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审判（第四章）：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关于结构与过程的认知

第四章 文明属性与使命分工

第四节  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关于结构与过程的认知

前言

分析东西方文明的特征实在是一项太过于庞大的话题，实际上也属于沉重与敏感的话题。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又掉到了一种互相争斗的比较之中。只有时时坚守关于人类文明具有更高级的使命认知，才能够真正认识到东西方文明各自被使命所塑造的那些特质。前面我们已经用了超大两节的笔墨分析了关于东西方文明在基本属性与思维逻辑方面的特征。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从结构体方面与过程属性方面表述一下东西方文明各自的相关特征。这个话题实际上等于是接着第一节的逻辑。

一、天地人三才结构论

从结构方面关于大尺度的认知角度来看，恐怕再也没有什么结构可以超过“天地人”这个三才结构了。那么首先还是让我们再来提一下关于“天地人”三才结构。其实“天地人”三才结构属于一种垂向结构，一种大尺度在垂向层级维度方面认识事物的结构，而不是在小尺度水平维度上的要素结构或者人类空间的小层级结构。到了目前这个程度，大家应该已经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本人本文使用的所有分析方法与论述结构其实都属于一种三分法，其实都来自于这个“天地人”三才结构，这属于一种认识宇宙“宏结构”的方法。这就是中华老祖宗留给我们人类的智慧，其实也就是“神传”给我们人类关于认识无垠洪穹宇宙的一种基础方法。因此“天地人”三才结构具有一种“出世”的意义。然而需要告诉大家的是，“天地人”三才结构并非“出世”层次的全部，其实只是“出世”认知的一把钥匙而已。天地人天地人，其实天并非是最高层级。即便是在宗教意义上的那个“天”，其实是超越人类之外宇宙层级中的最低一层而已。在“天”之上的层级是什么？人类认知根本就不知道了。比如在如来佛之上的层级是什么？人类根本就不知道了。其实如来只是佛存在的一个层级。人类充其量也就只能听说如来佛而已。

关于“天地人”三才结构，我们以前讲过，对应于三种不同的事物机理，这属于一种“质性”规律。所谓天者，“天理”也，天道也；所谓地者，“地理”也，地上之理，物质之理，物理也；所谓人者，“人理”也，人伦之理，道德之理，教化之理，或者心理也，也属于“后天之理”。

中国文化讲“天人合一”。讲的就是“人理”必须向“天理”靠拢。这样人类才能够向天回归，人类才能够提升自己的层次，才能够返本归真。所以东方文明的提升使命实际上反映出的就是一种“天理”导向，“人理”向“天理”靠拢。因此人类的行为方式就必须“顺天而为”，而不是“无法无天”。

“天理”就是对于“人理”的制约、对于“人理”的约束。甚至连“天子时代”以“天子”自居的皇帝圣旨都必须是先说“奉天承运”，然后才敢说“皇帝诏曰”。而在社会的另一端，就是强盗造反都要打出一种“替天行道”的旗号。所以东方传统社会属于一种“天理”导向，一切都必须“顺应天意”。但是东方传统思想中的这个“天”可不是现代物质文明时代所指的这种分子世界的“天空”。这一点本人以前在多篇文章中都曾经论述过，所以这里就不再进行说明了。

西方文明的使命所需要关注的是关于地上的问题，而且“人性恶”的问题一直纠结着西方文明，毕竟是因为“原罪”才使人类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与东方文明关注人类回归宇宙，关心“人理”如何向“天理”靠拢的使命不同，西方近代文明走的是一条“人理”向“地理”靠拢、向物质之理靠拢的道路，一种将精神降格在物质之下、将人类降格为动物的方法。

因为“人性恶”，也就是人性“负值”，那么物质起码被认为是一种“中性”吧，比“恶性”的“负值”要好一些。两害相权取其轻嘛，所以西方文明在“人性恶”与物质“中性”之间就选择了物质“中性”。因此西方文明实际上就属于一种“人理”向“地理”靠拢的方式。当今许多已经被《西学》思维彻底洗了脑的中国人也大言不惭的口口声声什么“天人合一”。其实这些人口中的“天人合一”根本就不是什么“天人合一”，只不过是一种“地人合一”而已。

二、结构体三要素

以上就是我们以一种大尺度结构论的观点，以一种“天地人”三才结构的观点为大家阐述了关于东西方文明在宏观结构方面的不同意义。这实际上也反映了东西方文明使命的不同“定位”。“天地人”结构揭示了关于人类文明“位”的选择。关于“天理”与“地理”，其实我们在第三章第一节中已经给大家有过一些相关的论述。大家可以去回去参考一下。

