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8年03月21日】
办事要慎重稳妥，防止有人谮毁
宋仁宗因长期患病，而不理朝政，有一天，他的病有了好转，想要面见执政的几位官员。宋仁宗坐在便殿，急诏 中书门下和枢密二府的负责任人。
许公吕夷简，听到皇帝的诏令以后，过了一刻时间，才起身前往。同僚们都催他：“快速行走！”但他仍慢步自若。入殿拜见以后，仁宗说：“我久病初愈，很想和你们相见。你为何跚跚来迟?”
吕夷简从容答道：“陛下有病，朝廷内外都很忧虑。一旦忽诏大臣，臣等如奔跑来见，恐怕引起别人的惊慌。”仁宗认为这样很好，正是当宰相的气派。
庆历年间，石介撰写了《庆历圣德颂》，文中对执政大臣的褒贬不一，而对夏竦的诋毁和斥责特别严厉。不久，党人之议兴起，石介得罪，而被免官放归，死于家中。适逢山东举子孔直温，阴谋叛乱，有人说孔直温，曾在石介处学习过。于是，夏竦就说：“石介未死，而是向北逃入胡人之中。”仁宗下诏把石介之子，押解到江淮，又派宦官和京东刺史，去打开石介的棺材，查验虚实。
这时，吕夷筒任京东转运使之职，他对宦官说：“如果打开棺材，空无一物，证明石介果然北走入胡，即使满门抄斩，也不为过。但是，万一石介真死，朝廷无故挖人坟墓，这是不能昭示后代的错误行为！”宦官说：“但是，怎样才能应付圣旨呢?”
吕夷简说：“如果石介真死，必有为他棺殓之人。另外，内外亲族及参加丧礼的门生，也当有数百人。至于置办和扛抬棺柩，必然会用出卖工具的商市之人，现在把这些人，全部召来审问，如果没有不同说法，那就请他们都写下军令状，以保了结。这也是足以应付诏令的。”
宦官照此办理，入京上奏以后，仁宗也悟出：这是夏竦的谮毁，太恶毒了。不久下诏：释放石介妻子，令其还乡。
吕夷简办事慎重、稳妥，不随便惊拢百姓、危害社会。确有宰相风范。
吕端好计，不杀母结怨
李继迁骚扰西部边境，保安军奏说：获得了继迁之母。宋太宗想把她杀掉。寇准时任枢密使，宋太宗便单独把他召来，与之商议。
寇准退出后，来到相府，吕端对他说：“皇上是否告诫你不要把所谈之事告诉吕端?”寇准说：“没有。”遂把商议之事，述说了一遍。吕端说：“如何处置?”寇准说：“准备把继迁之母，杀死在保安军北门之外，用以惩戒叛逆元凶。”
吕端说：‘‘如果真要如此处置，并不是好的计策。”当即入宫，面奏太宗说：“以前项羽想油烹刘邦之父太公，高祖刘邦愿分饮一杯肉汤。凡举大事的人，都并不顾忌他的亲属，何况继迁是个狂妄的叛逆之徒呢！陛下今天把他母亲杀了，明天是否就可擒获继迁呢?如果不能，那就只会白白结怨，更加坚定了他的叛逆之心。”太宗说：“那该怎样处理才好?”
吕端说：“以臣愚见，应该把她安置延州，优礼接待，用以招来继迁，即使他不能当即归降，也始终可以拴住他的心。而他母亲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
太宗拍手称赞说：“要不是卿，几乎贻误了我的大事。”其后，继迁之母，病死在延州，到继迁死后，他的儿子竟派人来议和。
外宁必有内忧，要存忧患心！
李沆担任宰相之时，王旦参知政事。这时，因西北地区战事吃紧，所以他们寝食不安。王旦感叹地对李沆说：“我们如何才能使天下太平，得以闲游无事呢?”
李沆说：“多少有些忧虑辛勤，足以使人引为警戒！如果有一天，天下太平，朝廷未必就没有事情。有句话说：‘外宁必有内忧。’就好像人生了疾病，经常能够看见，就会引起保健而给予治疗。我死以后，你必任宰相，也必定会与夷狄和亲。一旦疆场无事，恐怕君主就会逐渐产生奢侈之欲。要存忧患心！”王旦对此话，并不以为然。
后来，李沆每天又把天下发生的水旱盗贼，以及不孝恶逆之事，向皇上奏告，皇上看到后，脸色大变，很不高兴。王旦认为这些琐碎小事，不必让天子知道，使他烦恼。况且，丞相们每次在上奏不好的事情以后，都会引起天子的不满。
李沆说：“天子年少，应当让他知道天下的艰难，经常心怀忧惧。不然的话，血气方刚，不注意而留心声色狗马，或者大兴土木建筑，以及封禅祀祷等事，就会从此而生。我年纪大了，来不及看到这些，但这些都是那个时候执政们所忧虑的。”
李沆死后，宋真宗既已与契丹讲和，西夏归附以后，便封禅泰山，在汾水祷祠，大肆营建宫殿，召集儒者讲论散佚的经典，没有空闲的日子。王旦亲见执政者王钦若、丁谓等人的所作所为，并非节俭，实为奢靡。想要进谏，却已得到了天子的认可！打算辞职不干，但天子却优礼相待。
这时，他才体会到了李沆有先见之明，深有感触地说：“李文靖（李沆）真是一位圣人！”
是非的处理要公开化，共同商议决定！
唐宪宗李纯，嘉许以库部郎中、翰林学士之职担任中书舍人的崔群，认为崔群为人正直，就命令翰林学士们，从现在起，向朝廷奏事，必须有崔群一同署名，然后才能上报。
崔群说：“翰林院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后世作为依据而沿用。一定要这样的话，如果以后万一有阿谀媚上的人，主持翰林院，就会援引陛下要求翰林奏事，必须由中书舍人连署的先例，这样就开了外廷官员参与翰林奏事之例，那样，翰林学士就再也无法直接向陛下进言了。”于是，这一诏令，没有执行。
明孝宗朱祐樘，在文华殿召见刘大夏，告诉他：“寡人遇到不好办的事情，常常想召卿进宫来商量一下，又觉得不是卿所在部门的事情，就又作罢了。今后，卿以为有哪些事情，该去做或者该停止，卿可以写成便函的揭帖形式，秘密呈送进来。”
刘大夏回奏说：“臣不敢这样办。”皇上问道：“这是为什么呀?”刘大夏说：“前朝李孜省，借特许密封奏请的机会，与宦官内外勾结，干预政事的例子，应引为鉴戒。”皇上说：“卿议论的是国家大事，岂能和李孜省营私舞弊的行径，相比呢?”
刘大夏说：“臣下以便函式的揭帖秘密呈进，朝廷以揭帖来秘密处理政事，这其实是和唐中宗不经外廷机构，而直接下达墨敕、斜封文书为标记，交中书省办的情况，相类似。陛下的行为，远处应当向古代圣明的帝王学习，近处应当向列祖列宗学习，是非的处理，要公开化，与众臣共同商议决定，朝廷外的事，交给各府各部去办；朝廷内的事，向主持政务的内阁大学士们，征求意见。如果采用揭帖之法，时间一长，就被认为是常规。万一有坏人盘踞了重要职位，也用这种方式秘密行事，其危害之大，就没法说了!这一办法，决不能成为后世效法之举，臣故不敢效命服从。”
后来，在很长时间里，孝宗都经常称赞刘大夏的意见很好。
（均据明代冯梦龙《智囊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