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4年08月18日】
走上天安门
法轮功教给了我人生的道理，在生活中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遇到矛盾时向内心找自己的不足；在利益面前把心态摆正，公平交易，与人平等相处。是法轮大法把我变成了一个好人，现在大法却遭到无端的诽谤和迫害。中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国际人权公约也规定公民有表达不满的自由，这是最基本的人权和自由。我希望告诉政府法轮功教人做好人、做一个善良的人，学员都是奉公守法的好人，希望政府尽快释放被逮捕的无辜法轮功学员。
自从中共诬蔑法轮功为“X教”后，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都暗地里侦察我的行踪，怕我再次進京上访。作为国家公民应有的尊严，我觉得一刻也不能待在家里，企盼通过信访办的传达，将我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的实际情况转达给政府，让更多的人亲自看看大法书籍，真正了解大法、了解大法弟子。我想向政府呼吁，允许我们这些曾经在社会上为个人私欲苦苦争斗而不明白生活真正目的的人有一个修炼提高的机会，允许我们这些长期饱受疾病折磨的人拥有健康身体的权利。因此，二○○○年春节初八，我决定去北京上访。
临走时内心却很矛盾。我虽然于“七．二○”前后去过北京，可都没有去天安门。我渴望能在天安门发出自己的肺腑之言：“法轮大法好！”几次想去北京天安门都没走成，一是同修怕我被抓之后，和同修来往的资讯和资料交流的联系途径就断了，会影响大家，所以三番五次嘱咐我不能去；二是因为我的家庭、企业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我告诉同修和家人，我不会被抓的，很快就会回来。上火车时我想，师父和大法在人世间受到奇冤，上亿大法弟子的人权、信仰被蹂躏，我怎么还能安心待在家里？就是抛弃个人一切，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走在去天安门的途中，我发自内心的感到我正在做一件一生中最伟大的事，我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这是我的责任！这是我的荣幸！
到了北京后，先出发的同修在一家咖啡店等我，我们会合后一起学法、炼功，切磋怎样证实大法，然后去天安门上访。每天都有从全国各地来的同修，家在北京的同修专管接站，安排住宿，一时间，北京很多四合院内搭的偏厦住满了大法弟子，还有在山坡上、地下通道等处落脚暂住的，到处都是。谁也说不清楚那时在北京的大法弟子有多少。去信访办的同修回来说，信访办的牌子都摘了，没有信访办了，進去后负责接待的人让你填个表，然后就抓人，并嘱咐我们千万别去。我们决定去天安门炼功打横幅。
第二天，我来到天安门广场，游人很多。天空乌云笼罩，灰蒙蒙的一片。刚走了几步，就看见一个警察盘问一个人：“你是炼法轮功的吗？”他回答：“是。”马上就被抓。警察挨个问，只要回答“是”的，立刻就抓走，不分男女老少。我四面看了一下，整个广场到处都是士兵、便衣警察及大法弟子。
瞬间，我展开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警察蜂拥而上，对我拳打脚踢，几个人强行把我塞入警车。当时车里就我一个人，警察开始搜我的东西，上访信、证件都被扣下。
因为车上只坐我一个人，还有很多大法弟子不断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因此警车继续在广场上绕圈，见到法轮功学员就抓。我想周围可能还有很多围观的游人，他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来天安门请愿，警察和便衣最希望的就是安安静静的把我们装上车载走，我应该喊出来，让其他游客知道情况。想到这，我扭头向人群最密集的地方喊：“法－轮－大－法－好！”警察立即把门关上，冲过来捂我的嘴，我扭头挣开，再次大声喊出来，扒开窗帘一看，一个接一个的“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在天安门广场打开。紧接着一群便衣围住他们，一个便衣一脚踢向一位盘着腿的同修。这位同修周围一下子出现十几个同修，大家挽着胳膊，从中间拉出一条幅来。瞬间广场上杀气腾腾，格外紧张，无数双眼睛关注着广场上发生的一切。警察挥舞着棍棒向学员们扑过去，一个接一个把学员拖向一旁的警车。车子内外的警察合力粗暴的把人塞進车里。
