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寒暗香

―、人生初始，倍感艰辛

我和《疾风劲草》的作者钟芳琼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自小左腿残疾，家庭生活条件极其困窘。母亲体弱多病，常年吃药，弟弟、妹妹年幼未成年，全家六口人的生活重担，全靠父亲一人的工资来维持。采野菜，捡煤核，劈柴做饭，所有的家务活我都主动承担，尽量的为父母分忧解难。

身为长女，我吃的苦自然要多一些。除了做好家务，看护弟妹之外，我细心的发现，父亲总是有一些忧愁挥之不去。后来，才了解了一二。“土改”之前，爷爷是当地的一大富户，拥有众多田产。他虽是望族，但心地善良，乐善好施，每到秋收时节，他总是叮嘱雇工们别把庄稼收拾的太干净，留下一小部分庄稼让穷人们拾去充饥。就象这样的好人，中共也不放过，以“地主”之名，把他血腥的枪毙了。“土改”革去了爷爷的命，没收了我们家族的田产地业，父亲也受到了株连。从此，父亲一贫如洗，只身一人以二叔的名字逃到了东北谋生。

爷爷的遭遇对父亲打击很大，所以，他对中共又恨又怕，又不愿与人提起那不堪回首的往事，只是自叹自怨。好在我们几个孩子很懂事，不让父母多操心。毕竟，他们的心灵已千疮百孔，不堪重负了。

我很善解人意，又聪明能干。这给父母带来一些欣慰。身上的残疾丝毫不影响我的工作和学习。我总是以健康人自居，从不用残疾人来降低对自我的要求。健康人能做到的，我必须做到，甚至，许多健康人做不到的，我都坚持做到了。从小培养的坚韧顽强，不服输的性格也影响了我今后的人生。

长大后，我在某厂做焊工。这种工作很辛苦，许多男子汉都不愿干，而我不怕，只要有人能干我就能干。

后来，我学会了开三轮车，拉出租，早出晚归为家庭增添了许多收入。这时弟弟妹妹们相继成家立业，母亲病故了，老父亲就搬到我家，由我和丈夫细心照顾，身体一直很好。直到后来中共迫害法轮功那年开始，老父亲身体每况愈下，不如从前，直到病逝。

我的勤俭、精明、善良在亲朋好友中有口皆碑，这也为我以后向他们洪扬大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很喜欢郑燮的那首“竹石”诗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竹子那坚贞孤高的品格也是我那时的生活写照。辛苦劳作之余，我思索着生命的真谛，越想越困惑；人为什么有病，有磨难，怎么样才能没有烦恼？行色匆匆的人们忙碌过后得到的是永恒的吗？关于人生终极问题无人能给予我圆满的解释。我每天生活目标就是多赚些钱，好让家人的日子过得优越一些，但是什么是终点呢？

二、喜得大法，枯木逢春

1999年1月，因为妹夫修炼了法轮功。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神奇的变化。浪子回头金不换，是什么力量能把妹夫这个浪子转变成一个“金不换”的好人呢？我好奇的想了解一下法轮功。读完师父写的《转法轮》一书，我茅塞顿开，所有的人生疑团都解释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也要修炼法轮功。从此，我的人生坐标改变了，由原来的迷茫变的明朗，由原来的灰暗变的辉煌。

心性的提高，道德的回升，迅速的带动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多年的腿疾基本康复，不再是拖累我的心病了，我整个人都变年轻了，岁月有痕，可我的脸不曾记载。我最大的变化是改变了多年以来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自尊和自卑的两颗心，如玻璃易碎，如春水易皴。得法后的我再不计较他人的目光和评价，生活的坦坦荡荡，从没有的从容和轻松。一人炼功，全家受益。我家和睦融融，老父亲也开始看《转法轮》了。

