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议易传《系辞》的史学精神之谜

《易传•系辞》，相传由春秋时期孔子辑编而成，是为中国古代易学一大杰出文献。《系辞》对《易经》基本原理作了创造性阐述和系统性发挥，同时也保存了春秋时期之前中国古代文化的意蕴，拓展了易学人文研究的视野，建构了易学全方位理性思考的学理，奠定了儒家易学范式的根本指向，是为儒家思想的最重要的宇宙历史观的文献之一。由于有了《系辞》这样的易传经典，《易经》一书在人们心目之中的占筮之书的文化地位，随之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最具思辨哲理色彩的儒家经学典籍。《周易》能够立足于儒家经典地位，并成为经学理论的元典，于此而言，《易传•系辞》之功不可没。

虽然，《系辞》不是直接性阐释史学的历史学著作，但从跨学科的意义来发掘的话，在本文的论述中，把《系辞》这样的理论著作当作儒家之宇宙历史观的表达，也未尝不可。清代史家章学诚在其名著《文史通义》一开篇就直接了当的指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诗》、《书》、《礼》、《乐》、《春秋》，则既闻命矣。《易》以道阴阳，愿闻所以为政典，而与史同科之义焉。”儒家之各类经典，在史学意义上而言，既是儒家的思想史的表现，同时也蕴含儒家思想对宇宙历史的各种观念的阐述。那么我们顺着这样的史学思想维度去探寻，可以提出这样一个疑问：《系辞》透露了什么样的史学精神呢？

史学之历史对象理念，不外分为两种，一种为自然界历史，一种为人类历史。自然界的历史，一般也可以归结为人们的宇宙观念，以及对自然界各类事物的历史变化而形成的各种历史认识和历史理念。人们的宇宙观念和对自然界事物在历史变化而形成的各种认识，为其史学理念，奠定最为基本的宇宙历史观。而人类历史，即是由人类为主体，以及由人类活动而构成的各类社会性事物的历史发展变化形成的，也可称之为“人文历史观”。汉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曰：“（迁写作《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北宋邵雍《观物外篇》曰：“学不际天人，不足谓之学。”我们可以对应性的参照说，宇宙自然历史观对应的是“天学”，人类历史观对应的是“人学”。“天”“人”之学就是历史学的两大主体。《易传•系辞》的自然宇宙历史观和人文历史观，有其独到的特色，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历史理念。笔者在此尝试阐述，权作抛砖引玉，以待方家再来研述。

《系辞》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准”字，是横准，恒量。一个“准”字，把《易》与天地并列而成对应，同时也将“易”之道与天地之道完整的弥纶在一起。从这个角度而言，《易》以及易道之理，乃是等同于某层次某境界的宇宙之理，那么，也即是同构性的指出，易道乃是某境界某层次宇宙的历史规律。同构性的思维，虽然有点像一种对应性思维、感应性思维，毕竟也不能够完全等同。不过，我们从其中可以体会到，《易》之宇宙历史观，完全合乎易道之理，而易道之理即是某个层次某个境界的宇宙历史观。这样的历史观不仅仅是简单的对应性的认识，而更为突出的是其更像是复合性的认识。易道，直接就是一种宇宙历史观，是一种建立在易道学理上包罗万象的史学认识。

易道，怎么解说呢？《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在自然界与人世间，天地、男女、高卑、贵贱、动静、刚柔、简易、吉凶等等，这些二元意义的象征与形制，无所不包的对应性的囊括宇宙之万事万物。同时，这样的二元意义，凸显出最为简易的符号关系，更为易于人们的理解和掌握。那么，如此之易道，所体现的宇宙历史观，会在二元结构之中得到体现，同样也更为易于把握，易于被人们理解。也即是，易学（易道）历史观，其建立在二元性符号结构里的。用阴阳推理、推衍历史的变化之道，是易道的一个基本范式和基础构成。

当然，易道的流转变化，其生成模式不是只在“阴阳”二元性符号的简单构成就凝滞不动了。《系辞》曰：“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首先，阴阳的二元性符号，来源于“太极”。那么，我们能够称“太极”为二元结构吗？显然这样的说法不是非常准确的。也即是，太极在二元结构意义上，有其特殊的超越性，且是相互生成，相互转化，相互运作，相互推动的。这个时候，我们看待易道的宇宙历史观，就不会是简单的二元意义的结构。那么，易道的历史观念不会只在简单性的二元结构里的，在某种境界层面是可以超越这样的二元性结构。

