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2年06月30日】
第二章 进化论还是智能论
进化论生物学意义上的批判
一、关于本书的论证体系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进入本书实质性内容的具体分析的章节之中。当然我们必须请大家时时记住本文是建立在《有神论》思想基础之上的这个基点假设以及本文所采用的系统三部分的分析逻辑。关于本文的思想基点，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给大家阐述过了。至于说本文的分析逻辑系统，概括地讲，一般都包括三个组成部分，这就是，（1）思维的原点或者分析的基点前提或者假设条件；（2）然后在思想基点之上建立起来的一套与思想原点相适应的分析方法或分析逻辑；（3）最后就是在思维原点的基础之上，通过分析逻辑逐级进行的思想体系的展开，并延展到一些具体问题的分析或论述上，进而通过使用我们已经建立的新的分析方法而论证一些具体问题的结论或观点，从而揭示出原本不为世人所知晓的一些关于这些具体问题的惊人或警人结论。
或者，换一种表述，本文（1）是《有神论》的认识基点或世界观，也就是《宇宙智能论》的基点；（2）一种我称之为《终点决定论》的《项目管理逻辑》；（3）关注人类文明历史进程这个具体问题，也就是阐述人类《文明使命论》这个具体问题。这第三个问题也可以看做本人以前《天时五行断代法》的更为详尽的解析。如果《天时五行断代法》可以看做是关于what it is“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话，那么本文就可以看做是进一步关于why it is“为什么”的这个问题。或者本文也可以被看做是《天时五行断代法》的放大版本、深入版本、全集版本。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一般人而言，人们认识某种事物的时候，所看到的或者所关注的往往都是具体事物的一些具体结论而已，因为世间的大部分人群现代都只是生活在现实的实物化社会之中，只生活在一个实体的物质化社会的物质享用之中。正所谓，菩萨重因，世人重果。世人总习惯在物质“果”方面思考问题。
然而站在一个系统思维的角度思考问题，（1）任何思考首先必须具有一种思想的基点。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基点，思维都必须立足于某种原点。（2）然后思考还再加上某种逻辑。无论是理性的、感性的或者是俗成的，逻辑是思维的延展。没有思考逻辑，思想基点就无法连接到具体问题的判断与分析。（3）至于接下来具体事物的分析结论或者判断结果，其实那只不过是一种水到渠成而已。借用数学表述，因为“结果”是一种由其它因素y = f(x)所决定的，y就属于一种“果”而不属于真正的“因”x。因为作为思想基点x或者逻辑关系f(x)才是真正的“因”。这一点，其实我们在前一章中，其实是已经给大家论过的一个重点。本人在这里只不过是使用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再次进行表述而已，算是给大家再一次做个提示。
谈到“思维基点”，当然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思维基点”，未必一定要强迫别人必须认同。比如“实证科学”就有“实证科学”的基点假设，在本人看来，“实证科学”的认知也只能算作一种幼儿园的水准而已，本人并不认同。想必爱因斯坦的思维也并不认同笛卡尔-牛顿决定论的线性直角思维体系，因为爱因斯坦的思想是相对的，爱因斯坦的空间是具有弹性的，是可以弯曲的。虽然爱因斯坦的认识与普通人的日常认知是相左的，但是这并不妨碍爱因斯坦在科学的群落中所缔造的一种泰山北斗的地位。因此世人的常识性思维并不能成为判断事物对错的标准。那些打着科学旗号的“科痞”们之所以能够忽悠得了大众人群往往就是钻了这个空子。
其实科学的本质，既不体现在人们日常可以看到的现实生活之中（因为实体性的事物即便科学不去解释或者不去给出相关结论，其实早已经存在于那里了，“实证科学”只不过是去给贴标签而已。这个由“实证科学”解释过了，似乎就可以存在了；那个也由“实证科学”解释了，因此也就可以存在了。“实证科学”只不过做了一种贴牌工作而已，跑马圈地，占领领地），也不在于非专业人士一般不易看到的、仍然还滞留在科学家们头脑之中的那些思维假设（这些思维假设其实是个人的、主观的“私理”而已，并非所谓的“公理”，借用IT的语言讲，仍然属于一种“虚拟世界”的想法而已，对应于前者的“实体世界”）。科学方法论的真正精华，其实在于被科学家群体们所公认的、能够连接科学家思想基点与具体问题分析之间的一种分析逻辑，也就是连接“虚拟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的一种被共同承认的对应关系，也就是一座被共用的思维桥梁。其实西方文明所真正擅长的实际上就是一种分析逻辑，因此西方文明的延展性、延伸性、复制性就非常好，这与西方文明发达的逻辑思维能力不无关系。这也就是人的《外脑》（也就是左脑）功能所擅长的。
