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曲解的“小康”与“大同”

一提起小康，许多中国人就会下意识联想到“小康社会”、“全面脱贫”等中共政治宣传语。一谈到大同，则误以为是“物质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些被长期用来洗脑中国民众的政治口号，不但曲解了词语的原意，更让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内涵造成了很深的误解。

其实小康和大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早在《礼记·礼运篇》就有记载。有一次，孔子登上高台，感叹自己没有赶上尧舜禹的时代，也遗憾没有出生在文王、武王等贤王的时代，故而和学生讲述起了他所向往的那两种社会形态——小康、大同。

孔子指出大同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社会，那时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社会“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如果要实现大同，必然是大道行于世间，整个国家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每个人都恪守“大道”，自愿为别人而为，为别人而活。而这一切，都是以敬天信神为基础，人们以谦卑的姿态审视内心，心思纯净的人们明了了为善的内涵和行恶的结局，并将其推而广之。

如此一来，人们便会自然而然地把别人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去关心，把别人的亲人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去对待。人们没有了伤害别人的想法，为了私利使用机谋算计别人的事情就没有了，犯罪的人也就自然消亡了。

晋代陶渊明曾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社会：那里环境优美景色宜人，平坦的土地上屋舍俨然。有精耕细作的良田，碧波荡漾的池塘，房前屋后栽满了绿桑翠竹，道路纵横交错，村落间不时传来鸡鸣狗吠之声。其间男女辛勤耕作，儿童天真活泼地唱着歌，老者安闲自得来往悠游，人们皆有怡然之色。这里的人没经历过世事纷纭的战乱，不会尔虞我诈的争斗。他们不需要管理人们的官府衙役，更没有亟待处理的邻里纠纷，人与人之间互相谦让，亲如一家，这就是诗人所向往的桃花源——一个人见人亲的大同社会。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大道衰微，人类道德普遍下滑，私心私欲日重。正所谓“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因而人们需要遵循“礼义以为纪”，“如有不如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因为大道已经隐去，人们只是把自己的亲人当作亲人，把自己的孩子当作孩子，关爱不再遍及他人，所以必须遵循礼仪纲纪。如果有人不遵从礼义规范，人们就会把他当作祸害使他陷入孤立，这就是小康。

正如四五十年代的中国乡村，在中共还未来的及破坏之前，那时的人们还非常重规矩讲礼数，传统观念很重，乡风淳朴，邻里之间关系单纯融洽，互帮互助的行为也很普遍，哪个人要是作出了不道德的行为，一定会受到乡民的指责而难以立足。

而中共所谓的小康、大同则完全不同，共产党篡政后，摧毁了几千年来善良的传统观念和博大精深的神传文化，将人对神的正信视作精神鸦片，在无神论和唯物论的指导下，宣扬人定胜天的斗争哲学，要创造所谓的“人间天堂”，欲使“世界大同”。

那么，在没有了传统精神内核的社会能结出什么样的恶之果实呢？现在的中国，已经被中共改造成了一个钱权即真理的纯物欲社会。许多中国人在无信仰的状态中，一切皆往“钱”看，以财富的多少来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故而假货遍地，骗子横行，罪犯越打击越多，贪官越反越腐，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异常紧张，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为了私利用尽机谋，甚至连偏远的乡村也不能幸免。

在这样一个信仰缺失的社会，一个被物欲驱动的社会，即便民众的财富有所增长，但人们似乎已不再有感受宁静祥和的时间与能力，更不明白小富即安和安贫乐道的内涵了。这使得许多身心俱疲的年轻人不得不放慢脚步，静静思索起了“躺平”的意义。而中共却把这样的社会称之为小康，着实有点黑色幽默了。那么，再这样发展下去，那个“大同”的共产主义社会又将是怎样一幅景象呢？

如果它有可能实现的话，那将是一个除了领导者们以外人人都恐惧厌恶的“人间天堂”：社会上黄赌毒更加泛滥，失控的欲望导致各种疾病流行，在无神论和唯物论的思想指导下，无数反人类的法律条文将被实施，美德和传统被视作愚蠢和罪恶，丑陋和无序的艺术被奉为潮流和进步。婚姻与家庭早已解体，婴儿由公共医院养护，残疾和智力低下的幼儿将不被视作有生命权的个体。公民不再有对任何财物的所有权，但法律上却规定国家的财物属于全体公民。全国只有一种合法的宗教——共产主义教，其他则都被视为异端邪说。阶级的鸿沟前所未有的巨大而不可跨越，科技被用以24小时监控人们的思想、行为和日常生活，而普通民众的一切行为都需要被“上级”批准。人们丧失了所有自由言论和思考的空间，因为思考罪成了这个社会最恐怖的罪行。如果打个比方，那时的人们更像是生活在养鸡场里的鸡。而外界，天灾人祸连绵不绝, 战争的阴云笼罩在每个人的头上……

这就是中共所谓的“物质极大丰富”的代价。就如同共产主义的诞生（巴黎公社），从其出生伊始就带着杀戮、破坏和欺骗。退出中共，抛弃共产主义，寻回传统和正信，已经成为所有中国人走入新生之门的唯一入场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