三、野火焚原，挺身护法

幸福的时光还未尽情领略，可怕的日子却突然降临了。

1999年7月20日中共独裁者江xx炉火中烧，冒天下之大不韪，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一时间全国上下陷入红色国家恐怖主义之中，老百姓对“真善忍”噤若寒蝉。一个普世价值的真理，宇宙的大法，却被蒙上了不白之冤。我面对这铺天盖地的欺世谎言，决定進京上访，用自身的经历向中央政府反映我们修炼者的心声。澄清事实。还法轮功清白。我想好了就动身起程。同去的还有几位同修，都是心同此想。

当我们赶到北京时，才发现北京市内已有许许多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老、中、青年龄迥异，身份不同的同修，都怀着一个目地，善良的向中央政府反映情况，法轮功对国家对民族有百利而无一害。希望政府能明鉴。

我们去信访办上访，信访办的牌子撤掉了，其周围布满了各地驻京的警察伺机抓捕各自管辖区内的上访学员。

无奈，我们走上了天安门广场，希望在那里和平请愿，同样的局面，大量的严阵以待的警察严密排查过往行人，只要发现可疑人员就抓走。

很快，我们都被抓到警车上，无人理会我们的诉求，他们只是抓人，并不上传民意，堵民众之口甚于堵川。由此带来了沉重的代价这是中共首脑至今不悔悟的。

我们一行几人和众多的法轮功学员一车车的分别被送往北京市丰台体育馆。因为市内实在是装不下这么多访民。

随后驻京的我市警察赶到那里，把我们接回来。回到家乡后，做了登记，留下了记录。到家时已是灯火阑珊，但我夜不能寐。思考着这几天发生的一切，这就算了吗？

白居易有句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大自然赋予了小草以生命，小草本来处于最底下的位置与世无争，应该可以平静的生活。可是野火却要肆虐掠夺千万无辜的生命。是嫉妒它的绿色？还是考验小草的生命力？到底谁胜利了呢？春天来了，小草经过了邪恶的严寒和野火的洗礼，复苏了，又绿满中原。

草的顽强生命力和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是我对不屈不挠、前赴后继、证实大法的大法弟子一个形象比喻。是啊，我们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要经受怎样的魔难还都不敢设想。中共的党史是血腥的，这使众多中国老百姓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是明哲保身，苟且偷生，还是迎难而上，挺身护法，后者意味着艰难和险阻。

老父亲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阴霾，害怕了，放下《转法轮》再也不敢沾边了。因为我和妹妹、妹夫都修炼而且态度都很坚决，从此，他成天为我们提心吊胆，忐忑不安。不知我们做错了什么，却让老人都受牵连而承受如此的痛？我们的心此时已在滴血。

四、沉冤未雪，再度上访

1999年10月中旬，我再次辞别家人，踏上了進京的火车，希望我们的锲而不舍能够感动中央政府，收回他们的错误决定。有句成语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可是政府领导人并没有被我们的诚意感动，反而变本加厉。江泽民在法国接受记者采访时就宣称法轮功是X教。随后第二天，也就是10月28日清晨，我们几位同修相约到天安门广场护法。天朦朦亮，广场附近埋伏了许多警察和便衣，虎视眈眈地盯着每一位行人。我们毫无惧色，迎面前往。与上回一样，被抓，被审讯。一个警察一见面就打了我两个耳光。我与他不认识又无冤仇，他无缘无故就打我，可见他的心中已被中共宣传误导种下了仇恨的种子。煽动仇恨，利用群众斗群众是中共例次运动的惯用手法，被利用者还不自知呢！

晚上我被送到天安门附近的派出所，那里已经抓捕了许多法轮功学员。邪恶的警察想出许多折磨人的方式，强迫我们做飞机的姿势：站立，面朝墙，双手举起，扶在冰冷的玻璃上，不许动，不许喝水、吃饭。我们的人权被中共政府彻底的剥夺了。我市驻京的干警把我们接到北京凤龙宾馆关押了一夜，第二天返回家乡。