虽然本人并不认同“实证科学”的那些“前提假设”，但是本人却非常尊重西方文明的“逻辑分析”方法与问题“分析传统”。因为“前提假设”是关于思想层级的，是由思想高度所决定的。然而关于思想高度，其实应该是东方思维所擅长的，并不是西方文明所擅长的。我们不是讲过嘛，西方文明侧重于“水平关系”，而东方文明才更擅于“上下关系”。而思想与高度是属于“上下关系”范畴的。我们需要强调的就是，无论是东方文明擅长思想高度，还是西方文明擅长水平逻辑思维，这些“擅长”与“不擅长”其实都是由于东西方文明所被赋予的不同使命所决定的，并非东西方文明两者互相之间孰优孰劣、一争高下的问题，因此东西方也就没有必要非得争来争去的来个你死我活、鱼死网破。我们一定要学会使用一种精神包容互补性的方式认识东西方文明，而不是总是使用一种物质排他性的思维认识问题。
需要给大家明确讲清的是，本章节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属于“思维基点”的部分。显然这些问题的讨论听起来可能太过于学术化，与普通人群日常认知的关联度也确实太过于遥远。然而由于本人并不认同西方“实证科学”的前提假设条件，然而当今人类的思维方式在无形之中已经被物质思维洗脑了，已经太过于被西方科学的表面结论牵着鼻子走了，所以本文首先必须从基点上彻底颠覆过去几百年以来已经被“实证科学”所变异了的人类思想与思维方式，然后我们才能够展开本文观点的论述。所以关于思想基点的讨论，即便读起来又枯燥，又玄奥，但是在本书的论述中还是避免不了的“起点”。因此本书观点的阐述，首先必须在“思想基点”上破，而后方能够有所立，建立一种新的关于人类文明的“项目管理逻辑”。那么关于“破”，特别是破除关于达尔文《进化论》对于当今人类思维的无形干扰，接下来就是本章的主题所在。
谈到“破”，也就是颠覆过去几百年来“实证科学”的思维，我们不可回避的就是关于达尔文“进化论”的问题，因为达尔文“进化论”对于当代人类思维的显性与隐性的危害性实在是太大了。应该说西方近现代的科学文明真正的误入歧途，实际上就是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开始的。如果说，在“达尔文主义”之前的“实证科学”认知的主要问题源于实证认知的“有限性”问题。当然这种实证认知“有限性”给人类造成了许多的问题，比如我们前面谈到的“系统属性的丢失”、“宇宙信息的丢失”等等。但是相对于“达尔文主义”的错误而言，“实证科学”的这些错误只能够算是一种“无意犯罪”，属于“过失伤人”而已。然而“达尔文主义”明显就属于一种“有意犯罪”或者“蓄意伤人”了，而其随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暴力论”明显就更属于是一种“预谋犯罪”和“煽动犯罪”了，完全属于一种“罪无可赦”的错误了。所以本章就首先从对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批判入手。换句话说，对于达尔文“进化论”的批判就属于本文“思想基点”的“破”的部分。而接下去的第三章，也就是关于“起点论与终点论”的讨论，就属于本文所特有的分析人类文明的逻辑的建立，属于“思想基点”的“立”的部分，而再其后各个章节实际上就属于关于人类文明使命这个具体问题的分析结果以及一些推论与警示了。
写到这里，需要跟大家说明的是，本文所代表的纯属本人的个人观点，大家完全可以当做一种“假说”来对待，并不想强迫读者们一定要接受。其实人世间的所有理论都属于“假说”，都属于某位个人的个人观点的表述而已，即使是那些打着所谓“科学”或者“主义”旗号的什么什么理论，其实都只不过是个人观点的表述而已。本人以前在其它文章中也论述过，理论只不过是组织头脑之中知识的工具而已。作为工具，自己觉得好使就行。无需争得他人的批准，也无需强加于人。其实，只有当人类认知无法直接面对宇宙真相的时候，人们才需要借助理论作为人通往宇宙的桥梁或者工具。当人们具有了直接面向宇宙的办法的时候，人们并不需要中介理论的存在。
二、对进化论在生物学上的批判
坦诚的讲，在“生物学上的批判”这个方面，本人并非相关学科的专家或者权威。比较系统的文章，还是请读者们去参阅中科院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曹凯先生关于《进化论，一个错误的信仰》的那篇文章。本人关于《进化论》相关的许多补充观点也是受了曹凯先生的这篇文章的启发。当然曹凯先生的文章主要是从生物学的角度上对“进化论”展开的分析与批判。本人本章想做的，一方面是试图对曹凯先生的相关论点进行一些科学逻辑方面的补充，另一方面就是从本人进行企业管理的角度以及系统与结构的角度对“进化论”进行批判的一些补充，也就是从非生物学的角度来论证《进化论》的荒谬所在。
那么接下来，首先就让我们从生物学的意义上展开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批判。这些批判，在本人的分析体系三部分之中，对应的主要是关于在“事实证据”方面的批判，属于我们批判的起点，因为“实证科学”的核心毕竟首先是从承认事实what it is开始的、是凑够关于证据（facts）开始的。事实存在永远是对的。一切科学精神必须首先以尊重事实facts为基础。那么接下来就让本人先行引用一下曹凯先生的相关论述，也就是关于——“进化论”三大证据相继破灭的论述。
（1）比较解剖学，暴露了进化论的逻辑错误——循环论证。
形像地说就是：“如果人是猿进化来的，人和猿就会有许多相近的特徵；因为人和猿有许多近似之处，所以人就是猿进化来的。”懂逻辑的人都知道这种循环论证毫无意义。这种似是而非的“证明”贯穿于进化论所有的证据之中。
（2）胚胎发育重演律，逻辑上不能立足，理论上禁不起推敲，事实上是一个观察错误。
