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邪党讲真象―伦敦唐人街给中国人发《九评》

去年11月《大纪元时报》发表《九评》，同修们在一个周末组织在伦敦唐人街大量派发。一开始，我被自己的观念障碍，担心人们听到《九评某某党》这几个字会有什么反应，于是只告诉他们这是免费的中文资料，但是其他同修们正念正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大声告诉过往行人：揭穿xx党残暴历史，请看大纪元特刊《九评某某党》。一个下午就发出几千份。

我家离唐人街很近，走路20多分钟，所以大量的《九评》就堆放在我的家里。我看着家中成堆的报纸，就想：那我就去发报纸吧，最简单、也最艰苦。从那时起，我每天上班之前的两、三个小时就拖着几百份报纸到唐人街发《九评》。

每天几百份，最多的时候一个人能发六百份，很快家里堆得高高的《九评》就发完了。于是请同修又运来几千份，把家里又堆得满满的。另一位经常守大使馆的同修很快加入進来。几个月下来，我们在伦敦唐人街坚持不懈的发，伦敦的发完了，又把外地的匀过来，散发了大约三万多份大纪元中文《九评》，在华人社区引起很大的反响。

冬天的寒风凛冽刺骨，寒风不停地往嘴里灌，在风口处站两、三个小时，很快手也冻僵了。开始的几个星期，寒风刺激得我的喉咙严重发炎，经常会剧烈的咳嗽，尤其晚上上班时，餐馆里的油烟经常呛得我咳嗽不止。

然而我发现一个规律，当我们正念正行的时候，叫唤声喊得震天动地的时候，好象整条唐人街都震撼了，发的速度快多了。

《九评》刚刚出来的时候，读了一篇文章，谈到共产邪灵系统、有目地的通过不断的杀人在中国人心目中制造和维持着恐怖，把中国人个个儿变成“惊弓之鸟”，人们都不敢批评它，也不敢谈论它，甚至在海外也是如此；还有很多人在“党文化”的毒害下，把xx党当作母亲，一听到对它的评论，就触到了他们的神经。所以人们都绝口不提xx党，对这三个字好像都退避三舍了。

我想那我们就得冲破这个障碍，在常人中形成一个环境，大家都去谈论它。每天都堂堂正、正理直气壮的揭露它，持之以恒，就能破掉人们的这个恐惧。当人们看到周围的人每天都在谈论它，这个恐惧感不就没了吗？所以，我们一边发报纸、一边不停的喊：还原历史本来面目，请看大纪元特刊《九评xx党》。我要让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有一个《九评xx党》，即便他没有拿这份报纸，也知道现在人们都在谈论它、听到有一个《九评xx党》。

唐人街里面中国人来来往往、行色匆匆。人们大老远就能听到我们的吆喝声，整个半条街都能听到我们的吆喝声。

人们受这种精神的感染了，拿报纸的人越来越多了。很多人告诉我：写得真好！有的说看了很多遍，都快背下来了；有的为了回国告诉亲朋好友，想记在脑子里。

整个唐人街在变。一开始，人们的眼睛里表现出冷漠、敌视和观望。尤其是老华侨的眼睛里，好像经过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的沧桑，心已经死了一样。也有一些人劝我们：别这么喊了，不累吗？还有人走到近前恶狠狠逼视着我们；中共的特务们有时在远处指指画画，有时在身边来回逡巡。我们不为所动，几个月来我们不停的发、不停的喊，再苦、再难从没有间断过。

有一位友人告诉我：海外的老华侨们骨子里其实都是反对xx党的，否则就不用背井离乡、飘零海外了。几年来，老华侨们见到我们几乎都是绕着走，冷冷的，沉默中好像无声的质询：你们行吗？别折腾了！我就用在餐馆里学会的一点广东话亲切的和他们打招呼开始，一有机会就把报纸折好，塞進老婆婆的购物袋里，年轻父母的婴儿车里，在餐馆里喝早茶、吃晚餐的似曾相识的客人手里……渐渐的，老华侨们的眼睛变得柔和了，有的来来回回徘徊了很久，终于把手伸出来了；有的把我们当成年轻后辈一样见了面都要亲切的打招呼；有的经过我们身边时就钦佩的翘起大拇指；有些人来来去去的拿走好多份，推荐给亲朋好友……