下面就让我们再从比较具体的结构体给大家谈起。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中已经正式给大家介绍过了关于结构体三部分的有关内容，既结构体的#（1）内核，#（2）外壳与#（3）中间部分。我们在论证关于东西方《内学》与《外学》属性之分时也给大家多次谈到了东方《内学》重视事物的《内机》，因此以事物的内部因果关系区分事物；而西方《外学》是不入事物《内机》的，因此事物《内机》对于《外学》而言永远属于一种“黑箱”机制，于是《外学》只有通过调节“黑箱”的input与output来对待事物的《内机》。仅此而已就以为足够了。

《外学》所关注的是事物的《外表》，因此西方《外学》以《外象》区别事物。将一切事物都进行《外化》处理。哪怕内部因果还联系着，《外学》也会将事物的《内机》、《内因》强行斩断、人为切割，然后把切分后的部分划归为独立的不同事物进行处理，而不是再归属为具有因果关联的事物了，因为西方文明一直手中握着一把二分法可以斩断事物因果的那把利剑。

其实所谓外者，乃事物《外表》也，转换为结构体的语言，那就是结构体的《外壳》。西方文明的《外学》属于一种《外壳》导向的文明。结合我们前面讲到的关于西方文明的“外向型”性格，所以西方文明《外壳》在整体性上外向发散的功能就特别发达。

也就是说，西方文明擅长《外学》、《外表》，属于结构体的《外壳》部分，而且西方《外壳》的属性是“外向型”的，擅于将结构体内部物质、内部能量向外发散。无论正负能量，都能够向外发散出去。

其实这与我们前面给大家讲到的关于在整体系统上看，西方文明的“分逻辑”属于一种缩小效果的说法也是一致的。能量都被“外向型”《外壳》发散了，效果当然也就被缩小了。“分”与“散”的逻辑，“散”与“外”的逻辑其实都是一致的。只不过都是在物质维度上，与东方思想强调精神维度上向上的散性并不一样。西方物质文明的“散性”其实是基于排他性要素的，然而东方文明的精神“散性”却是利他的。东方文明在精神维度上的发散、利他，而在实体层面恰恰表现成为能够聚他性的力量。这其实与我们前面给大家讲到的关于生命“场存在”的概念也是有关系的。

另外，西方文明的整体“散性”属于一种“果”的方面，在物质成果的分享方面各个要素之间是互为排他的。其实这是由物质要素刚性所决定的。而东方文明在精神上的“散性”，其实具有一种“因”的属性。

比如五行的“火德”就属于“散性”。而人的所谓“心性”——正向精神，就属于“火德”。儒家思想所总结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五德的“义”就属于“火德”。因为所谓的“义”就是对别人、对他人好而不求回报的一种行为。这种行为就叫做“义”。刘关张用整个的三国时代给中国文化所留下的就是这个“义”字。

其实这种“做善事不求回报”的思想，中国民间又称之为“积阴德”。用八卦来讲，“积阴德”与“义”之“火德”就属于“坎水”中间的那个内藏的一阳爻——水中之火，真阳也，非外表的虚阳、虚火矣。在传统意义上，“德”属于阳，明明德的“明”就阳，属于外用呈现之火。那么所谓的“积阴德”不就是“坎水”中间内藏的那个真阳吗？！

关于结构体“内向”或“外向”的属性，其实无论是在荣格的心理类型，还是在被MBTI所继承下来的性格分析中，都属于是区分个人性格的第一个维度。其实东西方文明也有各自的性格。就如同人有人的性格，民族有民族的性格，城市有城市的性格，企业有企业的性格一样，其实文明也有文明的性格。只要是由人形成的任何组织结构体其实都存在着性格问题，那么也就都存在着关于“内向”或“外向”的选择问题。

西方文明《外学》擅长《外壳》，擅长“外向型”《外壳》，擅于排除、排斥与排他。西方世界的三权分立、民主体制与“分”、“排”、“外壳”的属性也不无关系，都反映出了一种互斥的机能。只不过本文不愿意陷入到这些太过世俗的话题讨论之中。

东方文明属于一种《内学》。表现在结构体方面，东方文明关注或擅长的就是结构体的《内核》。当然东方结构体也有自己相应的《外壳》属性，只不过也是为了配合《内核》意义而工作的。东方文明结构体属于一种《内核》导向。这是东方文明《内学》的核心，也就是《内核》也。