19世纪，德国的海克尔提出了重演律学说，认为高等生物胚胎发育会重现该物种进化的过程。其实重演律本身就是假说，而且掩盖了最关键的一点：谁也不明白“重演现象”和进化有什么关系，硬说成是因果关系。
随着遗传学的出现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特别是对基因的深入研究，重演论失去了理论依据。既然过去的基因已经突变成新基因了，怎么还重现过去的特徵呢？
现在，很多学者证明了重演律是一个观察错误。例如，胎儿在9毫米左右，身体下端的突起好像是尾巴，其实没有任何尾巴的结构特徵，那是一条中空的神经管，根本就不是残迹器官。
（3）古生物学上，至今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进化中的过渡类型。
如果进化存在，必然存在进化过程中物种之间的过渡类型，否则进化就是谬论。在逻辑上，过渡类型的化石也就成了进化论的三大证据之一；而事实上，直到现在，发掘出的化石不计其数，禁得起推敲和鉴定的证据还没有一例。
在从猿到人的问题上，寻找过渡物种“类猿人”，早就列入了科学的“十大悬案”。数次宣布的人类始祖，很快就被否定了。例如1892年发现的人和猿之间的过渡化石“嘉伯人”，是一块猿的头骨和相距40英尺的一根人的腿骨拼凑出来的，学术界否定了“嘉伯人”，科教方面却还在宣传。直到1984年“嘉伯人”才被新发现的猿人化石“露茜”代替。但后来的鉴定中，露茜也被大部份学者否定了，科学家已经确定了露茜是一种绝种的猿，和人无关。
6具“始祖鸟化石”的相继问世，轰动了世界，成为鸟类和爬行动物之间过渡物种的典范。后来鉴定出5具是人造的，剩下的1具坚决拒绝任何鉴定。最初的“发现者”坦白了造假的原因之一：太信仰进化论了，就造出了最有力的证据。而教科书中，对始祖鸟和露茜还是不予更正，公众也就不知真相了。
三、关于对称性与不可逆过程
本人这里需要补充的论点是，关于曹凯先生所指出的关于《进化论》所存在的第一个致命问题——“循环论证”的问题。“循环论证”其实是一种源于物质化思维所导致的问题，源于一种只有“量性”而没有“质性”的思维方式（是“实证科学”二分法切割了物量之后而导致系统“质性”丢失的必然结果）。“循环论证”是一种双向互为可逆法则的表现。大家一定注意，逻辑上“循环论证”与东方的“循环论思想”可不是一回事。
这种“可逆性”或者“对称性”属性存在于事物层级比较低体系之中，属于比较低级的物质属性而已，也就是“量性”主导而丧失“质性”约束的一种表现。因此可逆性的本质，就是只剩下“量性”法则而“质性”约束性少矣的一种表现，比如牛顿的线性宇宙模型就属于空间可逆性。然而到了热力学时代，“时间之矢”已经打破了可逆性规律，科学家们发现了能量有效性不可逆转的过程规律。然而作为“热力学革命”同时代的达尔文对于科学的最新进展似乎茫然不知。
“循环论证”属于一种“量性”法则，或者叫做“算术”法则。谈到“循环论证”，我们可以追溯到数学上的“对称性”法则，这是一种彻彻底底的属于“量性”思维的法则。显然西方思想在近现代科学文明之初的“物化性”思维就是把这个简单的数学法则给继承下来了，因为A = B，于是B = A。也因为如此才有了所谓的“能量守恒”定律。这就叫做“你可以来，我也可以去”。《孙子兵法》称具有这个物质“对称性”属性的地形叫做“通地”，我既可以来，敌又可以去。但是如果我们所面对的环境变成了另外一种，也就是“来了而去不了”或者“去了又回不来”的“非对称”情况、变成一种“不可逆”的“单向性”的情况，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也就是违背了上述的简单数学“对称性”法则。其实《孙子兵法》在“六地”的论述之中（不要与《孙子兵法》的《九地篇》相混淆）早就已经提出了关于“非对称”的地形概念，比如“挂地”、“支地”等等。
以“对称性”原则思考问题，其实是把事物的规律设想的太过于简单了，因为现实世界实际上要比简单“对称性”要复杂得多。“对称性”往往因为缺失了对事物时间维度的考量，仅仅是一种空间关系的“对称性”属性而已。其实在空间小尺度基点，有一些“对称性”也是观察不到的。人为的假设“对称性”实际上也太过牵强了。
因为失去了对时间维度的考量，因此纯物质性的这种“规律”对于生命体的研究而言，其实并没有多少的实际意义。因为生命现象属于是一种具有时间维度的结构与存在，生命现象具有一种不可逆过程的意义。因为有时间之矢的存在，因此生命才会有“生老病死”的意义，因此宇宙也才会有“成住坏灭”的过程。也因此时间才能够具有意义，也因此过程才能够创造价值。
西方的二分法一直以来就是使用一种分离、分割的研究方法——也就是托夫勒所称的“拆分”的方法。从研究的“简单性”原则出发，把“时间”与“空间”分割开来，把“时间属性”与事物本身分割出来。基于二分法逻辑，似乎这些“拆分”似乎并没有什么错误。然而二分法逻辑往往会犯一种“过度”切割的错误，把原本无法切割的事物给切割了，也就是，研究逻辑的“简单性”原则时常违背事物对象的“完整性”原则，能分被分开，不能分的也被人为的分割——一种过度分割。
