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政治家讲真相

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

我们夫妻两个是2001年11月份得法的。那时我们身体和精神状态都不佳，希望能通过修炼法轮功得以改善。接下来的一年半里，我们是以个人修炼为主。那时我们虽然知道在中国发生的迫害，但是很少参与讲真相。

转机发生在当我们得知两位曾在科隆建立真相点的中国同修在返回中国被抓时，我们悟到，应该主动参与讲真相并支持科隆讲真相点继续运行。当时我们仅限于给行人发传单而已。

2004年海外曾发起去纽约讲真相消除邪恶的活动，我们决定参加这个活动。在中央火车站前，我们与一群台湾来的同修站了整整一个星期。第一天对我们来讲真的很难。匆忙匆忙进入火车站的纽约人开始不愿意接资料，有的还很粗鲁。我们感觉很不舒服，十分不安，体会到这种被拒绝的感觉。接下来的日子里，情况就好转了，人们最终接传单了。晚上我们又生了欢喜心，骄傲的心，觉得自己做得好。一位与我们呆了一整天的同修却给我们指出： 我们讲真相的方式不好，我们只是发传单，也不跟人说话，告诉人们迫害的真相。开始我们觉得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内心受到很大的冲击。当我们平静下来后，认识到，他说的非常对。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就尽可能地告诉人们关于法轮功和迫害的真相。那个星期对我们来讲相当艰难。我们常常只有几秒钟讲话的时间，但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回到德国，我们就把这个经验用到科隆的讲真相点了，并且也应用到对中国游客讲真相上。我们给他们讲迫害的真相，劝其退出共产党或共产党的一些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能理解中国人的思考和行为模式。几位中国同修也常常给我们提供帮助和很多指导。

在长期经常参加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们也越来越得到了提高。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在交谈中，你会变的更有信心。 我们发现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针对每一个人，让这个人在谈话中能够真正理解和接受真相。同样重要的是，不要仅仅自己讲，还要与人交谈。这样你才能知道这个人是否理解了或者他还有什么疑问。

多年后一位德国的中国同修问我们，是否有兴趣参与给政治家讲真相的活动。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们开始不确定应该怎么做，出现焦虑和不安的情绪。当时正值选举当前，我们便加入了给政治家讲真相组，组里出了好点子，我们确实也付诸了实践，就是去拜访我们家乡北威州的公共竞选摊位。这样我们就在街头，在一种宽松的氛围中，第一次与政治家交谈起来。这次正面的经历告诉我们，与政治家讲真相其实并不难，它跟与其他的常人讲真相没什么两样。不管他是政治家还是家庭主妇，都是人，都是我们讲真相中要救的人。

接下来，我们尝试联系一位在我们选区的国会议员。我们打电话预约，并收到了面谈邀请。这对我们又是一个新的挑战，我们很紧张，不知道是否能够做好这个新的工作，而且害怕被拒绝这一执着心又冒出来了。这个关，我们必须得过去。

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有些学员正念足一些，怕心就小一些，做的就堂堂正正一些。有的人怕心多一些，就做的差一些。完全没有怕心的个别人也有，有些地区比较宽松呢，会多一些，邪恶多压力大的地区还是很少。不是说有怕心了就不行了，怎么样能够克服自己的怕心，正念足一些去做好三件事，那就了不起。相比之下不管大家怎么害怕，面对着救度众生的责任，都得去做，得去救人，那就了不起。”

最初国会议员对我们是带有十分批判性的态度，但在谈话过程中，他渐渐变得随和起来，终于开始发问，并帮助我们在柏林的外交部咨询关于法轮功被迫害的情况。他后来也真的付诸了行动。

这段经历鼓励我们继续做下去。我们决定尽可能与北威州的许多政治家取得联系。我们开始定期给威斯特法伦州的州议会和所有的国会议员写信，书面告知其迫害的最新情况，后来也发展到地区的政治家和欧盟议员。

2011年伊始，我们第一次约见了一位德国人权委员会的国会议员。开始谈话时他也是持着很批判的态度，对法轮功有负面的想法。在谈话的过程中，我们渐渐清除了他对法轮功的偏见。告别时，他对我们说，我相信你们的话。他还主动把新任命的联合国负责宗教信仰自由的特派专员介绍给我们。