凡是拉上车的，不问青红皂白都送到天安门派出所。我被关進一个铁牢里。那里面全是大法弟子，里里外外全满了，连走廊都挤得水泄不通。我们互相介绍之后，知道大家来自十几个地区，有广州、南京、山东、辽宁、江苏、海南、新疆等地的大法弟子。年龄最大的七十多岁。还有位老太太带着三岁左右的小孩。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大家都为了相同的目地而来，彼此勉励。一位带东北口音的小伙子领着大家背《论语》。大家齐声一段一段的背诵《论语》和《洪吟》，声音宏亮，气势纯正。警察大声喊叫“别背了”，可是无济于事。一批又一批的大法弟子不断挤满这个大铁笼子，大家齐声背诵经文的声音，把警察的叫嚷声彻底淹没了。警察只能等我们背完一段间歇时，往外叫人。后来，由当地驻京公安陆陆续续把我们接走。
北京所有派出所的人力、车辆都被抽调到这里来载人。一辆接一辆，每车十人，把我们送到各地驻北京办事处。那几天，全国各地所有的监狱、看守所、戒毒所都关满了大法弟子。
晚上，铁牢里只剩下我和另外几个同修，警察说，大过年的你们在家多好，干什么上这里来捣乱。我跟他们讲：“我们没有捣乱。自从镇压以来，有的学员工作都被开除了，警察非法抓人，我们来上访，表达我们的心愿。天安门是人民去的地方，我们法轮功学员为什么不能去？连上访的地方都成了法西斯集中营，法轮功学员去上访都要被关押，上访是我们的权利。”他们就说：“如果你再来，就判你劳教。”我说：“无论你们怎么办，我还要上访。我们没有罪，也没有做错什么，凭什么关押我们呢？你们不顾数千万学员获得了身心的健康，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家庭和睦的事实，用谣言攻击诬陷我们的师父，把法轮功一夜之间打成非法组织。这公平吗？我们要申诉、要伸冤，何况我们是合法的。”
后来我被拉到前门公安局，关在地下室的铁牢里，那里已经关了六、七十名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我们齐声背诵《洪吟》、经文，一起炼功。凌晨五点，我们被分批送往北京各派出所和看守所。
我和其他四个同修被送到崇文区东花市派出所，在去东花市派出所的路上我们乘坐的吉普车突然没油了，我们谁也没跑。到了东花市派出所地下室，来了一个穿黄色警服的女刑警，给我们五个人编号，我是第一号。女刑警让我按个手印，我说：“我没犯法，不按手印。”她说：“这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不按也要强迫你按。”接着把我带到一个没人的屋里，连同四个男“联防”一起，把我双手反背按到桌子上，强行按了手印。随后又来了两个年纪大的警察拿数码相机给我们拍照，我闭着眼照了一张，其他人也闭着眼照相。然后警察开始强行搜身，一位女警（东花市派出所副所长）把我带到一间办公室，强迫我脱光衣服搜身。她说：“报了地址回家去，别在这儿添乱，谁家还没点事，谁有工夫天天在这儿陪着你们。”
对家人的另一种迫害
晚间黑龙江省哈尔滨公安局派来的人把我从铁牢里提出去要押送我回哈尔滨，他们指着我说：“原来你在这儿啊，我们抓你还抓不到呢，这回你送上门来了。”我和几位同修被戴上手铐，铐在火车上。当时是冬天，外面下着大雪，火车里面非常冷，一路上，警察躺在卧铺上诉苦说太累了。我戴着手铐，很难动弹，到了早晨半个身子都麻木了。但是我和同修的脸上都很坦然。
一个同修跟我说她在金水桥上打写有“真善忍”的横幅的经历。她说，为了能顺利将横幅展开，在家中预演了十几遍，那一刻她只有一个念头：多坚持一秒钟，让世人多看一眼。她喊了一声“法轮大法好”，就被一个二十几岁的武警凶狠的把她的头挟在腋下，强行带上警车。在车上警察拉上窗帘，拿橡胶棒毒打一个男同修的头部。同修们把窗帘拉开，打开车窗高喊“警察打人了”、“法轮大法好”，天安门附近的游客都前来围观。