其实，无论是事物的“时间性”与“空间性”、或者衡量事物参照系的所谓“时间性”维度与“空间性”维度原本都是无法分离的。实际上，只是在西方二分法的方法之中，“时间”才会被与“空间”强行分开，或者说，这种只重视空间“对称性”的方法，把不可分割的“时间属性”才会给强行拿掉、丢失。实际上，科学史上的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发现就是纠正这种丢失事物“时间”属性的错误。因为热力学定律，于是科学研究终于找回了“时间之矢”的意义，也因此空间“对称性”属性所决定的“能量守恒”定律也就不再具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取而代之的则是“有效能量”的概念，代之以过程有序性“熵”的概念——自然的过程永远走向“熵增加”的方向，走向结构“均一化”的“热寂”的结局。因此，自然力从来都不是什么创造力。自然的过程只是疲惫、衰败与破坏。真正具有创造力的那一定是意志。只不过意志的创造力往往隐藏在表面物质的背后，所以头脑简单的人们就不假思索的认为是表面物质具有创造力。其实表面物质的创造力不过是一种“狐假虎威”而已。
然而遗憾的是，当年克劳修斯只是把“热力学第二定律”与“有效能量”局限在了物质世界的范围之内，所以就不得不得出“宇宙热寂”的结论。这个“热寂”的结局其实还只是在物质世界的“总能量大守恒”的思想框框里想问题。这种“热寂”的论断与人们亲眼得见的丰富多彩而又秩序井然的宇宙现实完全相反。因此克劳修斯就遭到了“主义者们”的围攻，而不是去反思科学方法是否存在问题。
“热寂”的论断与宇宙景象的矛盾，实际上恰恰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宇宙不仅仅只是一种物质存在。那么一定还有超越宇宙物质性、自然性的存在，也就是一定还有一种“宇宙意志”的存在。这种“宇宙意志”其实只不过是被“实证科学”人为主观的切割了、丢失了而已。无论是丢失，或是刻意回避，其实“宇宙意志”并不等于不存在。最为滑稽的就是唯物主义的论调了，既不承认物质宇宙的“热寂”结果，又不承认“宇宙意志”的存在，完全陷入了一种自我悖论的逻辑困局，殊不知，凡唯物者，必归于“宇宙热寂”；凡不想接受“宇宙热寂”者，唯有选择“宇宙意志”的存在。两者必为其一。其实，一切反对“上帝论”并非把自己归为了“物质论”。其实反上帝的恰恰归为了“撒旦论”，也就是“魔鬼论”。魔鬼的归宿是什么？那再清楚不过了。其实所谓的“热寂”只不过是“地狱火海”的另一种表述而已。
关于热力学第二定律揭示了“时间之矢”与能量“有效性”的意义，我们可以在现代企业管理学方面得到很好的应证。对于一个“企业结构体”而言，最为重要的就是如何打造企业系统“有效性”的问题。德鲁克先生其实把这种关于组织“有效性”的研究推向了一种极致。只不过德鲁克先生的管理思维是把企业“结构系统”推向一种“更有序”的方向，而不是“熵增加”的自然过程走向“更离散”、“更均一”的“热寂”毁灭方向。即德鲁克的“有效性”不是“熵增加”的自然过程，而是朝向增加“负熵流”的结构化过程。然而在相关的科学研究领域，也只有到了上世纪的60-70年代的时候，普利高津“耗散结构”相关研究的发现，才解决了宇宙“热寂”的悖论问题（作者注：读者有兴趣，可以参照一下本人关于《耗散结构理论与水结晶实验》的那篇文字，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讨论关于“结构形成机制与善的能量”关系的）。
四、“外学”不得见“内机”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谈一谈关于曹凯先生批判《进化论》的第二个问题——也就是关于海克尔重演律问题方面本人给曹凯先生一文的一些补充。
大家或许知道、或许头一次听说，西方文明属于一种“外学”，是不入内的。一般而言，“外学”注重的是事物的外表、外象，注重的是事物最终所呈现出来的结果 （作者注：当然这只是一定意义上的“最终”而已，其实往往只是一种短线、短视的因果关系结果的“果”而已），并且西学擅长于在事物结果的表现方面做文章， 因此西方物质文明的表现形式很光鲜。也因此西方的物质文明必须走向一种过度包装的商业文明——广告与包装的价值看似比真正能够满足需求的产品功能的本身更 加重要。这种过度商业化与西方文明的“外学”属性其实是密切相关的。过度商业化就使物质文明、商品经济走向了一种眼球经济。“外学”所对应实际上的就是一 种眼球效应。“实证科学”讲求的就是一种眼见为实嘛，以“外眼”作为判断事物存在与否与价值高低的标准。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从这里开始，本文需要引进一 系列西方“实证科学”所没有的概念，比如“外学”与“内学”、“外眼”与“内眼”、“外象”与“内机”、“外光源”与“内光源”、“外脑”与“内脑”等 等。大家可能都是头一次听说。
因为西学所擅长的是一种“外学”，重“果”而不重“因”（作者注：“重果”实际上对应于所谓的“菩萨重因，世人重果”。其实一切强调物质的文明必然是如此“重果”的结果，因此西方近现代文明本质上就只是一种“重果”的“世俗文明”，说好听点，就属于一种所谓的“平民文化”），所以对于事物的《内机》与时间过程而言，并非“西学”所擅长。因此“西学”对于事物的内部机制就采取了一种所谓的“黑箱原理”的办法，不入其内，只是调节“黑箱”出入口上的投入量（input）与产出量（output）而已。只要output符合我的需要、要求（也就是能够满足物质欲望就行），然后看看在投入口的投入（input）方面如何调节，或者再看看我能不能支付的起投入input的代价成本（cost），或者看看能不能找到投入（input）所必须的资源，如此就行了。至于事物在内部如何转来转去的机制并不重要。所以“西学”一直以来就是一种把事物机制假设为“黑箱”的研究方法。这也是化“质性”为“量性”的研究方法。
