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5年07月28日】
学会配合
有一次，一个外地弟子对我说，“你们那儿的人只有让其它地区配合你们的份儿，而其它地区有个提议让你们配合，你们是最难请的。”
我当时只有尴尬的笑。当然这句话有点儿太绝对，本地的其他人我不敢讲，但至少我自己在两年多前营救李祥春的时候就第一次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那就是本质上，我自己不懂怎样配合别人。这个不懂好象并不是我不情愿，而是本质上我的思维意识中就缺乏这样一种机制，不知道“配合”为何物。当时就连意识到这个问题本身对我来讲对有着非常大的触动，似乎是一个很根本的地方被触及到了一样。
曾经有一个阶段，我同其他几位同修一起做有关中国经济真象的材料。因为算是有经济学科背景，我很明显的觉察到我在跟别的同修，尤其是没有专业背景的同修讲话、沟通时有种骨鲠在喉的感觉，很不自然。尽管我没有讲出来，可是我的心里在强调我的专业背景。再后来做另外一个大法项目，我发现这种骨鲠在喉的感觉再次出现。尽管我并没有那个项目有关的专业背景，但是因为我开始做的时间比较早些，总觉得这些新加入的学员会把事情搞砸，这次我所强调的是我的经验。着急之余，打电话跟别的学员商量，电话那边很委婉的告诉我说“你要HUMBLE(谦卑)。”好在这次我及时的想到了两句话，一个是对同修讲话要“低声下气”，还有就是“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终于算是放下了那些基于我的经验的担心，过了这一关。我体会到的一点是放下自己的关键在于认识到其实那些所谓自己的观念并不是真正的自己，而作为大法弟子，真正的自己就是按着大法要求去做，而不是按照自己的观念去做。
学会善良
有一次，一个同修跟我讲她的一张名片的故事，说她不经意间匆匆在名片上写下的大法网址真的救了那个常人一命。她的结论是不论大法弟子给人的有关大法的东西再小再不起眼，那是给一个生命最好的礼物，甚至这个生命的整个生命轨迹都会因此而改变。
曾经跟她一起去一家家的跑媒体讲真象，我们都没有事先电话预约，因为过去的经验是约到的机会不大，还不如直接上门；有时能够见到相关的记者、编辑，而有的前台就给挡住了。通常我都有比较强的目的性，好象见不到相当级别的人时我会比较失望，对跟其他人讲真象也提不起太多的精神。那位同修不是这样。似乎每个跟她讲话的人都能体会到她对人的善，从而很高兴跟她讲话，在办公室里，电梯上，走廊里，大街上，每一个她碰到的人都多多少少能从她的大包里拿到一份小礼物，一张传单，一个CD，一份九评的报纸，甚至只是一张她的名片，上面匆匆写下大法的网站。她的善良真的让我感动。我好象从来没有觉得出门讲真象这样享受过，碰到的人好象都笼罩在这样善良、祥和的场里，很舒服。我们每次出去都带一大包真象材料，一路撒过去，我不禁想起来一个比喻，说是佛所走过的地方步步生莲花。
我经常要拍一个电视节目的主持部分，后来我也要作后期制作。记得第一次做编辑时，第一次完整的看到拍摄的过程，看到镜头上的我在每个片段的间隙对摄影讲的话，看到自己如此态度恶劣的对待我的摄影师――同是同修的先生，我大吃一惊。我从来不知道自己竟然是这样的。师父说我们要看自己，这次我可真是看到了。我以前一直认为是邪恶干扰我作重要的大法工作，以至于我几乎每次去拍片时，都是要跟先生闹别扭，一肚子不高兴还要在镜头前表现的亲切大方，面带微笑，真是不容易。这下我算看到了原因。
学会不政治