火车整整坐了一宿，次日早上五点多回到哈尔滨。哈尔滨的冬天非常寒冷，我下了火车，身上没有多的衣服，冻得发抖。家人都到火车站去接我，我的孩子流着眼泪，亲人们劝我不要这么傻，他们知道我将被送進看守所关押。警察先把我带到一个派出所，他们得意洋洋的说，这回可把你抓回来了，然后拿着一些表让我填。我一看那些表都是给犯人填的，我说我不是犯人，不应该填这个。后来他们让我写保证，保证放弃修炼法轮功。他们不但强迫我，还找来我的家人“做思想工作”。我弟弟，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汉，流着眼泪劝我在家炼，写个保证就能回家，我觉得我不能违心的这样做。
他们审问了我一上午，目地就是让我放弃修炼、不進京、不上访。我说：“我没有任何过错，我写了不進京、不上访，就等于承认我们上访是错的，明明做对了的事为什么要反过来否定呢？我还是一个修炼的人吗？”我继续给他们讲，大法给予了我们什么，在中国为什么有一亿人修炼大法，因为大法确实能够让人达到健康的身体和高尚的精神境界，对国家和社会都有好处。中国古人不是讲修心养性吗？这些都是公民个人的追求和信仰，我们修真善忍没有错。但是，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到二○○○年初期，大多数警察被电视里传播的谣言所蒙骗，很难让他们扭转过来。
派出所所长不听我讲的道理，把我的双手铐紧，拴在暖气管子上。他私下告诉我的亲属说交两万元就放人，我知道以后就告诉家属，坚决不交。所长叫来警车把我往车上拖，家属阻拦，所长拿着枪对准我的亲人，一旁围观的人很多，都说公安简直跟土匪一样，法轮功学员有骨气！所长见榨不出任何东西，就气急败坏的说他只好听江xx的命令了，江xx说法轮功是X教，你们就是X教，就是把你活活整死了，你们家人找江xx告状吧。他们把我双手紧铐着押上警车，警察一路上不停的威胁着说：“進去就别想出来。”
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被关進监狱，在此前我从不知道看守所和监狱是什么样子、在什么地方。附近派出所的人都知道我们家是地道的、正直的好商人，难道中国的监狱就是为监禁和迫害好人而建造的吗？我的亲朋好友都为我惋惜和不平，丈夫心里很难过，觉得很没有面子。那时在警察面前，他憋着气吸烟，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的，时不时的看我一眼，但我心里很坦然，神态平静如水。
警车急速的开往拘留所，我们家人不甘心，开着车在后面追，他们不愿意看着无辜的亲人就这样被抓走。外边下着大雪，一片天昏地暗。我被连夜送進拘留所。進去后，要我脱光衣服搜身，只要身上有钱就搜干净，生活用品不管你需不需要，都由他们安排，藉此勒索钱财。现在这里的警察，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镇压法轮功上。
每天我们被强迫坐在地上不准动，必须团腿曲身，不准说话，二十几个人在十五平方米的狱房里，监栏上放着一台大电视，播放的都是诽谤法轮功的假宣传，强迫我们听诬蔑大法的谎言。有的犯人和我们接触，我们就跟犯人讲做人的道理，不要做坏事，什么人干什么事都要自己负责，要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天理。犯人也很愿意和我们相处，说你们做好人、说真话也坐牢，不觉得太冤了吗？
关押七天无罪释放
一天，哈尔滨南岗分局政保科科长同几个人一道来提审我。他们说，中央已经给你们法轮功定下罪名了，是“非法组织”，这是共产党的天下，江xx的大权在握！六四学潮闹得举世皆知，如今又怎么样？枪杆子、坦克车都出来，死了多少人？！他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啊，对付你们法轮功，什么法律也没有，江xx就是法律。还说，他们这么做都是上边的意思，他们也不想这么干，但这是工作，不这么干的话就没法活，拿共产党的钱就得为共产党效力，希望我可以理解，委屈配合签个字，不要去北京了。