那么所谓的“黑箱”，也就是事物内部是黑的，不得以见到，事物内部的机制还没有被照亮，所以即便是想看其实也是看不到的。说实话，“西学”作为一种“外学”也不知道如何照亮事物的内部，即便照亮了，也没有“内眼”去看（作者注：其实眼球经济属于刺激人的“外眼”而已），也没有“内脑”去想，也不知道“入内”之后到底应该干什么。此般方法与能力，其实皆西方文明的使命所至，因为所有入内的事情都与西方文明无关。
或许大家都听说过中国《黄帝内经》这本古书吧。这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以帝王之名命名的著作。那么《黄帝内经》为什么叫做“内经”呢？可能很少有人能够知道《内经》的深意之所在了。因为“东学”（东方智慧）一直以来都是走的一条《内学》的道路。而“内学”所擅长的就是研究（作者注：我们姑且先借用西学“研究”这个词汇吧）事物的内部机制，因为《东学》具有“内学”的本领，所以可以不经过“拆分”、打碎的方法就进入到事物的《内机》之中，因为“东学”使用的是一种《内眼》。唯有“内眼”才能够看到事物的内部机制（作者注：其实看清事物内部机制只是“内学”或“内眼”的一个目的而已，一种“入世”的引内导外的目的，而并非“内学”入内的全部目的）。因为《内观》不需要“拆分”事物，尊重了事物本身的“完整性”，所以“内学”的研究方法不会造成事物本身的毁坏与“系统属性”信息的丢失。
在另一方面，大家知道，近现代西方文明的早期认识（牛顿-笛卡尔时代）是一种《决定论》determinism的认识，也就是一种不可变化的静态主义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所谓的“01逻辑”——一种“非此即彼”的逻辑，缺少黑白之间的中间灰色地带。这是从空间逻辑意义上讲。相关的就是，我们前面所论述的“对称性”法则其实也属于“决定论”、“绝对论”认知的一种表现。这种“决定论”在时间方面，真正时间轴的意义其实是缺失的，这也就决定了“西学”习惯于在一种静态固化的结果上或结果所呈现的表象上思考问题。也因此研究动态、研究变化、时间研究与过程思维，就象研究事物的“内机”一样，那都是“西学”所不擅长的。其实“西学”作为一种静态之学也是西方文明的使命所在。
因为不擅长事物的时间过程与内部机制的认知，所以所谓的“发展观”研究其实根本就不是“西学”的研究使命。“西学”属于一种水平延伸，是同等层次方面的“数量”延伸。无论延伸到哪里都属于是同样“质性”的延伸，丝毫不具有任何“质变”发展或变化的意义。因此所谓的“发展观”在西方水平物质思维方式中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根本就不能够成立。
如果物质文明非想要做自己所不擅长的领域，那实际上就是一种“使命跨界”了。而且西方文明是一种短视的方法，研究事物的时间尺度也是很有限的。在西方文明之中，唯有短线、或单一的物质维度（作者注：人为的从多维度中被分割出来）的因果关系才被认为具有有效性，才被认为是因果关系、是科学规律。因此西方物质思维对于事物过程的研究就走向了一种可以被短线化的“线性规律”的思路的方式（作者注：关于所谓的“发展规律”其实根本就不应该归为西方文明所研究的责任与使命）。
西方“实证科学”思维的逻辑就是“唯有实证才是规律”，进而在逻辑方法上发展成为“唯有线性才是规律”（作者注：在思维基点上讲，是唯有规律才可控，唯有可控才能满足人的欲望，因此西方二分法思维就把能够为人类所控的部分从整体的宇宙范围中分离出来）。因此“实证”、“短线”、“可控”与“欲望”就围绕着“自私私利”的小眼光基点形成了非常好一串“烤肉”，在西方的物质文明中被非常好的结合在了一起。
因此我们讲，所谓的“科学发展观”其实就是“实证科学”的“线性发展观”而已。更为确切的讲，应该叫做“线性延伸观”，并没有任何提升意义或者变革意义上的发展。因此基于发展真正“质性”提升的意义而言，这种物质线性的所谓“科学发展观”从根子上讲根本就是错误的，根本就是不能够成立的。这种“科学发展观”只不过是以一种短视的线性规律来看待问题，并妄图把短视的所谓“规律”无限延伸放大到更大的宇宙空间尺度、放大到更大的时间尺度的一种徒劳。这种“延伸放大”实际上是一种不加以任何约束与思考的想当然的“跨界”而已。是一种试图把“有限规律”当做是放大成为一种“必然规律”的狂妄而已，也就是一种试图把“有限认知”当做是“宇宙真理”的自大而已。
然而，这种想当然的自然主义的“延伸”方法放在“尺度跨界”努力的时候，那是一定会出现问题的。就象中国大陆无神论培养出来的人们，大都认为全世界其它各国的人与自己具有同样的思想一样。只有到了国外之后，这些人才会发现，外国人的想法与中国人的想法其实并不一样。同样，也只有人类能够站在更大的尺度上考察事物的时候，人们才能够认识到小尺度上的所谓规律那只不过是极其有限的认知而已。甚至才会发现，沿着小尺度规律的方向前进往往与离宇宙真理的方向背道而驰，甚至越来越远，根本就是南辕北辙。
把“线性延伸”当成了所谓的“客观规律”，也因此才会出现“进化论”所设想的那种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所谓的“发展规律”（作者注：当然宇宙与人类社会确实是在演化，但并不是象“进化论”所设想的那种“发展规律”与“发展机制”。大家都听说过张果老“倒骑驴”吧，那么张果老他为什么会“倒骑驴”呢？）。《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那种“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说”那就更加可笑了。读过本人《天时五行断代法》一文的读者们应该还记得，本人在那篇文章中比较系统的批判了马克思关于“封建社会”的观点，特别是中共马屁精们对中国历史“封建社会”的断代划分。