我们讲，东方文明虽然属于一种《内核》导向，但是也有自身的《外壳》属性，属于一种“内向型”《外壳》。其实西方文明也有其结构体的《内核》特征，只不过西方《外壳》物质文明的属性太强烈，也就是，西方文明的物质属性太过饱满、太过强盛（作者注：当然这种物质饱满度与西方文明所肩负的人类文明后期的使命有关），所以物质性就淹没了精神性的结构体《内核》。西方文明的《内核》就不太容易彰显出来，其实并不是说西方文明结构体没有《内核》。

因为《内核》被物质淹没了，所以西方文明所呈现出来的一定是一种《外壳》导向。其实西方文明的一切《外属性》都依赖于物质性的帮衬。物质性如果没有掩埋结构体的《内性》，那么《西学》也就无法成为一种真正的《外学》。

因为东方文明属于《内核》导向，所以对周边具有极大的聚集吸引作用。而且东方文明的《外壳》属性与凝聚力、内聚力也是相配套的。东方文明的《外壳》属于一种“内向型”《外壳》，对于结构体能量的包裹作用非常好、非常有效。但是这种“内向型”《外壳》的包裹效果，对于无论是正向能量还是负向能量，包裹效果都是一样的，你给什么就包什么。包裹效果都非常好。

因此这种“内向型”《外壳》，在事物生命周期处于正向能量导向阶段的时候，这种“包裹效果”对于结构体的形成就具有极大的正面促进意义，也就是表现为一种正向“放大作用”。特别是在结构体形成初期，当系统整体能量还非常稀缺的时候，这种正向“放大作用”对于一个结构体的产生、形成就至关重要。

然而当某种事物的生命周期走到了负向能量导向的末期阶段的时候，这种“内向型”《外壳》的“包裹作用”或“放大作用”也同样惊人。但是这种“放大作用”却起着一种可以促使一个已经走向负向导向的结构体以破坏式、爆炸式、毁灭性的方式解体与消亡的作用。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内向型”《外壳》就具有这样的促成一个结构体“生”与“死”的双重作用。这其实也属于一种“善恶同在”原理的一种表现。

东方文明在人类水平层次上看属于一种“聚性”。这种“聚性”也属于一种可用之“果”，“核心”的善才是真正的“因”。这种《内核》导向或者叫做“核心主义”走到人类文明的末期就会走向一种负向性的垄断、极权、独裁等等负向形式。其实东方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一直在锤炼这种模式。

其实任何形式本身并没有“善恶”之分。形式只是一个皮囊。当这种形式或者这个结构体的内部充满了正向能量的时候，这种形式就会起到对正向结构加持的作用。但是当这种结构体内部充满了负向能量的时候，那么这种形式就起到了一种负向作用。就象装了假酒的茅台瓶子一样，你能说那个酒瓶子有善恶吗？真正骗人的是那个装假酒的人，而不是装假酒的酒瓶子。是人心坏了，而不是酒瓶子在犯罪。因此结构体《外壳》的“包裹作用”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关键是看结构体的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装的是正向能量呢？还是负向能量呢？

象豫让刺服或者伍子胥鞭尸三百，只是对着那个空壳子、臭皮囊出气、空显勇气，不过只能够招来天下耻笑而已。如果说前面所讲的关于“义”之“火德”之“散”的利他精神与这里所讲的组织聚集力属、凝聚力属于“齐家”部分的话（作者注：两者属于水平“入世”层面是一个向外、一个向内的一社会属性的力量），那么《内核》自身的向上提升就属于修炼《内核》自己道德情操的“修身”的部分了，也就是《内核》所“出世”的部分了。

三、如何对待结构体的中空部分

在前面的小标题中，我们讨论了关于东西方文明在结构体三要素中前两个部分的内容，也就是东西方文明在《内核》与《外壳》方面所展现出来的不同特征。东方文明属于一种“内文明”，属于《内核》导向，《外壳》相应配置为“内向型”的类型。然而西方文明则属于一种“外”文明，属于《外壳》导向，《外壳》是“外向性”属性，而西方文明《内核》的配合方式则属于是一种被物质属性所淹没的状态。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来给大家讨论一下关于结构体的第三部分，也就是结构体的中空部分。东西方文明关于中空、中间部分又有怎样的差异对待呢？也就是，东西方文明对待这个中空部分的方式到底有没有什么不同呢？或者说，东西方文明对于结构体的中空部分又是如何利用的呢？

的确，东西方两种文明对待结构体中空部分的方式着实非常不同，因为这与东方文明的《内核》导向与西方文明的《外壳》导向密切相关。那么接下来，首先就让我们先从西方文明的《外壳》导向对待结构体中空部分的方式说起。