我对他们说，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上访的权利，没有规定人多上访就是违法。北京是人民的广场，天安门是全中国人民向往的地方，我们为什么不能去那里？我本来打算到信访办去上访，可是那些人明知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可他们要执行命令跟着做伤天害理的事。北京天安门人多，让老百姓看到我们“真善忍”的标语，表达我们的心愿，有什么不对？我也知道去那里上访讲真象，结局一定是被抓，可我无论如何都得去。为什么怕我们上北京呢？是因为心虚才害怕，才让写保证。如果没有取缔、镇压，我们去北京干啥？就算我失去生意、家庭跟一切，被抓、被牢教，我也不能不说句公道话。
其实写保证不去北京只是个藉口，如果写了保证，放出来以后，街道、派出所就会進一步转化你，不少人就是这样被所谓的“转化”的。我又说，我修炼二年了，我是一个商人，有自己的企业。法轮功不但使我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同时在社会中、企业中，能够以诚实、平和的心态与客户、员工相处，不断修正自己，把以前为了名利而争斗的心去掉不少。
警察说，我认同你的说法，也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你只需写保证不再到北京上访，好让我对上级有个交代。
我说，我不能写保证。作为中国的守法公民，我有上访的权利和信仰的自由，你就如实的向上级汇报吧。
警察说，不是我威胁你，不写就要判刑或送去劳教。
我说，我不认同你们的决定，到什么时候我也得说公道话。当年张志新（编者注：张志新原为中国共产党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文革期间因直言毛泽东犯错，被扣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進行批斗。在服刑的监狱里，张志新受尽折磨仍不承认自己有罪，最后遭判处死刑，被割断喉管后枪决）的喉咙都被割断了，她为坚持真理，还张嘴要说，不屈服。何况我们今天有数千万大法弟子。
警察说，这可不像文化大革命，还会给平反。你们与文化大革命不同。张志新后来被平反，可人都死了，又能怎么样？六四学潮怎么样了，死了不白死吗？不要吃这眼前亏，回家好好做你的生意多好。你有钱、有车、有房子，应有尽有，别胡闹了。
我说，我不是胡闹，我是认真的。我可以不要一切，不能不要大法。警察说，这样下去，你的孩子还要不要？你的爱人还要不要？我说，当年张志新也有自己的家人，她的家人现在也很幸福。他们因为有这样一个坚持真理的亲人而感到自豪。虽然她的家属感到很冤屈，但是他们知道自己的亲人没有罪，是在为追求真理而付出。
最后警察说，我不提审你了，我找我们的上级。他们把领导找来了，警察为了求表现，就当着领导的面对我拍桌子。警察骂道：你没有人心，无情无义，不顾家，哪有你这样的女人？败家子！领导把我家人找来，家人泪流满面，求我写个假保证。我丈夫与我结婚十多年，从没有流过眼泪。那一天他含着眼泪把我叫到一边去求我:你写了吧，等你出去后，我很快给你办出国，你带着孩子到国外去就没事了，让我答应他。我婆家人也一再求我，说：“上边有指示，不写保证就判劳教。”看到一批一批的人写完保证后回家了，他们更着急，不停的劝我，并说：“你太傻了！你看人家写完就出来了，你认真干啥？鸡蛋碰石头！”当时我心里难受极了，看守我的干警和群众都说我没人情味儿，抛家弃子，又对我说看你这孩子多乖巧，别把孩子带坏了。他们闹了一场，我不为所动。
他们看软的不行，就来硬的。警察说，不签字就判你劳教，送万家劳教所，让你光着脚种水稻。
我说二十年前父亲身陷牢狱时，我就锻炼出了韧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不违心做任何错事，真理是我要选择的！就算哈尔滨的监狱只下剩我自己，我也不写。我告诉家人我说了算，谁也不许诬蔑大法，我要继续去北京上访！