再举一个例子，比如共产魔头列宁在百多年前所论证的关于“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前夜”的那个论断早就已经无情的被历史证明了是一个谬论的论断。就象许多人打趣讲的那样，“这一夜可真是够长的”。然而社会发展的真正结果又是什么呢？出乎魔头列宁预料之外的却是“资本主义”不但没有灭亡，反而在20世纪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自我机制调节和自我机制修复的功能（以凯恩斯主义与罗斯福新政为标准）。更令列宁惊讶的可能就是他亲手创立的所谓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者注：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本人都加上了引号，因为本人并不认同这种对人类社会历史划分的称呼）却没有能够“挺”过20世纪的最后岁月，就已经是分崩离析了。更为可笑的现实是那个至今还抗着“社会主义”大旗的政权却搞出了个当今世界上第二大的“市场经济”实体，而且还不停的追着别人屁股后面让人家承认自己“市场经济”的地位。
上述分析主要是为了告诉大家，研究“时间规律”，研究“发展过程”，这些本身并不是西学文明所擅长的领域，也不是西方文明的使命职责所在，因此克劳修斯按照纯物质世界的规律把热力学规律这么一推理，就推出了个让人人都心惊胆颤的宇宙“热寂”的终极结果来。但是好在克劳修斯还比较有自知之明，只是往物质世界的“时间之矢”的维度上推理了一把而已，并没有狂妄的向“生命世界”或者“人类世界”继续推论下去。热力学第二定律与《进化论》其实是同一个时代的产物。克劳修斯是在1850年提出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达尔文则是在1851年发表他的表述的，而《进化论》则是在1859年。这些学说其实都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产物，特别是在1840年前后英国成功的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与物质文明所展现出的巨大的物质生产力对西方思想界所带来的极度刺激有关。这个时代其实也是东方世界闭锁之门被敲开的年代，也就是第二次大规模西学东来时代的开启。也大有人类历史被东西方文明使命所安排与左右的缘由包含其中。关于这些东西方文明使命安排的玄奥机理，我们以后会为大家慢慢道来。这也是本人书写本书的根本目的所在。本人写作这些的时候也是战战兢兢的，或许真的已经到了应该天机尽显的时代。
我们这里所要给大家表述的是，《西学》所擅长的是一种固定的、静态的、短线的规律，其实也只不过是在小小时间点上或者时间小线段上所发生的事情，是那些即可就可以看到的一种短线显性因果关系而已，甚至属于一种被强行切割出来的“伪因果关系”。至于中长线的时间规律，或者对于更大尺度的事情，对于那些具有不可分割的整体“系统属性”的事件而言，“西学”文明其实并不擅长于此道，也就不应该是西方“实证科学”所研究的内容。因为西方文明既无使命也无方法，既找不到参照系，也找不到相关的研究逻辑，如果有些狂徒非要自不量力的强为，那么也只能是一种东施效颦，让人贻笑大方罢了。显然达尔文就是这样的狂徒。赫胥黎就更是了。拍着胸脯以猴子为祖先，其实与给婊子立牌坊没有什么两样。完全是一种认贼作父的心态。连猴子自己都会感觉莫名其妙的成了人类的祖先。
所以《进化论》是以一种“实证科学”短线的物质逻辑与事物不完整规律性的认知，试图去研究西方文明使命中本不擅长的中长线的生命过程、物种发展以及地球演变规律，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错误或者犯罪，这本身就只能是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张狂之徒的所做所为。
其实海克尔的胚胎发育研究也是迷失在物种研究的外物质《外学》的研究方法之中了。因为海克尔对于胚胎发育的研究实际上已经进入了生命学的“内机”的研究领域，但是“西学”的研究方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外学》的方法。“西学”研究事物的《外象》（外部表象）还算是有一套方法。我们这里可以借用“术业有专攻”的这句话来评价“东学”与“西学”的“研究”之分工。站在更高的层次上看，“东学”与“西学”，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东方智慧与西方科学，对于整体的人类文明而言，两者无论在空间维度上还是在时间维度上，其实都是各有千秋，各自具有各自“文明”的“分工”与“使命”。当然这种东西方“文明”的“分工”可不是“实证科学”那种在小尺度、短时线方面的“技能分工”，而是站在更大时间尺度与空间尺度上的一种承担人类文明整体责任方面的“分工”。这种文明的“分工”其实都是一种为了完成人类文明使命所承担的“文明分工”，或者说为了帮助人类文明完成所肩负的更大宇宙使命的一种“使命分工”。