回到我市公安局，照例是录口供，做笔录，然后关到本市拘留所，所长王某某、女管教江某某非法搜查学员的身体，见到钱就搜走。

在那里吃的是玉米面窝头，水煮白菜。菜碗上漂浮一层小腻虫，中间是大块白菜，碗底是土面和沙粒。这样的伙食标准还让每人交200百多元呢。15天拘留结束后，我市公安局勒索每名学员几千元做保证金，有交5000元的，有交3000元的，我的家人被迫交2000元我才得以回家。

两次進京上访都无济于事，政府没有诚意，也没有勇气和法轮功对话，更没有态度去纠正错误决定了，对此，我感到中共现状令人担忧，中国政府令人失望。

五、血雨腥风，不离不弃

2000年7月，我市法轮功学员将近100人联名给江xx写警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材料，希望中央政府领导了解事实真相，还法轮功清白。我也参加签字了。这种向中央政府领导反映当地民声民意的做法没有错，更不犯法。但不知为什么却为此而遭到了迫害。大约有一半人被关進拘留所（因拘留所实在是装不下全部）另一半人被告之警告或写保证书才得以平息。

为此我被关押15天后，仍不让回家。派出所的片警老贾（现已退休）把我送到某某镇洗脑班。书记岳某某（现任我市劳动局局长）、书记孙某、书记朱某等人负责对我们洗脑转化，不写保证就不让回家。最后某某镇这片的只剩下7个人没写。在我们的强烈反对下，一个星期的洗脑班草草收场，不了了之了。

2001年中国新年前夕，本市公安局新上任的国保大队队长张某某（在任期间非常邪恶，迫害了好多大法弟子），带领了大约四名警察对我家非法抄家。他们進屋就翻，翻出一本《转法轮》和一本手抄经文，以此为借口，非法拘留我15天。

2001年9月22日晚上，我和王同修一同发真相资料。被恶人举报，被恶警带到派出所。张恶警、刘恶警，还有六、七名警察对我们進行逼供。追问资料的来源，见我们不说。首先是拳打脚踢，然后是抄家。当时是夜里10点多钟，他们回来后把我和王同修分开，开会研究方案。其中有一个姓王的瘦警察和一个姓吴的胖警察（他们个头都不高），极其凶狠邪恶。他们对我们俩用电棍电，警棍打，用矿泉水瓶打，鞋底子打脸。我的脸都被他们打肿、变形了。一直迫害到后半夜3点，他们把王同修送到拘留所，然后再准备对付我。

（后来听说张恶警和手下恶警把王同修打的遍体鳞伤，体无完肤。狱医怕出现危险，买来当时最贵的消炎止疼药，给王同修治疗。打人的恶警也很后怕，想放人，向上级反映，结果公安局局长不同意。还给王同修劳动教养三年。王同修经历了这次鬼门关，身心遭受重创，从此，一蹶不振，到M教养院很快就妥协了。随之而来她患上了类风湿关节炎，整日愁眉苦脸，服了大量中西药也不见好转。2003年保外就医，回家后仍不见起色，手脚变形，很可怜。本来一个好端端的健康正直善良的好人，被中共邪恶一伙迫害得变成了一个身心俱碎的扭曲了的生命。）

9月23日凌晨4点左右，公安恶警一伙送王同修回来后对我叫嚷道：让你不说，看明天怎么收拾你。

看到王同修被送走，我感到很孤独，但我一直伺机逃跑。大约4点40左右这些恶警又累又困，留下一人看着我，其余的到楼上睡觉去了。我发正念让他们睡实，不到5分钟，看我的警察也睡着了。这时，我把手铐撸下来，在师父的呵护下，我正念闯出了魔窟。

我颠沛流离的生活让父亲忧心仲仲，寝食不安。我的爷爷含冤而死，父亲几次上访未果，都被杀人凶手的亲戚（在京当官）给压下来了。这人间，这世道让父亲感到心灰意冷，面对我们的和平请愿，他也预感到希望渺茫，时常造访的警察让老父亲恐怖，仿佛又一个“文化大革命”来临了，积虑成疾，于2002年1月16日父亲突发心梗，带着诸多的忧怨和遗憾离开了人世。

