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1年04月19日】
在中国古代，儒家学说在人格修养和国家管理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儒生据此身体力行、反躬自省。《礼记 儒行》说，“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郑玄强调，“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可见，除了掌握治理国家需要的知识，儒生主要是道统的承载者和维护者。穷则独善其身，仪表人群；达则兼善天下，有补于世道。
儒生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一直保持着卓越的道德风范，并且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栋梁的作用。这里举两个清朝末年儒生修身治国的例子。
道光二十二年，三十一岁的曾国藩给自己订了一个叫做《过隙集》的小册子，“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以图“念念欲改过自新”。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劳苦功高，他写信对儿子说，“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毛泽东在1917年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林则徐为官十分廉洁，连曾国藩都十分佩服。林则徐说，“余虽任高位，以耿介自矢，从不敢于额外妄取一文钱, 以期上不负君恩，下不负祖训”。
在清朝末年儒家文化已经衰败的情况下，还有这样的儒生支撑着国家和社会，令人惊叹！
二十世纪初，一些走向城市的儒生不再敬重儒家传统，转而追求科学以及自由、民主等现代价值。人的心态在那个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千百年来人们习以为常的儒家文化被一些人当做压制人性的东西。这些人和西式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构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同于过去的儒生，这些现代知识分子不再认同儒家的文化传统。
五四时期，现代知识分子废弃了文言文，大力批判儒家文化，结束了儒家文化维持了一千多年的统治地位。在道德衰败的浪潮中，很多现代知识分子善恶不分，以时代的先行者和领导者自居，破坏着古老的传统和人的心法约束，倡导着外星人的科学和不道德的现代价值观念，做了很多大坏事。
虽然有一些学者依然以学术研究的方式固守着儒家文化，但儒家文化已经成为一种稀有的学术资源，儒家的一些基本观念越来越远离现实社会。很多学者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术语和思维来理解、阐发儒家经典，只能造成日益严重的背离。有些人甚至试图创造性地转变儒家文化以使其和民主等现代价值观念相切合，这更是可笑至极了。
由于道统的丧失，古代的儒生消失了。梁簌溟能对隔夜梦中的恶念进行反省，但这样的人已是凤毛麟角。知识分子不再具有什么统一的精神特徵，而越来越成为分散在各个领域的技术专家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格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了。
有人说，自由主义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传统。但是，自由主义没有提供有关人格修养和终极关怀的价值标准，而且其包含的多元观念和宽容精神渗透着价值标准缺失造成的无可奈何情绪和好坏不分的倾向。
古代对儒生有一些明确的要求，例如：君子要求自己，小人要求别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做应该做的事情，小人做有好处的事情（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古代的人是为自己学习，今天的人学习是为了给别人看（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对比一下，现代知识分子怎么能够和过去的儒生相提并论呢？
流行的观点认为，现代知识分子应该独立于政府从社会责任感出发进行社会批评。知识分子为什么一定要为独立而对立呢？做一个建设者而不是批评者不是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吗？我认为，“学而优则仕”没有错。用自己的品德和知识报效国家，却不是为了自己当官。由于社会上方方面面的原因，现在人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过去的事情，很多观念都变异了。
在中国这样一个恶劣的人文环境中，知识分子已经被历次政治运动折腾得精疲力竭，变得温顺驯服。没有道德和文化传统的约束，中共统治者运用权力不断迫害知识分子，摧残文化和良知。传统文化没有了，知识分子丧失了自己的根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龟缩在虚幻的世界里得过且过、麻木不仁，在道德和人格上都难以自保，哪里谈得上报效社会和维护人间正义？
当然，有一些知识分子依然留恋着古老的文化，那是他们善心和良知的流露。许多知识分子在苦苦探寻人间的正义和真理，但是没有什么精神力量和道德资源给予他们有力的支持和慰藉，他们在善恶颠倒的世界上倍感失落、孤寂。
值得庆幸的是法轮大法正在世上流传，创造人类新文化的又一个轴心时代正向人们走来。无论多么困难，坚守自己的善念和良知、拒绝邪恶，文化的春天就在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