唯有“分工”并进，方能达成“有效”。“分”逻辑在一定层面上其实属于一种并联关系。人类文明也存在“时间效率”的问题，也存在东西方文明分工的效率问题，所以爱因斯坦讲“上帝不掷骰子”。爱因斯坦的这句话，无神论者根本就理解不了，根本就不象有些人解释的那样，说爱因斯坦反对“概率律”。爱因斯坦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其实爱因斯坦的意思是“上帝没有时间陪着人类玩”。也就是，上帝所做的一切事情、也就是上帝的意志，都是具有“决定论”意义的。其实爱因斯坦是这个意思。
当然爱因斯坦也可能真的不认同“概率理论”。那也是超越“实证科学”意义上的对于“概率理论”的“不认同”，也就是站在meta-physics意义上的对“概率理论”的“不认同”。因为“实证科学”初期的出发点是从研究小尺度“决定论”事件开始的。在“决定论”（determinism）之外，“实证科学”后续发现了许多时而发生、时而又不发生的事件——所谓的“概率性事件”，所以随着“实证科学”研究领域的扩大，人类认知就从“决定论”范畴扩展到了“概率论”范畴。其实“概率性”事件所反映的恰恰是“实证科学”认知规律在时间尺度方面有限性所导致的问题，因为往往是因为人们的观察尺度还无法看到某些事件的全过程大尺度时间方面的因果关系，所以才会把大尺度时间维度上原本有规律的事件，因为二分法“分割”方法的原因，于是完整的“规律性”事件就被强行切割成了一种“概率性”事件，因为“实证科学”事件“分割”的方法违背了事物原本的“完整性”，把事物的本质本性给“切乱”了而已。这就是因为研究方法的时间尺度与事物自身属性的时间尺度不对应所造成的，事物的中长线因果关系被切开了，有的事件有“因”而无“果”，有的事件有“果”而无“因”。所以如果能够站在大尺度的角度上看，或者站在“上帝”的角度上看，站在高层“宇宙智能”的角度上看，“实证科学”的“概率学理论”确实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因为对于人类有限认知而言属于“概率性”的事件，对于上帝而言却属于“决定论”的必然，因为大尺度事件本身就是上帝安排的，根本就不存在“可能性”的问题，一切上帝的安排都是“必然性”的。在东方文明中，上帝的安排、神明的安排就叫做“天意”。因此爱因斯坦讲“上帝不掷骰子”。就是上帝《决定论》这个意思，是一种超越“实证科学”的“决定论”。所以“概率论”是“人为的”不是“上帝的”，是人为切割了认知规律的结果。“概率论”可以看做对“实证科学”“决定论”的一种修正。然而爱因斯坦是从“相对论”校对对“决定论”进行修正的，与“概率论”走了不同的道路。
那么就让我们再回到本论点的主题。我们讲，如果以“外学”之法来进行“内机”研究，那么一定会出问题。实际上，生命学已经属于一种“内学”了，但是“西学”还认识不到这一点。比如“西学”的解剖学本身就存在这个致命问题，西方医学整个走的就是一种不断的“化内为外”的方法（作者注：东方思维走的是一种相反的“化外为内”的道路，入内而不破坏事物本身），走的是一种不断事物被“外分”的方法，并且在“外分”的过程中不断丢失“内机”、丢失事物“质性”的方法。因为“内机”唯有“内学”才能够看得见（作者注：东方称之为“观”（发四声音），道家的道场往往就叫做某某“观”；佛家则有各种“止观”法门。“观”而不动手，不干预、不干扰，而西方的“旁观者”却把一切都打碎了、破坏了之后再观，也就是把一切研究对象从母体中分割了之后再观而已）。因为不擅于“内学”，所以海克尔对于胚胎发育的研究，就只能把他发现生命生长的“内现象”通过与“外现象”进行比较而分析，而不是与“内机”进行比较，所以才会得出胚胎发育象鱼、象猪又象猴的结论，因为没有内部参照系，没有过程参照系，就只能够不断的向外而求了，与外部的“成果”物的形态相比较。
五、考古学证据与地质学逻辑
关于第三问题，也就是曹凯先生所提出的关于进化论在“古生物学上至今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进化中的过渡类型”的问题，一方面，进化论物种演化的过渡证据至今根本就没有找到，《进化论》的信徒们甚至不惜用造假的方式来欺骗大众，然而《进化论》的鼻祖达尔文又何尝不是一个欺骗者呢？那接下来的那些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们就更是无耻的欺骗者了！还有那些打着《进化论》旗号，为自己暴力夺权、为自己武力抢夺他人财物找借口的那些“主义者们”，显然就更加是一种罪上加罪了。
然而从另一方面上来讲，其实考古学已经发现了大量的证据。只不过这些证据与达尔文主义者们所期待的恰恰相反。因为这些证据恰恰是可以用来驳斥进化论是谬论的证据。如果大家有兴趣，不妨可以阅读一下克莱默与汤普森关于《考古学禁区》这部巨著。
其实，“实证科学”的方法论具有极其强烈的物质排他性与理念选择性。当然实所有的理论、所有连接思想基点与实体世界的中间逻辑都是一种选择性系统。所有任何人世间的理论或思想都是属于某个个人主观表述的东西。因此一切打着所谓“客观主义”旗号的说辞其实都只不过是“拉大旗作虎皮”的理论骗子而已。
我们说，所有的理论都是主观的，那些符合某种思想原点的实体事实就会被包括进来、被理论体系保留下来；而那些不符合该理论系统的东西即便是铁一样的事实也会被筛除出去。除非到了某个程度，也就是认为被筛出去的是西瓜，而不再是芝麻的时候，也就是筛去事实或过滤信息的成本或风险，比必须颠覆逻辑或原有理论的代价还要巨大的时候，那么这种出于唯物质利益导向的思维就再也坐不住了。因为如果不承认某些原本被排斥的东西，自利者自己的终极利益就会遭受到巨大损失。然而在达到这个程度之前，哪怕是拼凑事实，自利者们也要维护自己的颜面，甚至不惜以谎言为手段，不惜用无数个谎言去圆最初的那一个谎言。可以说，这就是那些达尔文主义者们每日为之奋斗的人生意义所在——去维护一个谎言、去维护一个错误的信仰。
