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9年04月24日】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上万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得知天津动用防暴警察抓打法轮功学员的消息后，赶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为在天津市被非法逮捕的四十五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得到当时国务院总理的亲自接待和开明处理，于当晚和平落幕。
想不到，过后不到三个月，七月二十日中共与江氏集团却动用整部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展开铺天盖地的疯狂镇压，对法轮功学员大抓捕，進行非法关押、洗脑、毒打、电刑、强奸、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乃至活摘器官，迄今至少有三千二百五十九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难以计数的无辜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進看守所、劳教所、监狱、洗脑班、精神病院遭受迫害。
颜家玲二零零八年七月参加在高雄街头模拟演出的中共狱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酷刑展
这里要讲的故事发生在四川自贡市。
一九九九年底的一个早上，法轮功学员颜家玲从市场买了菜回到家里，刚关上铁门，就有重重的敲门声，那时正好逢上普查户口期间，她从门缝里看到一个认识的公安局人员，就放心的把门打开，没想到却闯進来十几个彪形大汉，恶狠狠的说是要抄她的房子，有一个公安笑嘻嘻的望着她，拿着一张单子要她签字，颜家玲不肯牵字，她说：“你凭什么抄我的家，我没有违反国家法令。”其中一个公安说：“政府不准炼法轮功。”颜家玲告诉他们：“法轮功很好，全国有一亿多人修炼法轮功，教人做好人有什么不好。”
他们也不管她签不签，几个公安冲進她的卧房，翻箱倒柜，拿了她的书，把东西撒了一地，颜家玲追出来，从公安手里抢回来一本《转法轮》交给儿子，马上又被几个公安搜刮了过去，一旁八十多岁的母亲跟儿子都吓坏了。
这时，公安人员要颜家玲到派出所走一趟，她知道去了就回不来了，几个年轻公安抓住她往外拖，她的高跟鞋都掉了，她语气坚定的说：“人民有信仰的自由，修炼法轮功有什么不好。”
最后她还是被拉上警车，送到公安局去了。
六年前，颜家玲来到了台湾，她谈起这段往事时神情平静的望着窗外的天空说：“那时我修炼法轮功才两年多，第一次被这样对待，我不敢相信过去听说学员被迫害的事竟然发生在自己身上，我还记得被抓上警车后，从车窗里看见罹患脑肿瘤的儿子在流泪，那时我也哭了。”
一九九三年，颜家玲的前夫因脑肿瘤去世。
前夫原来是剧院里的演员，在儿子一岁时就患了脑肿瘤，前后做过四次手术，那时颜家玲在自贡市里的中医院做药剂的工作，要照顾先生还要照顾儿子，心里常埋怨：“人家都那么幸福，我的命怎么那么苦。”
前夫去世半年后，新的灾难接着来了。一天晚上读高中的儿子突然喊着：“妈，我头痛。”第二天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他父亲那个病。”孩子也得了脑肿瘤，当时的颜家玲真的接受不了。
后来，在一九九五年经亲戚介绍，她跟一位居住台湾的同乡结婚，为了照顾儿子，那一年她也退休了。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日，修炼法轮功多年的姐姐给她带来两本法轮功的书籍《转法轮》，她过去听同事说过法轮功的好处，问儿子要不要看书，儿子点了头，于是她就跟儿子、姐姐还有护士，四个人坐在床上一起读《转法轮》。
让她想像不到的，读了《转法轮》后，儿子的状况有了超常的变化，儿子原来不能走路，连东西也吞不下去，学法不到一个星期，已经能吃一小碗饭，也能下地了，她自己也觉得肚子里上上下下在动。后来姐姐就开始教他们炼功，带了他们两个月，她原来失眠、头昏、呕吐的毛病也都好了。
有一天晚上睡觉时，感觉身体什么都不翼而飞。第二天看书时，她看到书里有红红的光，惊喜的叫唤儿子说：“孩子啊，这法是真的耶。”有一次她在打瞌睡时，看到《转法轮》书里显现一个佛字，是绿颜色，她觉得好好看，连续出现了好多次。又有一次也是看法轮功的书《洪吟》，看到佛在书上飞，看过好几次，这样，就更坚定了她修炼法轮功的信心。
颜家玲接受访问时说：“儿子原来在医院治疗了一两年，后来开始炼法轮功，原来做手术把脑部切掉一块，肉塌下去了，炼功以后身体改变了，完全跟正常人一样，他自己也觉得很好，还跟同学讲法轮功真的很好。”
九九年底，在打压法轮功正厉害的时候，颜家玲晚上在家里看到电视里播放毁谤法轮功的影片，她坐在电视机前哭了起来；那天，姐姐也到家里来告诉她要出去证实法。