常人媒体驻在我所在地的记者通常是政治类的记者，因为这里是全美乃至全世界的政治中心。作为记者，我经常联系国务院、白宫、国会、各大研究机构等。从对记者这一行当完全一窍不通到渐渐能头头是道的跟别人讨论他们所感兴趣的问题，我觉得自己迅速适应了记者的定位。不过先生觉得我是迅速的开始满脑子都是政治。一次我请他跟我一起去跟我认识的一个记者讲真象，回来后他对我说，“你哪是在讲真象，简直太政治了；我在一边看着可真难受。”细想想，我觉得他有他的道理。能符合常人状态固然很重要，可我似乎总也拿捏不好分寸。每天耳闻目睹常人世界的政治分争，世事变换，我渐渐的开始体会到他们的喜怒哀乐。由于深受党文化薰染，我记得刚去国务院参加新闻例会时，甚至对着发言人差点儿就拍起桌子来，如果我有张桌子可拍的话---党文化中的争斗和恶好象在那样一个很政治的环境里表露无遗。
我一开始时也很苦恼，后来我发现我可以通过观察其他记者以及发言人的表现来很便利的学习西方概念里的记者的行为举止包括提问和思考的方式。同时我还必须记住我代表的是世界上最正义的媒体的形象和以及我的使命。有一次一个华裔记者很感慨的对我点点头说，“心中有个大目标，泰山压顶不弯腰。”还有很多记者开始渐渐的注意新唐人，有个记者说，你经常问中国的问题还有民主人权的问题，而且发言人还总是有答案给你，很好。你要不要来参加我们的PARTY。有一次新唐人新年晚会前夕，我穿着唐朝仕女的裙装去上班，去国务院参加记者会，告诉他们我在为我们的晚会做热身。有两位记者专门过来对我说，这衣服真好看，她要回去研究一下唐朝这个概念。还有个记者听到我提问赵紫阳的问题，又看到我的唐装，特意很感兴趣的来问我，你们是什么媒体。
可是他们不知道每次我提问前都会在心里对师父说，请让我想出一个很好的问题。有好几次我都想放弃、不想举手的时候，很明显的脑子里有个声音，说，“众生都在指望你们，你们还再指望谁呢？”甚至直到现在，每次去一些场合前，我都会思想斗争，觉得意义不大啦，这些政客只想跟中国做交易啦，反正也说不出我想要的答案啦等等。有一次我听一个演讲，演讲人说在本地著名的K大道上，你经常会碰到以往叱吒风云的政治人物，他们退出政坛后，只是普普通通的社会中的一员。有一次他甚至在地铁站碰到某某，向他问路，因为他退休后要搬到一个很不起眼的老年公寓去。这段演讲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立刻觉得我所碰到的每个政治要人也好，政治记者也好，他们也不过都是普通的一个生命，世事无常，人生无常，谁知道明天我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他了，他们也就再难有机会听到我能告诉他们的真相了。我相信自己即便不去讲什么话，仅仅到场，对常人来讲大法弟子所带的场都会对他们有好的影响---因为我们这样的生命的存在就是对人有好处的，能该改变人的不好的观念的。有一次我碰到一个久违的记者，她的第一反映就是，“见到你真好。”那天我们好几位记者配合提问得很好，有记者甚至特意示意他们把问题让给我，因为那天的话题是有关中国的。
九评发表之后，我经历过一个误区，一旦降到跟共产邪灵一个层次时，那么那层的相生相克的理就会来制约我们了。其实九评真的不是这个目地，他是为了辅助讲清真象的，而他的独到之处恰恰在于他站在了共产文化之外，从更高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自己之所以会出现这个误区恰恰也是因为自己还有共产文化的烙印造成的。好好的多看几遍，不仅看中文，也看英文，我觉得自己发现了很多以前不易察觉的不好因素，清理的过程中，我发现再跟其他记者去讲的时候思路也更加清醒了。有一次讲完后，有个记者说，“我终于明白了。我怎样帮你呢？”因为我告诉了他九评的真正目地是救人。
以上是我学会或者是开始学会了的，还有很多我还没有学会的东西，比如当前我觉得最需要学会的是怎样来协调。因为我看到的情况是单单靠自己做是远远不够的了。但是我也深刻体会到能够协调好意味着更大的心的容量，这就不是靠单单的技巧能做到的了，还有待于心性在学法中進一步提高。
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2005年华盛顿DC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