与“实证科学”必须遵从what it is的第一原则完全相违背，上述曹凯先生所列举的关于进化论消失的第三证据——古生物学上的过渡类型中所提到的6具“始祖鸟化石”的造假案例，就是那些达尔文主义者们所作所为的一种最典型的佐证，当然我们在本章的下文关于“当科学变成了信仰”中还要进一步的为大家展开相关论题的分析。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给大家澄清，那就是，即便所谓的“过渡类型”的证据真的被找到了，人类也未必能够真正的明白地球上物种演化与人类文明的真相。比如说，非洲加蓬共和国那个史前文明的核反应堆，那个证据可比几颗猴子的牙齿大多了吧？这个证据是1972年由法国科学家们就发现的，可是这样铁打的证据那又能够怎么样呢？！谁也不能够保证，我们人类为什么不可以象鸵鸟一样把脑袋埋到沙子里，来一个置若罔闻、掩耳盗铃。什么证据不证据，我们人类大可以不承认嘛。比如加蓬国史前的那个核反应堆，美国航天署NASA不也是到了这几年才真正公开承认的嘛！如果有证据，那么我们完全可以不承认，完全可以把证据藏起来；如果没有证据，那么我们可以编造谎言去拼凑。这就是达尔文主义者们的逻辑。真不知道如此的进化论与科学精神到底能够有什么关系！
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本人在《地球、海洋与陆地》一文中已经给大家提到了，那就是，现代地质学研究地层地质年代的方法根本就是有问题的，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不妨把相关的文字给大家引用过来。
其实，古老岩石的年龄与我们这个地球的年龄根本就是两回事。用古老岩石的年龄来论证我们这个地球的年龄，首先就已经假设了这些岩石必须是在现在这个地球上所产生的，并且还假设地球的存在只有一次，从宇宙创生开始到现在就只有一次。那么谁可以保证这些假设？
举一个通俗的例子，当今中国大陆到处都在搞房地产，到处都在拆迁。如果有这么一所清代的老房子，被开发商拆掉了（这种事情在当今中国实在是太多了）。如果有某位有心人，用这些拆下来的清代旧砖和旧物料盖了一处新的别墅，那么你说这个别墅到底是新房子呢，还是清代的老房子呢？其实，房子是新盖的，只不过用了几块旧砖而已。你不能因为在新房子中发现了几块旧砖，就论证这所新房子是清朝的吧！你也不能因为一个人手里拿着所谓的五大名瓷，就说这个人是宋朝人吧！他宋朝人现在还活着呢？！如果是这种逻辑，那么人人都可以跑到兵马俑前说自己是秦朝人，或者跑到金字塔前说自己是古埃及的法老。能这么推理吗？！
所以我们说，即便是真的有什么证据能够出现，人类也未必能够看明白事物的真正机制，岩石年代的判别就是这样一例。因为只有基于线性发展的假说，用线性的前后逻辑关系才能够把不同时代的岩石串联起来。
然而，难道地球上的石头就必须源于我们这个地球吗？飞天陨石就是一个佐证，可以有地球“物种外来说”。也许有人会辩解说，毕竟陨石的体积很小，地球上存在的地质时代的各种岩石地层，那是多么巨大的东西呀！那不可能来自外太空。其实这些想法都只是用人类有限的思维、有限的认知能力在思考问题而已。都属于一种小尺度的思维方式。然而人类做不到的事情，难道这个宇宙中就没有其它智慧能够做到吗？比如加蓬国史前时期的那个核反应堆，就连人类现在的科技水平仍然还无法达到。因为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现代人类是无法设计出一座能够运行五十万年的核反应堆的。君不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才运行了多少年？！福岛核电站又运行了多少年？！人类技术怎么能与宇宙高技术比呢？！
如果仅仅使用人类“实证科学”的“有限性”认知去思考问题，有些问题恐怕我们永远也想不明白。还是那句话，因为“实证科学”所擅长的是小尺度、短时效的事物规律。当我们需要面对大尺度、长周期规律事物的时候，“实证科学”的方法显然就不再擅长了。这也是本人写出本书的目的所在。
另外，当小尺度线性思维的逻辑一旦展开的时候，就不可避免的会面临第一个问题中所说的“循环论证”的问题。如果先以线性规律去看待一切问题，包括地质年代岩石的前后时间问题，然后再用岩石的前后时间顺序来论证“线性发展规律”的存在，这显然也属于一种“循环论证”。
其实这又是在讲关于事物的“时间”与“空间”相分离所造成的“切割”错误的问题。其实各个时代的岩石，既有其产生所相应的“时间”，也有其各自所对应产生的最初“空间”的问题。我们不能够把岩石原始产生的“时间属性”与“空间属性”相分割，然后再把这些岩石从新摆放在地球上，再用人类编造出来的时间“线性规律”般的把它们串连起来，就象把“一块猿的头骨和相距40英尺的一根人的腿骨拼凑出来”的“嘉伯人”一样。这与找一个40年前的茅台酒瓶灌上今年刚生产的新酒的做法同出一辙。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科学家们的造假与小商贩们的造假又有什么两样呢？都是一种丧失“职业道德”的表现。因此“旧瓶装新酒”绝对不是什么“科学家”们所发明的新鲜招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