家属走了以后，提审人员和管教每天来找我，把我从牢里拉出去，要我转变思想、要我放弃修炼法轮功。我不服从，就受到折磨辱骂、团腿曲身、不准说话；不背诵监规就被罚站，不让上厕所，一天二十四小时站在地上。夜间我站迷糊了，闭上眼睛，站在我左右的都是罪犯，来回的推打我，我的脸肿了、腿也肿了，脚后跟不能站立，非常痛苦。为了迫害更多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把坚持信仰的学员全部隔离，生怕我们的坚定影响他们转化其他学员。尽管身陷囹圄，我的心中却很坦然，我修炼法轮功，自己亲身受益，为什么不能说句公道话？
事情的结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们对我无可奈何，把我关押七天后释放了，当时我已无法正常行走。
我被释放时，刚刚过完正月十五，哈尔滨下着大雪，那个提审我的人对我说：“你战胜了我，我的领导说你是刘胡兰、付桂兰（注：哈市辅导员，第一次上访被监狱关押九个月，拒绝写保证，最后被释放。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多次遭警察非法关押。二○○一年四月，被南岗公安非法判劳教二年。在被非法关押期间，付桂兰绝食抗议迫害，生命垂危，警察怕负法律责任，施以保外就医。二○○二年端午节，警察再次绑架付桂兰至万家劳教所，付桂兰绝食抗议。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被万家劳教迫害致死）。我想和你谈一谈，我们都想不明白，像你这样有身分的人，为什么这么坚信法轮功？”因为当时我的丈夫和朋友开着豪华轿车，在看守所门前等候我被释放。几天来，我公司的员工在看守门前讲述我的为人，也感动了一些管教。
被释放前，同我关押在一起的犯人也改变了原先对我的态度。她们对我说：“我们也是出于无奈，心里寂寞难耐，等犯了罪，后悔也来不及了。你们法轮功都是好人，现在的社会好人却受迫害。”我被释放时，有些犯人问我：“我们几年期满出去一定去见你，到哪里找你？你能给我一本《转法轮》吗？”离开监狱的时候，我向她们道别，心里没有怨恨，却是一种很复杂的滋味。她们是那么可怜，我在监狱中同她们相遇，结下难得的机缘，使她们了解到大法的伟大，她们也算是幸运的。
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江xx操控的中共，拥有如此广泛的媒体系统，包括报纸、电视、电台、互联网，还有庞大的党、政、军、警、特务、外交以及工会、学联、妇联、政协、科协、受控的民主党派和宗教协会等等，动用所有的国家机器和资源，来对付和平的法轮功团体，進行无情无止期的打压、监控和迫害，对法轮功学员進行洗脑转化。强行抓捕法轮功学员，将他们送進转化班，用各种谎言進行欺骗，用亲情、工作、学业進行要胁，再加上酷刑折磨。
看到大法被迫害，同修被抓捕，我感到责任重大。我坚信总有一天真象将大白于天下，这需要我们去付出。我决定买机器印刷真象材料，开始时我一个人独自运作。我找到一处多年不住的房子，买来各种各样的机器如印刷机、影印机等。我从互联网上下载文章，把能找到的资料都整理出来。中国从最高当权者，到镇压的总策划机构六一○办公室，最害怕人们看到明慧网，因为重大问题明慧网会最先得到和刊登，尤其是对法轮功的迫害，邪恶最怕曝光。那时上明慧网也要冒着危险，有许多上网的同修被抓，抓到一个上网的最少判刑三年。尽管江xx一伙严密控制和封锁互联网，但我们仍然能突破封锁，找到更多的材料来印制传单。当时没几个同修知道我在印传单，我就想找更多的人出来发送，如果出来的学员多，就能震慑邪恶。
我把获得的材料做成《法轮功真象简编》，大量印刷，请学员散发出去。在《简编》中，我收集了大量的事实来揭穿对法轮功编造的诬陷和谎言，揭露对法轮功学员的惨无人道、令人发指的酷刑和精神迫害。传单上还告诉大家如何收听世界法轮大法电台的广播，如何用国外的代理伺服器绕过封锁，浏览明慧网等等。
每一张传单的下边，我都写着：“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衡量着一切生命，善恶有报乃永恒的真理。为了您生命的永远，请来了解法轮功真象。您也许还不会修炼，但请把‘真善忍’记在心里，做个真正的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