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者修行(十三)

历史到了今天，许多传统的东西都遗失了，但是，就仅存的传统文化進行稍作探究，都感到了它的博大精深。很多地方，我们的先人论述的相当深刻，其深刻性不加仔细咀嚼都无法理解。所以说，现代人对于先人文化，在理解上有方方面面的障碍。不但是文字文化方面的断层，就是一些特指和典故，也都支离破碎了。还有，在生活方式和节奏上，也是存在非常大的障碍。快节奏的、浅表的定义式的、学习方式的、实用性应用方式的、探索方式的所谓研究，是很难吃透古人的思想。

题外的话不多说，还是简要的看看法治，这个急功近利下的薄恩寡义的东西，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贾谊在《新书》中，这样写道。

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幷心于進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秦人有子，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zhui\ 男婚后入女人家）。假父耰鉏杖彗耳，虑有德色矣；母取瓢碗箕帚，虑立谇语（闲话）。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说（悦），则反唇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轻 简父母也，念罪非有伦理也，其不同禽兽懃（qin/）焉耳。然犹幷心而赴时者，曰功成而败义耳。蹶（jue/ 挫折）六国，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耻之节，仁义之厚，信幷兼之法，遂進取之业，凡十三岁而社稷为墟，不知守成之数，得之之术也。悲夫！

商鞅变法，一心進取，两年后秦国风俗败坏。是方方面面的人心变坏，比方说，正哺乳婴儿的母亲，都不回避公公。这样的变化，仅用两年，可见，在治世之场的破坏下，道德的下滑速度，是难以置信的。秦仅仅历经十三岁，就社稷虚弱了。因为是不知守成之数，得之之术也。

所以说，选择德治、还是法治，真的是治者应该慎之又慎的。当然，一定程度上，作为庶民也是不能不加以思考的。因为，国家是大家的国家，仁义修德者治理，是众望所归，尖刻寡义者当政，乃民之大不幸。

随着人心的复杂，治者，终归要通机谋，晓变数，无论是德治，还是法治。但是根基的着眼点是不同的。

我们还是看故事吧。

孙叔敖疾将死，戒其子曰：“王亟（ji/ 急）封我矣，吾不受也，为我死，王则封汝。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间有寝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恶。楚人鬼而越人禨（ji - ），可长有者唯此也。”孙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辞而不受，请寝丘。与之，至今不失。

孙叔敖有谋略，知道自己死后，王将封自己儿子，丰利的地方不能固久，于是，告诉儿子要寝丘这个地方，楚人、越人都认为这个地方鬼蜮出没，世人都不喜欢这个地方，恰恰这样的地方，能够长久居有。

齐桓公时，江国，黄国，小国也，在江淮之间。近楚，楚，大国也，数侵伐，欲灭取 之；江人黄人患楚。齐桓公方存亡继绝，救危扶倾；尊周室，攘夷狄，为阳谷之会，贯泽之盟，与诸侯方伐楚。江人、黄人慕桓公之义，来会盟于贯泽。管仲曰：“江、黄远齐而近 楚，楚为利之国也，若伐而不能救，无以宗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听，遂与之盟。管仲 死，楚人伐江灭黄，桓公不能救，君子闵（min /悯）之。是后桓公信坏德衰，诸侯不附，遂陵迟（衰落的意思）不能复 兴。夫仁智之谋，即事有渐，力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质，桓公之过也，管仲可谓善谋矣。（ 汉・刘向《新序》）

诗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此之谓也。

齐桓公答应了不能办到的请求，受人之质，终于食言，在诸侯中失去威望，从此衰落下去。

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谋未发而闻于国。桓公怪之，以问管仲。管仲曰：“国必有圣人也。”桓公叹曰：“歖！日之役者，有执柘杵而上视者，意其是邪！”乃令复 役，无得相代。少焉，东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傧者延而進之，分级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对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 何故言伐莒？”对曰：“臣闻君子善谋，小人善意，臣窃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对曰：“臣闻君子有三色：优然喜乐者，钟鼓之色；愀 然清净者，缞（cui-）绖(die/)(丧服之类)之色；勃然充满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台上也，勃然充满，此兵革之色也，君吁而不吟，所 言者莒也，君举臂而指所当者莒也。臣窃虑小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闻，以声也。今不闻其声而以其容与臂，是东郭垂不以耳听 而闻也。桓公、管仲虽善谋，不能隐圣人之听于无声，视于无形，东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禄而礼之。”(汉·刘向《说苑》)

东郭先生察言观色，当数善谋的上乘了吗？

当然，说起谋略，可谓数不胜数。但是，关于谋略的问题，古人曾经这样论述。

夫权谋有正有邪；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夫正者，其权谋公，故其为百姓尽心也诚；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为百姓也诈。夫诈则乱，诚则平，是故尧之九臣诚而兴于朝，其四臣诈而诛于野。诚者隆至后世；诈者当身而灭。知命知事而能于权谋者，必察诚诈之原而以处身焉，则是亦权谋之术也。夫知者举事也，满则虑溢，平则虑险，安则虑危，曲则虑直。由重（重视）其豫（预先），惟恐不及，是以百举而不陷也。(汉・刘向《说苑》)