过后几天，她自个儿搭着公车去了郊区一位同修家，出门时连包包都不敢带，到了同修家里，在灶下面的米兜里找到了法轮功的洪法资料，就藏在衣服里，然后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路，到了一家超市里，她找机会把资料藏在商品里边，让有缘人去拿，或是趁人买菜不注意时，把资料放進菜篮子里。假如没人注意时，抓紧了机会，就跟人讲法轮功好、真善忍好，请他也告诉亲朋好友，这样作功德无量。
现在颜家玲到了台湾，第一次跟同修出去景点洪法时，还是偷偷的把资料放到民众的车子上，看到台湾同修面对面跟民众洪法、讲真相，她才惊觉自己已经到了台湾，她说：“在大陆我们都是单独行动，不敢结伴，我出去洪法，我妈都会很担心，叫我不要去。”
二零零零年初某一天，先生从台湾回来看她，那天刚好姐姐来电话，说要印资料问她有没有钱，她揣了八千块钱向先生说要出去一趟，她发觉先生不高兴。
出了门，会同姐姐搭了计程车，到了自贡市郊区的一个供销社里，姐姐告诉她同修在供销社里当会计，她把钱交给那位同修时，看到有一个女的从外面走進来打电话。回到家时，已有两个公安在家里跟先生聊天，她发现一辆警车停在院子外面的树荫下，接着她就被送到公安局去了。
那天公安人员审问她时，她不承认拿钱去作洪法的事。晚上，公安局的监房里只有她一个人，也没有灯，她有点害怕，过去都是几个同修关在一起，修炼了大法的她体悟到是要去她的怕心，那天她穿裙子，监房里有很多蚊子又很脏，她就找了几张报纸垫起来，坐在上面打坐炼静功，第三天就被送到看守所去了。
颜家玲坐在椅子上，仍然是坚毅宁静的表情，她侃侃谈着：“那一天姐姐跟着我回到家里时，看情况不对掉头就走了，我后来知道她也被抓了。那一次在看守所里，先生回台湾前来看了我一次，他告诉我说，你这样做我们要离婚。”
有一天，同修通知师父的新经文到了，颜家玲从同修家里拿了经文回来，看了师父经文以后，触动很大，又看到一篇同修的心得体会，说一个新疆的老年同修，步行到天安门讲真相，穿破了十几双鞋子。那时姐姐也邀她到天安门洪法，刚好先生要从台湾回来，不便去；后来她想到七十多岁的同修都步行到北京去，自己有这么好的条件怎么不去，第二天她就给姐姐打电话，决定要跟她们去北京。
谈到这里，颜家玲一时激动了起来，她说：“我们出门都是单独行动，没有结伙，那天我们刚一出门，就有人告密，xx党真的很邪，全国上下都挂勾。”
那天她们到了成都，到处都是公安局便衣，她穿着皮鞋、脚走得很疼；在成都吃了饭要上火车时，她回头望了一眼姐姐，就抱着衣服跑上车去，等了好久，不见姐姐上来。后来上来一位同修告诉她，两个便衣认识她姐姐，把姐姐抓了，姐姐被抓时要把车票吞下肚去，被公安抢了去。
她意识到她们的车票都是连号的，就离开座位站到车窗边，看到好多人来来往往，几个穿西装的彪形大汉走上走下，都在查车厢，气氛很紧张。这时，有一个穿西装的人拉了拉她的衣服，问她到哪里去，要看她的证件，她就说到北京去，没带证件，最后还是把她带上警车。
在警车上那位公安直截了当的说，她们出来时就有人报警了，自贡市全市戒严封锁她们四个人。一路上，她们给押送的公安洪法，第二天就把她们送進看守所，四个人关在不同的监房里，她这一次关了一个多月。
颜家玲谈到看守所里的饮食说：“吃的是又臭又霉的稀饭，菜也没有油，咸得没法吃，我就泡冷水，还是河里的水，因为开水是有限制的。”她回忆着说：“姐姐在看守所里仍然坚持炼功学法，就被铐上手铐，被用电棍电。因为看守所里法轮功学员很多，把几个监房的学员合并在一起，我们中午就背《洪吟》、背经文，监房里有三十几个犯人，有吸毒犯、杀人犯，他们都觉得法轮功很好，都认为真善忍很好。”
那次从看守所回家后，先生劝她不要炼法轮功，弟弟也劝她：“不要炼了，你要炼就在家里炼，不要去发资料。”
公安人员经常在她住家周围巡逻，有一天，她正在看《转法轮》时听到敲门声，赶忙把书放到卧房里，公安進来没看到什么又出去了。第二天，她就被叫到公安局去了，公安人员交给她一张劳教通知单要她签字，她被判了一年劳教，她还记得，那时妈妈哭了。
家人给她送去的日常用品，也都被劳教所搜去了，连洗衣粉都要倒出来、牙膏要挤出来，检查有没有经文。管理人员很凶，把她衣服全部脱光，说是要搜身，还说不听话要用电棍电、用鞭抽她。
在劳教所里有很多人监视她，犯人也监视她，她们被集中到太阳底下晒，她就背《洪吟》。这里吃饭环境非常差，就在粪坑旁，味道很臭；有一次管理人员要她写简历，她写的时候眼睛就冒金光，看不见字，一位同修告诉她不能写，结果她没有写简历。后来，一个队长带她到转化人员那里，她在心里坚定的说：“这是邪恶的地方，不是我们修炼人的地方。
在监房里她带着一位同修背经文，她念一句，同修跟着念一句，背完后，她在心里跟师父讲：“这不是我修炼的地方，我要回去看《转法轮》，我要回去炼功。”不到半个月，那时才关了半年，一天早上队长叫她：“你劳教时间到了，提前释放半年。”她就这样走出了劳教所。
2003年的春天，先生把她接到了台湾，现在，颜家玲经常跟台湾同修一起参加洪法活动，上阿里山向中国游客讲真相，在南台湾的高雄街头扮演模拟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酷刑展”。记者问她会不会想念家乡，她望着门前熙来攘往的车潮说：“当然想念，但是不能回去，妈妈去世时我都没能回去，回去会被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