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6年12月29日】
二、西安事变
家贼难防
中共发现张学良是很可能被统战成功的，于是向张提出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占领兰州，打通到苏联的交通线接收武器。“兄部须立即相约配合红军，选定九、十月间的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兰州、打通赵苏（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飞机驾驶员海岚‧里昂所收藏的有关西安事变的重要私人档案》）
张学良被诱导后，以为有了共产党和苏联的支持，准备武力反抗中央，实现西北割据。一九三六年，五月初，在张学良身边的中共特使刘鼎向陕北发出急电，因为保密起见，信中用了隐语。原文为：你看他（张学良）的计划，大则要把他家这庄大房屋的一角（东北军）完全拿过来，东头一条大道他也企图著（争取杨虎城十七路军）；小则把他的几个佣人都要练为强干的打手（东北军内部将领）。最近他预备出去大活动（反蒋活动），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赶这功夫要向他邻近各房本家（争取西北实力派军阀）以及住在他大门口的爱好老蓝布袍子的几个小伙子和严老老（争取阎锡山的晋绥军）等相好去。他已经开始用了‘爱×’、‘抗×’（爱国，抗日）话向内向外活动，将使大老板（蒋介石）无法公然反对，同时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也可也（彻底反蒋其事）。老头儿（张学良）提出到十一月可以得到新爱人的老亲们的表示（指得到苏联的支持），牵延到十一月就起变化。这当中一面对内亲和，对友作抗日的大活动，另一面捧大老板（蒋介石）登峰造极。只要有半年功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彻底干。（《刘鼎致李克农信》，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张学良和中共几次谈判中，没有一次不讨论是否能否得到苏联援助。最后张学良和杨虎城会同中共，准备在西北建立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为辅的“三位一体”的西北联军，成立和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
张学良本人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底通过中共中央联络员刘鼎，首次向中共中央提出加入中共。七月二日，中共向共产国际请示。前苏联公布的一份共产国际文件显示，共产国际于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覆电说：“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的，是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
“曾经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长的阎明复披露，叶剑英生前曾经对主持东北军党史整理的编辑宋黎（西安事变时曾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去世）有过交待，肯定张学良就是中共党员。宋当时将叶剑英的这个谈话作了记录，并将记录稿封存在保险箱里，并交待张学良还健在，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保护他，他的中共党员身份绝对不能外泄，等他去世后再把谈话记录拿出来报告中央。”（史鸣，《西安事变主角张学良中共党员身份揭秘》，载于中国黄埔军校网www.hoplite.cn）
早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六日，一份中共内部报告就已说出，此时中共已与张学良约定，一旦得到苏联的同意和帮助，就在西北发动抗日反蒋运动，争取将陕、甘、宁、青、新五省区结为一体，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按照这一计划，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再度陷入大规模内战局面中去，莫斯科希望中国举国抗日以牵制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将不可能实现。因此，这一计划马上就受到了斯大林等人的否定。七月二十三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一次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明确指出：“在中国的任务，现在不是扩大苏区和发展红军，而是寻找机会，寻找途径和寻找适当的口号、适当的方法，使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联合起来抗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把蒋介石与日寇等量齐观是不对的，这个方针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现阶段，一切都应该服从抗日。此外，不能同时有效地进行既反对日本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也不能认为整个国民党和整个蒋介石的军队都是日寇的同盟者。为了切实有效地进行武装抗日，还需要有蒋介石的军队参加，或者其绝大部分军队参加。鉴于以上情况，必须采取停止红军同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并同蒋介石军队协同抗日的方针。……为此，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司令部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建议，立即就停止军事行动和签订共同抗日具体协议进行谈判。共产党和红军司令部应该宣布他们准备马上派出代表团，或者在苏区接待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团。”（《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
共产国际这一重要命令，中共没有传达给张、杨。
纵横捭阖
“西安事变逼蒋抗日”是中共说辞。当时蒋公为国难，在西安事变前已经开始着手和平解决中共问题，甚至考虑收编。
“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
“二十五（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中共发出‘停战议和’通电。随即由周恩来代表中共，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到上海与张冲会商。潘汉年即到南京与陈立夫谈判。政府对中共所提的条件为下列四点：
“一、遵奉三民主义；
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
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
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苏俄在中国》）
中共方面则开始否决：“南京以铁道部次长曾养甫出面答复我们的信已收到，满纸联合抗日，实际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边境，导火日苏战争。”（《毛泽东致彭德怀电》，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如果中共军队到察绥外蒙边境上去抗日，苏联不能不支持，日苏武装冲突就可能爆发，苏联当然不同意。
中共不肯出兵察绥抗日，又不肯在苏维埃改制和红军改编问题上妥协，蒋公便继续进剿，同时命陈立夫与潘汉年举行谈判，谋求政治解决。
一九三六年六月，两广集中三十万大军以抗日之名义反中央，蒋介石急调四十万中央军大军南下，直到九月，两广事变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