新疆4省（区）共开垦土地194万公顷，而保留面积仅为98.6万公顷，有一半撂荒，而撂荒就意味着荒漠化。
如果说西域古国楼兰、伊循、丹丹乌里克等古城的废弃与社会动乱、种族冲突有关，那么近现代导致绿洲退化、沙漠扩展的主要原因，则是人类对自然无度地索取！
图片是著名记者奚志农拍摄作品，奚志农版权所有。
(摘自沈孝辉，西部开发：勿使“后人复哀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