其次，说到“四象”“八卦”，虽然其从阴阳的二元结构组合而成，但很明显，这些都属于阴阳组合的复杂化表现。也就是意味着，易道之宇宙历史观，虽然合符阴阳的二元结构，但却无法完全的简单化为单一的二元结构，其中的组合是阴阳混杂在一起的。这样的混杂具有一定系列性的排序、排列，同时“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历史事实确乎比比皆是。单一的把二元性的阴阳的对应性直接套入历史之事实，那是相当困难和不可能的。那么，我们从易道之生成模式，可以看到，简单的二元性结构并不是易道宇宙历史观的全部反映。易道的生成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变化出关于二元结构宇宙历史观的各种层面的解说模式，单一性的把易道看作简单的二元结构意义，那是不充分也不合理的。

第三，由太极衍化为八卦進而成为六十四卦，也关联了数学模式对应了历史之生成模式。历史学理之数学，多数从量化的角度去衡量。但，易道之数学，则更多的从易学之数理来诠释对应。易道之数理认知，与西方文明传出来的数学范式，是有一定的学理差异性。虽然，在数值上、在形制上，西方数学也是对应性的建构现实事物与数理推理的模式。但，这样的模式，是构建在物质形态的表象上测算的。而易道之数理，既没有排斥这样的测算模式，也同时，自我归纳为易道之阴阳结构的对应性范式。即使是一个卦，不论是八卦还是六十四卦，在卦的内部基本符合的是阴阳的规律所塑造的理论内涵的变迁，包括数及数字内涵的变化。在识别这些卦意之理论的变化，没有脱离开阴阳的二元意义交织而成的组合内涵。在没有脱离阴阳诠释的情况下，这样的易道流转变化之认知，既有其特殊的一面，即是保存对事物从太极之理演绎出来的宇宙历史观念，同时也是某种意义上关于宇宙历史的数学推演模型。能够用数理来推演历史，那就说明，历史的规律是可以预测的，也是可以在某种范式或者模式上可進行各种之推理。不可否认，从太极到六十四卦，其本身就是一种数学模型的变化。

当然，要進一步解说的话，在易道文化的“太极到六十四卦”，也是宇宙历史生成的一种对应性展现，也算一种宇宙层次的历史关系。从复合的思维来理解的话，也就是从“六经皆史”的范式去解释的话，易道之于历史、之于史学，那是重合对应的。我们当然不能够把这样的重合对应当作完全的等同。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复合就是理论模式或者诠释范式的直接重合，也是历史和世界宇宙的复合。复合，即是是万事万物自有自己的规则和范式，但他们万事万物在历史时间河流之中，并没有任何可以逃脱而独立自行其是的可能，万事万物本身体现了历史，也体现了本真的历史意义。只有在历史之流中，万事万物之整体都在塑造历史本身，也在展现自己作为历史之一的缘起而生生不息。历史不仅只有历史事件，不仅流转在时间之中，而且还在万事万物共同复合的所有历史运作之中，并直接成为历史本身。这样的复合，可以称之为超然形态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概念，不仅只在“天”与“人”之间的关联，而缘起于人本来就是属于天的一部分。故而，“天”“人”之间，本然而存在，本然确立于自然宇宙之中的合一状态。现在的人们，常常误以为“人心”与“人身”有着“天”“人”之分，但那不过是人身及人心的一种非理性错觉，也不过是人作为主体自觉意识自置的错误状态。“天人合一”，就其本然看待，并不存在把“天”相对于“人”去论述，人怎可自以为可以把“人”独立于“天”呢？这样的观念，完全在形成一种自以为是的自我误导。那么，易道文化是如何溶解浸入到人类历史长河之中的呢？

易道的二元结构意义，往往是直接对应性的囊括万事万物，这就是简单的取象方法。如乾坤对应天地、男女、刚柔等等。那么，演绎到八卦，也可以有这样的取象方法，如在易传《说卦》举例论述道：

“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
“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
“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

