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的变迁

中国古代没有民族主义的概念，但也存在着如何同其他民族处理关系的问题。汉民族一直有文化上的优越感，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十分注意维护和弘扬自己的文化传统，把自己和没有经过儒家文化熏陶的民族区分开来。当然，那时候也有征战事宜，但文化传统中始终存在着衡量战争正义与否的道义标准。可见，古代的“民族主义”具有深厚的文化和道德内涵。

从历史上看，外族入主中原并没有对儒家文化造成损害，只不过是改朝换代的一种形式，他们都接受儒家文化并启用儒生治理国家。在几次民族大融合过程中，儒家文化起着积极的整合作用。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儒家文化传统维系着各个民族的共同发展和不同王朝统治的延续。明末思想家的一句话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古代“民族主义”的特点：国家灭亡了没有关系，文化灭亡就完了。

在清代，西方国家多次派使者拜见大清皇帝，试图建立更密切的外交和贸易关系，一些西方人指责大清王朝“闭关锁国”。实际上，大清王朝当时和周边国家有很多贸易往来，国际收支存在着巨大顺差。大清皇帝针对白种人进行“闭关锁国”，维护了文化传统和种族的纯洁。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涉及不同的种族，和历史上属于不同民族的黄种人之间的交往与融合不同。

鸦片战争后，东西方交往激增，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进行广泛的传教活动，西方科学和基督教对儒家文化造成严重的威胁，中国面临“灭种”的危险。与外星人带来的西方科学不同，基督教是耶稣传给白种人的正法，但它并不适合于黄种人。师父在悉尼讲法时说，“为什么西方是基督教，而东方是佛教？东方宗教或西方宗教，为什么不一样差异上很大？其实呢，基督教也是佛家体系范畴之内的，只不过是人类的差异，文化上的差异和天体文化的差异，造成了人类的外观形像不一样，思维形式不一样，就是人的标准特点不一样”。师父还说，“人种，世界上的人种是不允许混杂的。现在人种混杂了，就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认为，维护文化传统和种族的纯洁是正当的，而基督徒在中国传教以及科学对各民族古老文化的破坏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清末很多人认为，中国的落后和儒家文化有密切的关系，而西方的强大得益于科学技术和民主体制。其实，这只是一种表象。西方接受外星人的科学取得了物质和武力上的优势，而他们在文化和精神上早就衰败了，物质上的优势不会持久。但是，中国人出于自立自强的愿望决定背弃儒家文化，转而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于是，利用现代物质文明谋求民族独立成为现代民族主义的主旨，而坚持和维护儒家文化的内涵却从民族主义传统中消失了。民族独立的要求没有错，但是放弃文化传统就会造成严重的问题。在背离文化传统和古老道德标准的情况下，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包含着民族仇恨、排外情绪和对暴力、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认同等成份。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共高举抗日的旗帜争取民心，民族主义成为政治角斗中的一张牌。赶走西方列强取得民族独立为中共提供了统治大陆的政治资本，民族主义成为中共政权合法性的一个基础。利用民族主义煽动排外和仇恨情绪并借机强化思想和政治控制，就成为中共在不同时期经常采取的统治策略。

可以说，民族主义支配着中国大陆在二十世纪的发展进程。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强大，大陆中国人接受苏俄的共产主义、认同中共的专制统治并大力发展科学和军事工业，最终走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之路。结果，传统的儒家文化和道德标准为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学说取代了，对西方科学的推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大陆中国人在中共的专制统治下丧失了基本人权的保障。变异的民族主义使中华民族付出了包括文化传统和人权在内的沉重代价。

实际上，中华民族自十九世纪末以来经受的内忧外患是道德衰败造成的，只能通过承受苦难和提高道德水准才能渡过难关。如果完全放弃传统文化和古老的道德标准谋求富国强兵振兴中华，无异于缘木求鱼。师父在《浅说善》中指出，“其实我在《转法轮》中已经讲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天象的演化所带动下出现的，那么人类的战争是偶然存在的吗？业力大的地区，人心变坏的地区就是不安定。如果一个民族是真正善良的，业力一定会小，也绝不会有战争的出现，因为大法的原则不允许，宇宙的特性在制约一切”。

在中共统治下，中华民族饱经政治运动的灾难，在物质和技术层面上至今仍然和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随着政治上的日益腐败，当权者为了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更加肆无忌惮，根本不顾及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

今天，中共对外炫耀武力、对内镇压民众，有走向法西斯化的趋势，民族主义成了中共维持邪恶统治的救命稻草。中共内部少数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迫害法轮大法的恶劣行为遭到了世界上善良民众和有正义感的国家的普遍谴责，而正义的力量却被中共控制的媒体污蔑为“国际反华势力”等等。民族主义已经完全丧失了道义的内涵，沦为丧尽天良的邪恶之徒手中的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