看来，权谋不仅是神机妙算的问题，同样里面蕴涵着德义的基点，有正邪之分的。其分野就是公和私、诚与诈。其结果当然是大相径庭的。看似是权谋者机变的高低，实质是里面蕴含着因果报应的问题。而且，智者的权谋，首先要知命。善于权谋的特征是，所看的远，所虑的多。

谈到权谋、计谋，历史上的故事多如牛毛。谈到忠孝节义，历史人物也是浩若繁星。所以，我们只是从道理上来阐述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就是这样，道德观念对于人来说，非常重要，种种舍生取义的人物举措，都说明了一个道义深重的人，在生死面前，在利益面前，都是把忠孝节义放在了首位。最著名的历史故事，可能当数关羽华容道义放曹操，他置军令状、置生死于不顾，放走了落汤鸡不如的曹操，因为曹操那时提到了当初对关公的施恩往事，并且对他晓以《春秋》大义，打动了关公。

为什么人能够在利益和生死面前，恪守忠义呢？因为，在人生命的构成因素上，包含了能够承载仁义礼智信的成份，这样的生命因素，如果经过忠孝节义的灌置，就能够在人思想与行为中，使道义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大量的培植君子，减少小人在社会中的比重，不是治国的一块重要基石吗？不可忽视啊。

其实，就是德治、法治，也是在概括的论述而已。完全的德治，没有王法？不可能。就是王法的背后，衬托的是君主的德义，臣子的德行。而不是一味突出的峻法，因为在峻法第一的背景下，往往是薄恩寡义，暴虐和大量冤魂，最终是败落和贫瘠，就象没有植被的黄土高原被疾风暴雨荡涤过后的景象。面临的必然是王朝的快速垮台，当然，这样的治者，带给庶民的自始至终是灾难。所以，不能提倡这样的法治。

而德治的倡导，也不是提倡废法。历史上的诸葛亮，在洒泪斩马谡的时候，不是在严肃军纪吗？失街亭后的无功而返，他不是也给自己治罪，请求降级吗？也是恪守法的表现。但是，他的治国、治军的基点，是仁厚爱民。

德治也好，法治也好，只是治的骨架一般，其血肉充实的部分，往往体现在谋略和措施上。如果说历节是淘炼、培植大臣的一种措施，那么，选人则是先于此之前的一个重要权谋。

因为，事在人为。干事前，把人谋划好最为关键。同样一件事情，不同人来干，结果不一样；同样一个人，抱着不同思想基础干同样的事，结果也不一样。

历史上，这方面的论述和事例，也是很多，很有趣。

管仲有疾，桓公往问之，曰：“仲父若弃寡人，竖刁可使从政乎？”对曰：“不可。竖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将何有于君。”公曰：“然则易牙可乎？”对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将何有于君，若用之必为诸侯笑。”及桓公殁，竖刁易牙乃作难。桓公死六十日，虫出于户而不收。

管仲独具慧眼。竖刁、易牙虽然花费了巨大代价，讨得君主的信任和委任，但是，其不够忠节的内在本质，没有逃脱管仲的眼睛。

哀公问于孔子曰：“请问取人之法。”孔子对曰：“事任于官，无取捷捷，无取钳钳，（钳钳：妄对不谨诚）无取啍啍，（啍啍：多言）捷捷贪也，钳钳乱也，啍啍 诞也。（诞欺诈也）故弓调而后求劲焉，马服而后求良焉，士必悫（que\ 诚实、谨慎）而后求智能者焉，不悫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迩（er 靠近）。”(《孔子家语》（卷一))

根据能力，任用人才，道德第一。孔子的德治思想，在取人方面，论述的也是精辟非常。

当尧之时，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畴，夔为乐正，倕为工师，伯夷为秩宗，皋陶为大理，益掌驱禽，尧体力便巧不能为一焉，尧为君而九子为臣，其何故也？尧知九职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胜其任以成九功，尧遂成厥（jue/ 他的）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乱旧法而天下治矣。(刘向《说苑》)

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此言不虚。其实，臣道何尝不应该也知人啊？他也要委任下属嘛。

高祖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于是高祖

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而所知也。”

刘邦平息暴乱受伤，病重的时候不让良医医治，还漫骂人家。其实，这个刘邦修养方面不怎么样，曾经好酒色，灭秦的时候入关后忌了一段时间。毕竟志向大些。打天下后，暗算了韩信。为什么都纷纷的“背叛”他？根据他的秉性看，原因不是那么简单的。历史已经有许多说不清了，现在人自己是无法搞明白了。不管怎么说，他识人、用人方面，还是蛮有一套的。这不，后事安排的头头是道。一步、二步、三步，到第四步，他也不知道了。不管他漫骂良医与否，“命乃在天”，这是他明智的一面。这里看，很可能陈平智有余，而戆不足，所以，还得辅佐王陵，对陈平不是很信任的。倒是前文提到的曹参，他非常信任。可见，曹参不止是道治的施行者，人品也非常可靠，由此不难看出，治略与修行息息相关的。

用人是治道的一部分，如何取人、用人，同样体现出德义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