《系辞》曰：“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但随着历史進程的复杂化，表象变化也随之复杂，仅以阴阳二元结构，难以完全澄清各类宇宙及人类社会的意义变化。那么，像八卦、六十四卦取象的模式即随历史变化而出现，也就更加符合历史衍变的复杂化表现。取象方法，就是宇宙历史表象与易道构成一种对应性，从而形成了可以在易道理念里進行阐释和推理的可能。取象，在阐释学意义上，可以说是易道之宇宙历史观的发挥和发明。取象，也就不得不从其阴阳的二元性之中，寻找出对应性的含义来建构意义的生产与衍化。取象本身，也就成为易道历史观的阐释层面及解读层面的可发挥的规范性行为。这样的规范性行为，构造了一种学理的路径，不仅是一种可摸索的规律性历史行为，同时也是历史观的对应性构成。易道历史观的学理基点来自阴阳之二元意义，而这样的二元意义同样也有主体行为主动的发掘现实宇宙表像的范式。我们理解到，易道之宇宙历史观，不仅完全性的复合着易道之理则，同时，也复合和重叠了宇宙历史观意义的学理范式。这样的学理观念，也非常接近上个世纪末学术界发明的具有人文理念的全息概念之学理。取象的方法，使得易道文化的历史理念获得一个相对准确的推理模式。

易道宇宙历史观，也是有神论历史观，这在《系辞》多次提出。例如：

“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
“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像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
“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象事知器，占事知来。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

本文提出有神论历史观，乃是因为当今的历史学及历史观，都无法例证或判定神的存在，也避讳曾经发生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观念之中已存在的神及有关神的历史记载和历史学理阐释。这样的学术避讳造成了人为抹杀，并把宇宙历史之中关于神乃至神界对宇宙、对人类的各类历史作用和历史影响剔除出历史书。那么，神以及神界对宇宙历史，包括人类历史的各类真实的作用，就成为人类的一大谜团，同时也在现在的历史学研究范式里被否定掉了。而有神论历史观，是不会否定神以及神界对宇宙及人类历史的各方面作用和影响。那么，有神论历史观，在研究神及神界对人类的历史的全方位作用，将获得从新谱写和叙事，从新更正学理性的发掘，纠正纯粹的无神论历史观书写和与之相关造就出来对神的排斥作用的各类历史观念。有神论历史观的构建和谱系，也为易道历史观学理铺设一席之地。有神论历史观，将不仅是承认神及神界的存在，不仅仅承认和研究神及神界对于宇宙和人类历史的各类作用和影响，同时，也从新构建人们新的历史观念，塑造人类对宇宙和人类的更加宽容、更加全面、更加多元意义、更具真相事实的历史理念。有神论历史观存在着不同层次不同境界的多元性意义。

易道，也有修行状态的阐述，且符合人作为主体意识的心性认识。这些方面体现在《系辞》一些章节：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无思无为，即是修心的一种状态。”

“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古人的“洗心”“斋戒”，乃是古人认为的修行。这样的修行“通神明”而“厚其德”，可以佐证易道文化并没有脱离修行、修炼之理，只是在《系辞》文本的表达里，这些属于儒家或者儒家采用了上古时期的修道文化再作衍生变化出来的。

“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在儒家范畴里，“礼”是奠定人类基本的文明要素和根基之一，在《系辞》里把“德”和“礼”并行而言，并和“道义”之易道文化的布行关联起来。“德”和“礼”在中国古代文化里，就是不同层面不同境界的心性内涵的社会性表现。就如《道德经》曰：“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通行本第三十八章），把人类的心性状态分为：道、德、仁、义、礼等五个层次境界。在这里，儒家体系性的把易道文化和儒家的各种文化对应性的勾连在一起，形成了儒家易学文化的新理念，也成为儒家宇宙历史观念的可以把握的类型或范式。

上面三个例子，可证实，易道文化不仅没有脱离修炼文化内涵，而且还将之推行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是贯穿性质的做法。那么，这表明，易道文化不仅有自我之历史理念，而且还对应性、复合性的推行到人类的历史运作之中。易道文化对于人类历史文明的作用是直接性的，溶合性的，而非旁观性质的。这本身也是“六经皆史”的一种历史学理形态。

在地球上，人类作为一种生物物种，作为一种具有自觉意识的生命，作为地球生命的“万物之灵”，其在生命历史与万物的差异性，可证在于：是否可以修炼、修行，是否属于正确生命之心性的道德标准？修炼、修行状态，是如何一体化于宇宙和人类的历史事实与历史理念之中的呢？可以从哪些方面获得属于这方面真实的历史观念呢？这些课题，将是有神论史学精神需要不断发掘和探索之内容，而《易传》系列的经典也在此方面提供真实的历史素材。在此附加的说明，也就是，在信神的作用下，与在排神的作用下，其间的历史理念中不仅有史学精神的差异或区分，还会产生怎么样的史学导向？

