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24年06月20日】
苏轼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在历史上获得了广泛的称颂和推崇，苏轼创立的豪放的风格以及开阔的境界，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苏轼被明代袁宏道称为“诗神”，评价其诗词的超脱和灵动超过杜甫。此外，他的政论文以其说理透辟、笔力纵横而被后人奉为典范，但是这样一位伟大作家的人生道路却是十分坎坷，经历了一般人所难以承受的风浪和挫折，这些还与并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推动的变法有某种关联。
王安石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逝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较苏轼（1037年—1101年）年长十六岁。晚年居住在江宁（今天江苏南京），在文学史上，诗词的影响力未被列入最惹人注目的诗人之列，但却配享孔庙。千百年来，围绕王安石及其变法而展开的争论从未停止，也给后世留下了近千年的褒贬争议。
这里从苏轼和王安石的诗词中所展现的真实的内心世界，从他们的人生理念和追求方面探究其不同的风格特点，从他们所处的时代和人生际遇探究其所面对的人生选择中的必然原因。
首先让我们来欣赏一首王安石在29岁那年的诗作，《登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这是公元1050年（宋仁宗皇祐二年）夏天，王安石在浙江鄞县知县任满，回江西临川故里，途经杭州时写下的。飞来峰的海拔高度不过才168米，他却极为夸张的用了“千寻”，古代以八尺为一寻，千寻的意思是形容极高或极长。实际上是借写峰上的古塔之高，来衬托自己的立足点之高，可见内心“自缘身在最高层”的狂傲和“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执拗。
李白有诗云：“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因此，古人常有“浮云蔽日月”的忧虑，而王安石这里却加上“不畏”二字。展现了横扫浮云的胆魄和决心。或许这是他第一次使用“不畏”这个词语，他推动熙宁变法时“三不足”更展现出了他的无神论世界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史·列传·卷八十六》）这与孔子所讲的“君子三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第十六》）
这说明王安石不信天命和不顺天理，不相信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只相信人为的强人政治，为了实现心中的宏伟目标，可以采用一切手段清除“遮望眼”的“浮云”。那么，他心中的目标又是什么呢？且看他写的一首词，《浪淘沙令》：
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
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谈笑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这首词中的伊吕：指伊尹与吕尚。伊尹名挚，尹是后来所任的官职。原是伊水旁的弃婴，后居莘（今河南开封）农耕。后来，汤王擢用他灭了夏，成为了商朝的开国功臣；吕尚，本姓姜，名尚，世称姜子牙。他晚年在渭水边垂钓，遇周文王受到重用，辅武王灭商，封侯于齐。这首词表面上通过叙史、论史，描述了伊尹和吕尚困顿不堪的遭际和名垂青史的功业，实则以史托今，抒发了个人的志向和目标，“谁与争功”的背后，是建立千秋兴王功业的真实思想流露。变法的主旨就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宋史·王安石传》），把民间的财富积聚到朝廷，以实现“兴王”之宏图。这也是法家思想的集中体现，将君王的霸业摆在民生之上，把百姓作为耕与战的工具，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传统“仁政”思想有着明显的不同。从做事方式上，他的执拗也背离了传统的中庸等做人的核心价值观。
让我们再看苏轼24岁那年（1061年）写的诗词，《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这首诗抒发对人生经历的思考，人生所经历的事情或是地方，象什么呢？就像是飞翔的大雁，踩在积雪的泥地上的痕迹。偶然留下一次的痕迹有什么可留恋的呢？大雁还将继续飞向远方，至于去往哪里？又有谁能做得了主呢？诗中前四句自由舒卷，超逸绝伦，以雪泥鸿爪比喻人生，把人生看作漫长的旅途；他展望未来，意境阔远，没有那种对功名、功业的浮躁和焦灼，也没有那种非要如何改变世界的昂扬或怅惘，体现出一种顺天应人的达观和洒脱。他在1070年写的一首送行诗《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 》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万事早知皆有命，十年浪走宁非痴。”
世间的兴亡更替是否都有定数？人的一生是否也是高层生命安排好的呢？人生应该怎样度过？这是自有人类以来就摆在世人面前的一个终极问题，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思考和作答方式。苏轼一方面对人生有着十分冷静、清晰的认识和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与豪迈，“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临江仙·送钱穆父）。” 与李白有着极为相似的洒脱和泰然：“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 展现出堂堂正正、超凡脱俗的浩然之气，在任何境遇中都泰然处之和坦荡自适，“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 这种贯于天地之间的快哉风就不是宋玉在《风赋》中所议论的“起于青萍之末”的“大王之雄风”，或“起于穷巷之间”的“庶人之雌风”所能涵盖的。
纵观苏轼一生，屡屡因言遭贬谪，在乌台诗案中险些丢了性命，但依然敢言，就是这种存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这也是今天的人所难以理解的，只要不说话，便可稳享高官厚禄，平安无虞。从中也显示出古人与今人的境界和视角的不同，也就是大写的堂堂正正之人与小写的蝇营狗苟之人的不同。《宋史·列传·卷九十七》中记述了苏轼关于王安石变法的上书：“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他的豁达和洒脱，并非是处于无奈的回避与自适，而是对世事发展规律的洞彻。道德才是国家存亡和社稷安危的根本，人为什么不遵循道德的指引，尽人事自然而为，非要逆天逆势强为呢？
唐代周昙写有这样的诗句：“兴亡在德不在鼎，楚子何劳问重轻。”其中说的是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兴兵打到洛水边问鼎之大小轻重的典故。周襄王之孙王孙满回答说：“统治天下在德不在鼎”。还有与苏轼、王安石同时期的北宋易理学家邵雍，宋仁宗嘉祐与宋神宗熙宁初，两度被举荐，均称疾不赴，一日闻杜鹃声，惨然不乐。因为他感知到：“不二年，上用南士为相，多引南人，专务变更，天下自此多事矣！” 指的就是北宋皇帝将以王安石为宰相推进变法的事，亦曾有诗云：“事观今古兴亡后，道在君臣进退间。若蕴奇才必奇用，不然须负一生闲。”
通向天涯的路，苏轼和王安石展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走法，今天的人，又该如何选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