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政治的一些理解

“政治”这个词的含义在中国古代是比较简单、明晰的，只不过意味着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没有人们今天视为当然的那么多复杂的观念和成份：鲜明的利益分别、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竞争、监督、制约、舆论灌输和暴力等。

远古的时候，有德性的人担任国家职务，圣人作为国君运用道德来治理国家；国家也不是代表谁的利益或者使用暴力的机构，而是出于道德教化的需要才存在的。圣人在国家事务中一方面维持着社会的基本生存状态，一方面通过言传身教教化民众，这可以不确切地称为“贤人政治”。

尽管圣人掌握着最高权力，但他绝没有垄断这种权力，也没有为私为我的想法，不需要民众对国家管理的全面参与和过分监督，而是采取唯贤是举、以德治国的方略，国家管理作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充满温馨和睦、其乐融融的道德氛围。这样一种管理体制绝不是专制，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不能用现代人变异的政治观念来予以猜度和衡量。

中国古代的“禅让”制度是唯德是举的典范，在政治权力传承上不存在家族继承的观念。后来，由于家族观念的加重，皇帝要“家天下”。但是，如果严守儒家的仁政传统，也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和“禅让”相比“家天下”只不过是一种表面形式的变化。在儒家传统的熏陶下，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贤明的皇帝，他们高尚的道德水平和恩泽天下的风范远非今天打着“为人民服务”和“民主”旗号的各类人等可以比拟。

从另一方面讲，谁做皇帝也要得到上天的认可，所以登基前要举行仪式敬拜天地，君权神授的说法绝非戏言或者假托之词。只不过带着变异观念的现代人很难理解，人们已经不相信神的存在，以为自己可以合理地决定一切社会事务。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随着人类整体道德上的败坏，政治也在腐化和变异。这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统治者越来越自私和贪恋权力，有的十分昏庸无能，出现了一些暴君、昏君和专制独裁、滥用权力等现象；其二、人们认为政府官员的自律不可靠，需要建立制度进行选举和监督，还搞什么权力制约等，而这些无奈之举却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在很多非民主国家包括共产主义国家，虽然各种政治招牌冠冕堂皇，但是掌权者在实践中根本无法兑现其承诺，政治领域实际上成为最高统治者和各级官员们满足权力欲和牟取私利的地方，官僚阶层和民众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民众很难在既得利益者在位时进行制约和监督。在西方民主国家，通过完备的民主程序曾经选出了一些道德相当不检点甚至具有纳粹倾向的官员，民众的道德水平制约着民主体制的效用。

从现代政治思想上讲，已经没有什么德治和仁政的观念了，共产主义国家公开倡导斗争哲学、实行愚民政策，西方民主国家重视党派斗争和利益集团的游说，争斗心空前强盛。在政治实践中，统治者越来越重视法律、权力制约、媒体宣传和民主机制等技术手段，却没有自律、慎独和无私的精神。

所有的国家都把发展经济作为最高的政治目标，而不是象古代那样仅仅把它作为道德教化需要的一个基础和条件。

政治上诸如此类的败坏和变异也是人类业力不断积累的结果，权力的滥用和政治上的罪恶成为民众苦难的重要来源，这在共产主义国家表现得十分明显。权力被品行恶劣的人掌握并用来危害整个社会，不道德的意识形态、谎言、歪理邪说和愚民的谋略借助庞大的权力体系和现代化传媒得以贯彻和传播并熏染、毒害着整个社会。过去讲德高望众、王道和圣人之治，现在做官的可能是一个无赖、一个无耻小人、一个黑社会的地痞、一个受贿者甚至是一个魔鬼。

我认为，等到师父正法结束后，人类在政治领域中会返回到比中国远古时期更好的状态中去。没有什么法律、警察、人权、民主等等变异的观念和技术，人人都讲道德，最好的人掌握着社会权力，道德成为衡量人的唯一标准，人人为别人着想，人与人之间和睦亲近，人们生活富足却并不贪恋，行政管理高效、简洁、周到、恰当，国家的概念也比较淡薄，保持较高的道德水准是社会存在和国家管理的主要目标。师父在经文《修内而安外》中说，“如解此忧，则必修德于天下方可治本，臣若不私而国不腐，民若以修身养德为重，政、民自束其心，则举国安定，民心所向，江山稳固，而外患自惧之，天下太平也，此为圣人之所为”。

未来的常人社会中会有许多人修炼，而且都是修炼主元神，这必然会有力地促进常人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师父在《转法轮》中指出，“我们修炼法轮大法的主要目的是往高层次上带人，并没有想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它却能够对社会精神文明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如果人人都向内心去找，人人都想自己怎么做好，我说那社会就稳定了，人类的道德标准就会回升”。

今天，中国大陆政府中的一些败类利用政治权力迫害法轮大法已经成为本次人类文明中最恶劣无耻的事件，而且必将给后人留下深刻的教训。我认为，在政治领域讲究道德并且由道德高尚的人掌握国家权力是很重要的，有德之人应该在服务社会中卫护人间正义，这是义不容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