易道之与修炼内涵的勾连，是神传文化的特质表现，同时在这方面也属于人类文明历史核心部分的构造所在。易道文化的流转变化不仅和神传文化直接相关，还和人类文明的進度有关。易道所体现出来的历史理念、史学精神，必然也在人类自身的发掘和阐述之中获得相应的体现。离开人类对易道的现实性认知和诠释，那就无法相应的对应出人类的文化现象和心性状态，也就无法现实性的得出人类社会的相关状态的理性认识。易道文化，在地球文明的历史演绎之中，是不可能离开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而言的，否则就不属于神传文化要流布的目地。离开人，神不可能在地球文明里再传神传文化。《系辞》，儒家阐释的易道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属于易道文化的某个境界、某个层次的具体体现。《系辞》也就体现出了其本身具有的易道文化之历史理念。

从功用的角度看，儒家思想并没有否认易道文化之中流行的卜筮文化。也就是说，儒家承认卜筮的现实存在，也承认卜筮的真实操作，不否认卜筮的可预言性的真实存在。这在《系辞》里已系统性的保留了卜筮文化的操作方式和阐释办法。“《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易道文化的“圣人之道”的其中之一就是尚占。那么，卜筮文化和历史理念是怎么样的关系呢？卜筮通过易道文化，来预测未来，也可追查已经遗忘的过去。这个仅仅是现今人们的一种可理解得到的通俗化认识。易道文化，怎么能够预测未来呢？熟悉卜筮文化的人，也当意识到，历史之未来，在人类的观察能力范围里，并不是一种未知数，不是一种弥满雾岚的不可知论结局。那么，易道文化，在某种层面上是远远超出时间线性构建的历史范畴，并预设了一种可知的推理模式来视察、勘察与建设性的塑造历史的过去和未来。这个在现当代历史学意义里，是不可思议的，是不可想象的，也是属于“非科学”范畴的对像。历史，在易道文化的理念里，不是把未来当作正在单线性的推進历史火车的轨道，而是在俯视着多种历史轨道的各种变化和转轨。易道文化可以把握这种难以理喻的历史未来性和历史不可知论观念。这样的易道文化，不就如同神通广大的神者一样吗？易道文化之于历史及史学本身，会不会完全的在塑造着另外一种不可思议的历史理念和史学精神呢？这完全是可以肯定的。

不过，从总体的认识看，由于有了卜筮文化对应于易道文化，往往，从易道文化的角度看会得出一种“定数”的宿命论文化内涵。定数、命数，都属于宿命论的一种在世间可表象化的历史理念结构。尤其在大历史面前，“定数”的难以改变，是以往宇宙历史史实的一种直接性表现。《系辞》很明显的使用了“卦”象来排序这样的历史规律：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
　　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
　　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这个排序，一共列了12个卦象，排序了一种历史规律，完全合乎历史学理的追溯。这也完整证明了：《系辞》有完整全面的历史学理在实实在在的诠释着本次人类的历史，尽管这些仅仅属于儒家的历史观念。我们从此中获取的学理意义，可以推断出其他各类历史学理的假设或判定。首先，卦及卦象，是对应于各个人类历史时期。这样的对应，是如何排序其规律性的呢？其次，排序的规律性，是不是还是归结于阴阳的二元性变化呢？这样看来，二元性的阴阳主导了易道文化的历史理念。可以推理出，易道文化中史学精神上，没有脱离阴阳二元性。由卦象的对应到卦象的排序，构成了易道文化历史理念的一种线性规律，也算是一种路径推理。然而，这样的易道文化的历史理念的构建和推理虽然是源自阴阳二元性意义，但却如何获得对真实现实的历史现象意义的对应，确乎是一大人类理性认识之谜。

最后，我们拿《系辞》的一句做个总结：“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相对而言，儒家的“圣人”人格的文化目标是定位人类历史文明的“天下”内涵，这个说明了儒家之易道文化的历史观念是围绕“天下格局”而发挥的，而非局限于某种或某个局部的个体、民族、国家、地区之类的概念而诠释的。“天下”的概念，是人类整体历史的概念，是人类和宇宙复合、溶合的历史观。易道文化所具有的史学精神，广大精微，无所不包，如此博大的气势，在现今的任何历史学领域里又有几人几家能够企及的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