特务们变得无可奈何了，他们想通过由中共控制的华人社团投诉我们，从而达到把我们赶走的目地，在我们的正念下没有得逞。相反，原本亲共、对我们很凶恶的人，每次见到我们就表示：咱俩是街坊，我们都是中国人，虽然政见不同，但大家都是朋友。不少华人社团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也默默地从我们手里接过《九评》，或在我们派发时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们。随着正法的进程，邪恶能控制的范围越来越小了。

发《九评》的过程也是揭露邪党讲真象的过程。

师父在《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目前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在这种党文化的造就与作用下使众生看不到真象，甚至不想听。在这样的情况下，‘九评’起了这个作用，叫人看清了中共的本质。”正如师父所说，在《九评》问世的初期，人们就开始经受“剥离”的痛苦。在我接触的人中，差不多都有以下这么几个“症结”。

有良知的中国人最先反映出的第一个“症结”就是：xx党没有了，中国怎么办？记得有一个拿到《九评》的小伙子看完之后，又回来找到我，带着一脸的忧愁对我说：“大姐呀，这上面说的都对，可是，给点儿希望吧……，xx党没了，中国怎么办呢？”我笑了笑对他说：“没那么可怕。你想想，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xx党才执政了五十几年，那四千九百五十年中国人是怎么过的呢？”我见他在思考，接着给他举了几个例子：“中国人有句常挂在嘴边的话，叫‘享清福’。以前我也没注意这句话的出处，后来还是我二哥告诉我，这句话来自清朝，康乾盛世，人们安居乐业，悠闲自得，真是‘享清福’。试问今天的中国人有这种心态吗？是谁把这个国家搞成这样？中国人勤劳智慧，应该生活得很好才是呀，可事实却不是这样”，小伙子频频点头，我接着说：“你不用担心‘xx党垮台了，中国就会垮掉’，中国十三亿人，贤良大德之士大有人在，只是xx党当政的时候会用他们吗？”。我真想多给这小伙子一点“希望”，只可惜当时对《九评》的理解水平有限，只能讲在这个层面上。

xx党打出的“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幌子，一些大陆中国人和海外华人仍抱有幻想。这个邪党硬套在自己头上的这个“光环”在迷惑、障碍着人们对它的邪恶残暴本质的彻底认识。

有一次，我发完大纪元报纸，在唐人街的公共汽车上见一个人手里拿着“英中时报”，知道他能读中文，便从包里拿了一份“大纪元时报”递给他，他向我摆摆手说：“不看”，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个报纸上说的不对”，我问他：“你指什么说的不对？是指对xx党的揭露吗？”他说：“是”，他说在他看来，xx党没那么不好。我听他说下去，他是香港人，他的父母在大陆是地主，常跟他说xx党不好。后来，他被一家公司派到中国工作了七年，他感觉xx党搞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得很好。他的话让我明白了他的“症结”所在。我知道他只能坐两站，这是我心里只有一念：时间虽然短，但是我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拉近我们的距离，让他相信我的话，解开他的“症结”，最起码接受我手中的“大纪元时报”。我在心里求师父加强我的正念，给我智慧，让我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我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心态，笑着对他说：“你在大陆工作了七年，是在你的公司里吧？你只是在看中国、接触中国。好有一比，你对中国的了解就像打了一个‘擦边球’。你知道吗？我在中国大陆生活了四十八年，我是身体力行在感受中国。相信你父母说的话，xx党怎么样，我们比你清楚得多。”看得出，四十八年和七年这个时间上的差距使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观点。这时我接着说：“你是搞经济的，你懂得市场经济的规律，你不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是畸形的吗？通过你父母的遭遇，你能理解中共的统治是专制独裁的，那么在这种专制独裁的体制下，怎么能产生出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呢？你再看中国的股市和银行，始终在政府的操控下，这算什么市场经济？不是畸形的吗？”他略有所思的点点头。如果再有时间，我还会给他讲：现在银行72%的坏账，它放得开吗？这些钱哪里去了？都流到贪官的口袋里去了，中共的体制是制造腐败的根源……可惜他到站了，他毫不犹豫的接过我手中的“大纪元时报”。我包里没有《九评》了，我叮嘱他：上大纪元网站看《九评》，你什么都清楚了。他带着感激的口吻对我说：“我会的”。他下车了，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在心里说：谢谢师父。

象我这样的年龄，在中国长大的人，其实是在共产恶党的党文化中长大，在自己的空间场内，留存有不少没清除掉的共产邪党灌输给的邪恶因素，加上没修掉的人心和思想业力，这些不好的因素会时时的冒出来，多学法，尤其是师父最近的一些讲法，以及《九评》，就会认识到这些，从而清理排除掉它们。