每一通谈话，我们都能有所收获。我们悟到，给政治家做些基本的解释，法轮功是什么，为什么被迫害，迫害的情况，以及揭露邪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学习到，在与政治家谈话时，针对他们的负面看法直接谈出来。否则这个负面的看法就不会解体。当我们跟他们解释这是共产党的谎言宣传时，他们很快就能明白。同时，我们也得到了给政治家讲真相组同修的大力协助和正念加持，我们能明显地感受到他们的正念。

遗憾的是之后我们给政治家讲真相一度停滞不前。因为对情的执着，我们多次被干扰。当时我们没有悟到，旧势力在利用我们的不足，阻挡我们要做的事。我们放松了自己的修炼，就没有再约到政治家。

2012年，因为一项决议，大家去欧洲议会的所在地斯特拉斯堡讲真相。我们当即决定下来，没有任何准备地就开车去了。去法国的路上，我们尝试给欧盟议员打电话约见他们，决定全力以赴地作好和政治家的这种面对面的讲真相工作。我们试图约见更多的政治家，并且计划定期开车去布鲁塞尔的欧盟议会。一整天下来，我们约谈了很多人。政治家也曾告诉我们，定期的会谈很重要。一位欧盟的国会议员还告诉我们，我们坚持不懈地要约见他，让他很受触动。

2012年10月初，我们打电话给柏林的社会民主党派人权秘书处的一位助理。她对我们说：“您直接找联邦议院的人权委员会主席吧，这样您就能直接地和所有的党派直接对话了。”我们便给人权委员会的主席写信要求约见。

不久我们认识了一位年轻的中国同修。他在德国做实习，并决定为营救他的妈妈而呼吁。他的妈妈因为信仰法轮功被关押在中国的劳教所里。我们决定一起去拜访政治家，向他们展示一个在中国发生迫害的活生生的例子。这种直接受害人讲述迫害的做法是很有效的。没多久我们得到更多约谈的机会。

2013年2月，我们收到柏林国会议员办公室的来电，邀请我们去柏林和国会人权委员会面谈。我们很高兴，但我们也知道，这意味着要在一些政治家面前做一个讲演。这也是下一个大关。有多少人会来，他们会提出什么问题，一堆带着人心的疑问冒了出来。为了这次约谈，我们有三个同修一起做准备功课。但是当我们四月份站在联邦议院的正门前，恐惧心再度浮现。害怕是一种执着，而旧势力会利用这个漏来干扰我们。早上的时候，我们中的一位同修突然出现牙齿剧烈疼痛，并且担心在会谈时，因为疼痛而不能集中注意力。我们就发正念。进入会议室后，我们安静下来。我们的报告引起了政治家们极大的关注。只有通过师父的加持，我们才能做得好。为我们发正念的同修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此前一天，我们在外交部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在这期间，我们合作越来越融洽。开始我们是从最基本的讲起，法轮功是什么，为什么迫害，迫害的具体情况讲起。中国同修就以他母亲为例，说明迫害以及他在中国从孩提时代起就被迫接受的仇恨和虚假宣传。一些具体的细节，共产党的洗脑方式，我们都不知道。这对揭露中共的邪恶很有说服力。

很多政治家被这种讲述深深地打动。有些还说要给劳教所的所长或者柏林的中国大使馆写信，帮助营救他的母亲。在与中国大使单独见面时，政治家曾两次谈及此事。接着我们就讲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并告诉他们目前最新发展的状况，例如，越来越多的海外议会和政治家谴责这种罪行。我们已经是第二次去联邦议院了，以后我们会常常去柏林，还有欧盟议会，加大与政治家的接触和对话。2011年到2013年间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政治家越来越关注我们。我们借鉴英国同修的做法，树立了一个目标，就是促成在人权委员会和其他的委员会召开一个官方的听证会。

每一次会谈我们都获得了各个党派和不同的委员会的内部运作的信息，并从而建立新的联系。我们悟到，我们必须认真作好政治家的工作。师父在《二零一三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师父带领着大家做神韵实际是给大家做榜样。我把神韵做成了世界第一秀，最起码在文艺领域里、艺术领域里，神韵唱了主角了。那么其它项目怎么样？”

去会谈前，我们做好准备工作，了解该政治家的兴趣和其工作领域。重要的是，我们尊重他，并且创建与该政治家之间的一种信任关系。当我们谈话结束时，他会问我们，怎样能帮助我们，并为我们提供支持，那就是他自己的选择，为自己定下好的位置。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明白，面对面的讲真相有多重要。师父已经为我们铺垫好路了。我们只需要走师父安排的修炼的路，兑现誓约。

谢谢师尊！谢谢大家！

（哥本哈根2013年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