六、乌云蔽日，身陷囹圄

我流离失所在外，一路走着，最后在A市落脚。2002年8月27日，我和几名同修正在房间内拾掇东西，一伙A市警察突然闯入，抄家并把我们带走。来到A市公安局，我计划逃跑，只好从三层楼上往下跳，没有别的办法。我眼一闭，心一横，落到地上时，整个人象一摊泥一样松软无力。我被送往医院，检查结果是右脚骨折，腰骨折。医生给我打上了石膏。很快我有了痛觉，全身肿痛难忍，大小便不能自理，看护我的警察非常紧张，很怕我挺不住会自杀。

大约10天左右，我被带到A市宾馆。我省公安厅和我市的几名干警（张局长、林警察、姓刘女警察）来到这里协助审理此案。我们乘飞机由A市飞往B市，再由B市转飞C市。张恶警他们到C市飞机场把我们5人（我和妹妹、妹夫、妹妹的孩子、朱同修）接回本市。

一路上，警察看我打着石膏，伪善的说：回到家乡，马上送你到医院好好治疗。可是警车把我们直接带到看守所。其他人（孩子回家）都被判了劳教送走了。由于我伤势未痊愈，生活不能自理，怕M教养院不收，所以我被一直留在看守所，呆了11个月。期间，小妹多次探望均被管教无理刁难，无奈，小妹看我心切，买东西打点他们，还给当时的所长王所长500元钱，想让他行个方便，姐妹见个面。王所长见钱就收，收完钱没几天就调离此岗位了（当时他知道要调走），也没兑现小妹求他的诺言。

2003年8月我被送往M教养院（刑期三年）被分到一大队（大队长王某某）五分队（队长张某某）后来张队长休产假，五分队解散，我被分到四分队（队长崔某）。

我的左腿本来是残疾，再加上右脚又骨折，真是雪上加霜，我行动困难，走路经常摔跟头。在那里不许炼功，生活条件恶劣，缺乏营养。医疗不及时等等，我的身体境况急转直下，体重骤降，由原来的104斤降到70多斤，血压上升，由原来的低下升为偏高，每天都头晕目眩，心律不齐。到医院检查，医生怀疑我是脑垂瘤（未确诊）。后来我总摔倒，两腿疼痛，医生检查确诊为股骨头坏死。这些年来我四处流浪，不能再挣钱了，家里已是拮据，无钱为我医治。亲人们都一愁莫展，妹妹、妹夫都被关在教养院里，小外甥还得大家抚养。

教养院对我也无计可施。不出工，还得派人看管我，怕我死里头。最后他们决定给我办理保外就医。那天是2004年5月20日，5月27日我返回家乡。

七、羁鸟入深林，池鱼归故渊

我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丈夫、女儿都消瘦了许多，他们为我承受了许多，也为大法付出了许多。我们相对无语，此时“无声胜有声”。我望着支离破碎的家，想起了含冤而去的父亲，我泪如泉涌。就是一个信仰人权问题就需要付出如此昂贵的代价吗？

回家后我恢复了学法炼功，身体奇迹般的好了起来。弟弟当时听说我被诊断为股骨头坏死，张罗要给我换股骨头，现在什么都不用了，比从前差不多少了。大法的神奇再一次在我身上显现。

2007年的夏天，M教养院联合我市公安到我家房户去找我，妄图進一步迫害我，几次都未成功，被我正念否定了。他们的邪恶企图彻底被解体了。如今的我更加理智、成熟，更好的更有效的协助师父正法，多救人，希望立即结束这场针对好人的迫害，归还我们最朴实的理想诉求，给法轮功一个正确位置，还师父清白！

师父曾为《疾风劲草》题诗

是啊，我曾多次想到坚忍不屈的大法弟子：像节节青竹，壮志凌云奔九霄；像朵朵清莲，穿越红尘品最高；像株株劲草，寸心不忘报春晖；像点点冬梅，凌寒傲雪暗香遥。

最后，我要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是师父的高德大法，才会有如今亿万得度的新生命。

仅以此文纪念7•20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十一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