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头脑中会冒：这样做常人会不会认为我们搞政治的念头，起初这个念头冒出来时，我不理它，或发正念清除它。但类似的念头时常往出冒。一天在下班坐地铁时，这个念头又冒出来了，心里很不平静。正好随身带了一本《九评》，于是就读了起来：xx党的杀人历史，一边读一边身体也有反应，恶心想吐，但头脑却越来越清醒，共产恶党是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全。可自己对它的本质还没足够的认识，这不是给这些邪恶因素留下躲藏的空间吗？这时师父的一段讲法出现在脑中：“什么是佛？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 ”（《在美国西部法会上讲法 》） 。正法進程至此，全宇宙的一切正的因素都在清除共产邪灵，负有救度众生使命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是要利用常人社会的各种形式，智慧的讲清真象，救度众生。下地铁后，身体又一次剧烈的反应，过后，身体清爽，头脑清晰。我知道自己空间场内的一大块邪恶因素被清理掉了。以后再也没有类似的念头冒出来。

我一周工作三天，其余的二天，则与同修们到地铁站发报纸 。4月的一天，我不上班，应该去地铁站发报纸，由于前个周末到爱丁堡参加游行，坐夜车回到伦敦后，就接着上班，走之前准备游行用的物品，熬了几天夜，身体感觉很疲劳，早上6点闹钟响了后，还不想起床。冒出一个念头来，这段时间太辛苦了，多睡一会，不去发报纸了，正念很弱。但还有：不能给自己找借口，计划去发九评，那就是神的承诺，怎么能变卦呢？于是起床出门了，但浑身痛，到地铁站后，开始派报纸，好像嗓子也哑了，说不出声了，于是就站着发，接的人不多，很着急，心想邪恶来迫害我，我就承受吗？绝不，于是我使劲喊，还真喊出来了，身体疼痛的症状也没有了，可是派发的效果不如以前，回来后嗓子又哑了。仔细向内找发现，是最初的求安逸心让邪恶钻了空子，但面对邪恶的迫害，我却是以争斗的心态与它对抗，我在喊的时候，是带着与邪恶争斗的心却少了对众生的慈悲，所以效果不好，嗓子又哑了，其实还有一颗心隐藏着。头天晚上与一位同修通电话，有一种强烈的委屈抱怨的情绪，认为不做事的学员老是在挑做事学员的毛病，一段时间以来，时时有这种念头冒出来。每当情况发生时，对自己说要向内找，可是还是觉得委屈，而且是带条件的向内找：你看我都找自己了吧，对方你也该找找自己。师父早就教导过我们，同修之间遇到矛盾，就应该毫无条件的找自己，用法来对照自己，而不是与自己的过去比，与他人比，由于不能时时做到这一点，嗓子哑了好，好了哑，反反复复。

当我们能放下自己的观念、执著，就按大法和师父的要求做时，你会发现正法的洪势推着我们進步。

《九评》发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完整的看上一遍，对《九评》里的许多事实不知道，更谈不上能更好的领会里面的内涵。跟同修交流后才认识到读《九评》的重要性，从那以后我重视了读此文，我发现我自己思想中很不正的念都是共产邪灵灌输的，而以前我都认识不到这些念头是不对的。现在我每天都随身带着《九评》争取每天都看一点，哪怕一小段。

不久前我随家人去随团旅行，在巴黎我取了一些介绍《九评》的单张，每到一个城市，我都去市政府讲真象，并留一份给市长。街上人多时，我就一边派一边讲：中共害死8000万人，杀戮还在進行，请看我们的遭遇。街上没人时，我就走街串巷派信箱，我不放过乘车住酒店买东西的机会讲真象。看到中国人中餐馆，我就送上中文资料或《九评》。法国小城市的人非常善良，很多人都说：“xx党坏，我们都知道”

虽然我们做了一些在街上讲《九评》的工作，但政府部门、议员、各大媒体、院校、各大城市市政府，各国领馆等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对象。只有让他们明白共产邪灵的真象，才能更好的救度主流社会。大陆来的同修还多了一份责任，鼓励亲朋好友退党。他们有很大的缘份，也应该救度。我列了一个亲人的名单，一是别漏掉一个，同时也督促自己在忙中抽时间去做。

前前后后，在伦敦大法弟子们发了大概五万份中文《九评》，这个数字是我听说的伦敦华人总数的一半。我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拿到一份《九评》，也希望海外的华人们将他们手中的《九评》通过各种方式传递到中国去。

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2005 年英国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