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8年09月23日】
【原文】
十一月，己丑，魏主于式干殿为诸僧及朝臣讲《维摩诘经》（1）。时魏主专尚释氏，不事经籍，中书侍郎河东裴延隽上疏，以为：“汉光武、魏武帝，虽在戎马之间，未尝废书；先帝迁都行师，手不释卷，良以学问多益，不可暂辍故也。陛下升法座，亲讲大觉，凡在瞻听，尘蔽俱开（2）。然《五经》治世之模楷，应务（3）之所先，伏愿经、书互览，孔、释兼存，则内外俱周，真俗斯畅矣！”
时佛教盛于洛阳，沙门之外，自西域来者三千余人，魏主别为之立永明寺千余间以处之。处士南阳冯亮有巧思，魏主使与河南尹甄琛、沙门统僧暹择嵩山形胜之地，立闲居寺，极岩壑土木之美（4）。由是远近承风，无不事佛，比及延昌（5），州郡共有一万三千余寺。
（出自《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十七・梁纪三》）
【注释】
（1）《维摩诘经》：佛教经典名，全称为《维摩诘所说经》最早为前秦时鸠摩罗什译。
（2）尘蔽俱开：茅塞顿开。
（3）应务：应世之务。
（4）极岩壑土木之美：极尽山峦岩壑和寺院建筑之美。
（5）延昌：北魏宣武帝于公元五一二年四月改元延昌，公元五一六年三月再改熙平，延昌年号使用近四年。
【语译参考】
十一月，十五日，北魏宣武帝在式干殿为众僧及大臣讲解《维摩诘经》。这时魏宣武帝专心崇奉佛教，不留心儒家的经籍，中书侍郎河东人裴延隽上书，认为：“汉光武帝刘秀、魏武帝曹操，虽然忙于战争，但是未曾废弃书籍，本朝先帝孝文帝在迁都洛阳和行军之间，手中的经书都不肯放下，实在是学问有很多益处，不可以临时中断。陛下您亲自登上法座，为臣民讲授佛法奥义，在场的人瞻听之际，都觉得茅塞顿开。但是《五经》是治理天下的典范，处理世务所应首先研读的，所以乞求陛下各类经典交替阅读，孔学与释教兼蓄并存，那么内圣外王之道就全部俱备了，教义和世务也就完全畅通无碍了。”
当时洛阳盛行佛教，除寺庙里的和尚外，从西域来的僧人还有三千多人，魏宣武帝另外建了永明寺一千多间禅房来安置他们。品德高尚的平民南阳人冯亮思维灵巧，魏宣武帝指派他和与河南尹甄琛、沙门统领官僧暹选择嵩山风景优美之处，建造闲居寺，极尽山峦岩壑和寺院建筑之美。于是远近受影响，没有不信奉佛教的，到了延昌年间，全北魏境内共有一万三千多座寺庙。
【研析】
北魏一直都在实行汉化政策，亦即将儒家学说推行于民，但到了宣武帝却独尊佛学，甚至还登堂为众僧及大臣讲解《维摩诘经》。一时上行下效，全国风行，甚至也有远从西域而来的，魏宣武帝还特地为他们盖了永明寺。之后在嵩山又盖了极岩壑土木之美的闲居寺，因此远近受影响，全国兴建寺院大为风行。于是中书侍郎裴延隽上书，对宣武帝提出建言，首先肯定他登堂讲授佛法，可以让人茅塞顿开，是件好事，但儒学经典乃传统文化内涵，亦不能废，所以儒学与佛学应兼蓄并存，那么内圣外王之道就能具备，教义与世务才可畅通无碍。但崇奉佛学在当时已蔚为风气，恐怕一时难以改变当时社会现状。
其实崇奉佛学并非不好，历代君主也都尊佛崇道，只是常人应有常人的社会状态，否则全国皆成了和尚、尼姑，脱离人的社会，那也不允许的。所以裴延隽上书的言论，是相当中肯的。处理世务还是应先研读正统典籍，内化于心，当作待人接物基础，再佐以佛学，将自己当作不脱离社会的修炼人，那么整个社会道德高尚，才是合乎社会原则。
【延伸思考】
1.儒家学说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从古至今都是读书人必修的课程，你觉得他对华人有什么重大影响？（如待人接物、性格、思考模式……）
2.佛教是从印度传过来的，它让人了解生命的本质、人生的真谛……可是为什么至今只剩宗教形式，少了真正内涵？
3.宣武帝崇尚佛学，全国起而效之，跟从流行的风气，从古至今，如出一辙。因为影响深远，你想执政者及传播媒体该如何做才能导正社会风气？
【参考文献】
1.《资治通鉴》（33） 李国祥 顾志华 陈蔚松主编 台湾古籍 2001年二月出版
2.《资治通鉴》今注（八） 李宗侗 夏德仪校注 台湾商务印书馆
3.《白话资治通鉴》（第十册）沈志华 张宏儒 主编 建宏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