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7年07月05日】
1999年冬季，很多大法弟子为了给蒙冤的大法说句公道话去了北京，我们也来到了北京，遇到东北、山东、安徽、河北等全国各地的很多大法弟子。因为上访无门，信访局成了专门抓人的地方，没有地方可以向北京高层反映情况，后来我们到了房山区，租住在市民家里。
为了通讯方便，我买了个二手手机。在房山的一家店铺，我又买了一张手机卡，记得好像是360元。服务员是位30多岁的女士，教我怎么使用，说着话，服务员忘了收钱，我也忘了付款，拿着手机卡走出了店门。走出不多远，我忽然想起没有付款，急忙返回告诉服务员，并掏钱付款。我说： 你忘了收钱，我也忘了付款，要是我这一走不回来了，这300多块钱就该你赔了。服务员很感动，不断道谢。我说我是炼法轮功的，修炼真、善、忍，不义之财不能要。服务员看了一眼店铺里开着的电视，说：那怎么电视里那么说你们？正说着，店里一个老板模样的男士走过来，公然听说是炼法轮功的，老板看了我一眼，有点害怕地走到里屋去了。因为那个时候，全国所有电视、报纸等宣传媒体成天连篇累牍的污蔑大法，江泽民利用中共邪党妖魔化大法师父和弟子，很多人受到毒害。我向服务员简短的讲了修炼的亲身感受，说电视报纸都是造谣，真实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服务员叫我注意安全，在祥和的气氛中目送我走出店门。第二天，我又去买个配件，那个女服务员送给我一个夜光的小工艺品，我向她表示感谢。她说应该谢的是我。女服务员正确认识了法轮功，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
一天，我们的租住屋来了一位安徽的陈姓同修，他是从北京另外一个区过来的，他们那个租住的点被警察破坏了，他脱险来到了房山区。交流中，我了解到陈同修匆忙脱险，没来得及交租住屋的房租，而且身上也没钱了。我问欠多少钱，他说一千八。我拿出2000元钱交给他，这是家里支持我到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的钱，让他拿去把房租交了。陈同修乘车几个小时，当天晚上赶到原来的租住屋，向房东说明来由。房东夫妻和他们的儿子都在场，不禁大为感动，本以为警察抓的人跑了，绝对不会回来了，房租肯定泡汤了，没想到这人居然冒着巨大的危险把钱送回来了。陈同修表明大法弟子都是好人，不会赖账，并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房东一家人眼含热泪，连声道谢。
后来，我到另外一个点上探望同修，被那里布控的警察非法绑架，警察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回答“大法弟子”。被绑架到房山区派出所，所长再问我姓名，我还是说大法弟子。所长疯狂地打我，累的大口喘气，我的耳朵被打得嗡嗡响，我还是祥和的和他说话，告诉他别生气，别气坏身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后来，所长与我谈心，我给他谈了修炼大法的亲身体会。所长第二天不再打我，安排了一个非常凶恶的年轻警察毒打我，我一直保持祥和，并坚持回答自己是大法弟子。年轻警察使劲一脚蹬在我的下身上，我后退了一步，仍然面带微笑、祥和的对他说话。年轻警察始终没有问出我的姓名和是哪里的人，另外一名警察过来说“把他送走”。我被他们送到了房山区公安分局，公安分局的警察折腾了好一番，也没问出他们想知道的。他们以收容的名义将我关进看守所。
刚进看守所，一个小地痞打了我几耳光，强迫我做“燕儿飞”，就是头朝下，后脑抵墙，两手上举反向贴墙，两腿站直。他们问我，我告诉他们大法是正的，我们只是想向中央反应真实情况，就被抓进来了。在了解到警察拷打我都没问出姓名后，他们停止了对我的私刑，转而佩服大法弟子。小地痞几次三番打我刁难我，都被另外一个小伙制止了。小伙后来与我交谈中，了解到大法修心向善，而且祛病健身有奇效后，小伙表示出去后也要学大法，我告诉他房山区一家大法弟子的家庭电话，让他出去联系他们教他。
大约10天后，房山区公安分局的人查到了我是哪里的人，将我送到了当地驻北京办事处。在办事处，我给驻京办人员讲了大法的美好，修炼大法带来的巨大身心变化，工作人员半开玩笑的说：法轮功这么好，将来我们也要修炼法轮功。
后来，我被非法判刑三年半。在法庭上，我拒绝了邪党政府机关指定的律师，自辩无罪，我修炼大法都是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在做好人，以前在单位上吃喝贪玩，修炼后自拒回扣，工作成绩突出，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我们去北京只是向中央反映修炼大法的真实情况，何罪之有？非法庭审后一些政府安排的各单位旁听人员公开说我无罪。
我只是大法弟子中不起眼的一员，更多大法弟子比我做的更好。十八年来，即使在最残酷的迫害中，大法弟子仍然以真、善、忍的修炼准则要求自己，为世人展现了修心向善、大善大忍的胸怀，展现了大法的美好，展现了大法对人类有百利而无一害，彻底证实了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对法轮功的所有造谣诽谤都是莫须有的，使世人看清了江泽民集团与中共恶党的邪恶。滚滚“三退”大潮昭示着人们都在逐渐觉醒，因为远离邪恶就是在回归善良，走向人类的美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