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3年09月10日】
女儿属猴，92年出生的，今年不满十一岁。生她的时候出了医疗事故，我差一点儿命丧黄泉，一家人也跟着受够了折腾。她奶奶时常说：“也不知道这孩子是个什么大人物，来的时候这么惊天动地”。
女儿一岁半时便学会了说否定词。那天她干了一件什么淘气事，我拉长了脸训斥她，她一点也没有害怕或委屈，只关切地看着我的脸，皱着小眉头费劲但口齿清晰地说：“妈妈、不、生气。”她第一次说“不”，就将这个字说得那么清晰有力，仿佛全身心地担心我会不会气坏了身体，而丝毫没有在意自己是不是受了训。那一刻我觉得为了生她养她而受的一切苦楚都很值得。
女儿两岁半就开始有了生之烦恼。那天我带她到一家小学校去散步。我们坐在操场上，她满眼艳羡地盯着小学校的教室问我：“妈妈，我能去那里上学吗？”
“不行啊，你还太小了。”
女儿沉默良久，突然长叹一声道：“妈妈，我为什么老－－也长不高？”她将“老”字拉得好长，似乎已为这个问题苦恼了很久很久。
我无言地望着她，开始想她是不是一个哲学家转世。想了半天我才以一个特别不哲学的方式回答了她的问题：“你多吃点儿饭，慢慢地就长高了。”
女儿三岁半时就给我上了一课。那天她很认真地问我：“妈妈，你说世界上为什么有坏人？”
是啊，世界上为什么有坏人？世界上要是没有坏人、只有好人该多好？几千个感慨和几万个答案从我的脑海中奔腾而过，最后我却发现我无法用一个三岁孩子能听懂的语言和方式去回答她的问题，所以只好老老实实地告诉她：“妈妈不知道。”
女儿头一歪，自豪地说：“我知道。”
我吃了一惊：“是吗？那你告诉妈妈，世界上为什么有坏人？”
“他老干坏事，就变成坏人了呗。”
天哪！原来如此！
女儿四岁半时，有一天我和先生开着车带她去郊游。那天大概是个黄道吉日，结婚的人特别多，一路上遇到好多个结婚的花车，一个比一个漂亮。女儿一直跪在窗户边兴致勃勃地往外看。先生逗她道：“你长大后结婚时要不要坐花车？”
女儿从窗户边上坐下来，漫不经心又一本正经地答道：“到时候再说吧。”说完了一眼也没再去看那些花车。
她的回答又一次让我很吃惊：她小小年纪，哪里来的这一份宠辱不惊的平常心？
女儿早慧，五岁半时已上二年级了。这一日我去学校给她开家长会，迎面看到学校里有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学会做人 学会学习 学会劳动 学会健体”等五个“学会”。回家以后，我问她道：“你知道什么叫‘学会做人’吗？”我想好了一个长篇演说辞，预备着向她发表。
她笑嘻嘻地说：“我知道。就是做一个好人呗。”
我一下子将我的演说辞忘得干干净净，心里头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
女儿六岁时，有一天我听见她在隔壁房间劝她奶奶说：“奶奶，你炼法轮功吧，炼法轮功对你身体有好处，真的。”原来她看见多年以来一直病病歪歪的我炼了法轮功后身体好了，便开始为她奶奶打算。
奶奶说：“我不会啊。”
“让妈妈教你！”
“我眼花，看不了书。”
“我念给您听！”
奶奶推脱不过，敷衍她说：“好好好，我以后有空了就学。”
谁知女儿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被蒙骗了，她有点哽咽地对她奶奶说：
“奶奶，我不想让您死。”
女儿快七岁的时候，电视里开始铺天盖地地骂法轮功，一个比一个更离奇的谣言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也差一点失去了思维的能力。女儿圆睁杏眼问我道：“妈妈，他们为什么说炼法轮功的是坏人？”
我的心象有一万条毒蛇同时在咬一般地痛，不知道怎样回答她的问题，只想将她的问题转问所有那些造谣的人。好在一个朋友替我解了围：“他们做贼心虚！”
女儿七岁半时，我因炼法轮功而被送进了劳教所。几个月后她到劳教所来看我时，一见面就急切地告诉我，妈妈，我学吹黑管了；妈妈，家里来了一个小叮当，然后咭咭呱呱说了一大堆小叮当的趣事。虽然二十分钟的会面结束时我都没有搞清楚小叮当倒底是个玩具、动物，还是一个人，但在心里还是很欣慰：到底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女儿看起来生活得很快乐，没有因失去了母亲而难过。
一年多后我才知道，虽然奶奶严密地禁止她将我被劳教的“不光彩”之事告诉任何人，但她终于忍不住，在写作文时将心底的秘密告诉了她的班主任。也许她在潜意识里对她的老师产生了对母亲一般的感情。为此她受到了奶奶的责骂，她父亲则不得不安排她转了学。
女儿八岁半时，我九死一生从劳教所里熬了出来。几天后我看见桌上有张纸条，上面是女儿的笔迹：“妈妈，我建议你别炼法轮功了。请看这本书。”
“这本书”是学校老师发给她的，里面将炼法轮功的都说成了杀人狂或神经病。我找到女儿试图告诉她这本书都是造谣，妈妈是个好人。
她打断了我的话，绝望地向我喊道：“我知道妈妈是好人！可电视里说炼法轮功的都是坏人！我不知道该相信谁！”她黑葡萄般的杏眼里，除了绝望外，更多的是饱经沧桑我的心象刀割一样地疼。
我被迫给她讲了很多我原本不愿讲给她的事：文化大革命、刘少奇、老舍、张志新，还有六四。几天后她摇头晃脑地总结道：“看来呀，谁都得有点事儿。毛泽东吧，有个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有个六四；江XX就有个（镇压）法轮功。”
女儿将满九岁时，我在出卖良心和再次被送进劳教所之间别无他路，不得不远遁他乡，留下了她与她父亲相依为命。一年后公安抓不到我，就将她父亲抓到了不知何地。
女儿十岁生日那天，我打电话给她，祝她生日快乐，她说：“我一点也不快乐！”
泪水涌上了我的眼睛，我问她：“有爸爸的消息了吗？”
“都是你害的！都是你害的！”
“……”
我说不出话来。她在电话那头冷冷地问：“你还有事儿吗？”
我的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我知道这不是她的本意，这些话都是她从别人那儿听来的，但我的心还是象刀割一样的疼。
我想起以前在哪儿看过的一个前苏联女作家的故事。这个女作家被冤枉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她十几岁的女儿写信给她，问她，妈妈，请你告诉我，到底是你错还是关你的人错？如果是你错，我就恨你；如果是关你的人错，我就恨他们。这位母亲怕女儿若是恨当权者在外面就会吃苦头，所以就狠着心肠告诉女儿是她自己错。结果她女儿和她都为此而痛苦了终身。
我不想重复那位前苏联女作家的路。但远在他乡通讯不便，我写给女儿的信总是被扣留；而她从不到七岁之时起就时时面临着必须在母亲和整部国家机器的造谣宣传和压力之间做出残酷的选择。
女儿转眼又十岁半了。梦回故里之时，我有时会担心她失去往日的灵性而蒙顿红尘；但更多的时候我想寄语我非凡的女儿：为了能早日与你堂堂正正地相聚，为了你的女儿眼里不再有你曾经有过的忧虑，为了天下千千万万个与你一样非凡的女儿不再受谎言和暴力之苦，妈妈正在尽我最大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