大家都已经知道，近代西方文明属于一种物质文明，而且大家也都知道，西学属于一种《外学》，是不入内的，所以西方文明对于事物的《内机》部分其实是茫然无知的，完全属于一种《黑箱》方式的认知。因此西学在本质上也就根本就不知道结构体内空的部分到底应该是干什么用的。

于是西方的物质文明就认为结构体的内部属于是物质堆积的一个仓库，所以就把从外部世界通过排他竞争手段攫取来的物质资源尽量的往结构体的内部堆积。一种“落袋为安”的思想，唯有装到自己结构体的内部，才认为是真正属于自己的，结构体的内部就属于这个装载个人利益“落袋为安”的“袋子”或者仓库。

这就是一种自利导向的思维，以自我利益为中心self-center的思维。其实这种“自我中心”就属于物质化结构体“潜意识”的《内核》，一种自私的《内核》，一种不能够见得了光的《内核》、《内心》，所谓内心黑暗，所以最好用外物质给包裹起来。

仓库，这就是西方物质文明对待结构体中空部分的态度，中空的部分就是用于填充或存放从结构体外部所获取的物质资源的。所谓的“欲壑难填”，其实就是物质欲望中空部分的意义。这与我们后面小标题马上要给大家讲到的关于西方文明结构体属于能量“耗散结构”的属性有关（作者注：我们讲的“耗散属性”与普利高津关于《耗散结构理论》意义上的属性并不完全相同）。这种物质填充的意义就象是狗熊在冬眠之前储存脂肪的意义一样，多多益善，越大越好，以防来日不测。这就这样一种物质欲望思维。

然而与西方物质文明的物质填充方法不同，因为东方文明属于一种《内核》导向，而且东方文明是可以进入事物的《内机》的。因为结构体的中空部分首先必须存在于事物的《内部》是用来装载《内机》的，而不是用于储藏攫取的外物的。其实《内机》具有运转事物内部机能的功能，就象设备机房，就象人体的各个内部脏器的功能一样。

然而这些《内机》功能器官也是要占据一定内部空间的。就象人体功能一样，脂肪太多那会挤压内部脏器的功能区域，比如压迫心脏。另外脂肪太多还会导致《内机》功能超负荷运转。借用战略思想的语言，这就叫做“为物所累”，所谓物重则必为所累。其实在拿破仑战争的晚期，拿破仑就犯了这样的毛病，可谓是“廉颇老矣”。

因为物质有物质的规律，人心有人心的法则。即便是在负向意义上讲，物质有惯性，人心有惰性。那么太过繁重的物质会淹没结构体《内核》人心的正向意义，人心的负向意义就会随波逐流、迷失方向，就会随着物质惯性奔跑，而忘记了人心的正向调节功能。

因此如果事物需要《内机》正常运转，那就要求结构体的“内功能”系统必须是通畅的，这也就是《内机》“中通”的要求。然而《外学》的物质填充却是一种“中堵”的效果，用物质填充、堵住、淹没《内机》的通道。就象人们在防火消防通道上堆满了杂物一样。难道那不危险吗？

因此机能之通畅的要求是身轻，身体不能够太过于繁重，与存储仓库多多益善的想法恰恰相反。就象当代人们的健康意识一样，现在谁都知道“肥胖”属于一种病态。过度摄取营养会导致三高或者四高的“富贵病”。所谓“富贵病”就是营养过剩，就是人体从外部摄取的物质资源太多了，已经超过了人体内部功能的承受能力，也就是超越了《内机》的处理能力。

其实因此过分的获取外部资源所起的作用也只不过是一种“过犹不及”的意义。物质资源攫取的太多未必是好事。一方面使那些真正有需求的人们得不到必要的资源，这是一种外部负面作用（作者注：对于有真正需求的人们，物质资源所起到的是一种正向作用）；在另外一方面，对于过分攫取的人们而言，即便通过不择手段争夺到了，已经“落袋为安”的都装到肚子里了，那还未必是一件好事，负面作用反而更大，或者说可以损伤、损害到自身结构体的《内机》，那么对于所谓的“得到者”而言反而造成了一种内部负面作用。争来争去的争到了，以为自己争到了、以为自己赢了，其实反而最后到害了自己。

那么这种双重负向作用所叠加的物质资源争夺战在当今世界上为什么还在天天发生呢？是不是我们人类的大脑真的出现了什么问题？其实这就是因为人类文明的大脑、人类结构体的心灵、《内核》的部分已经被物质文明所淹没了的缘故。人类已经迷失。人类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要些什么。

关于《内机》中通的要求其实还仅仅是一个方面。在这方面，东方思想要求结构体的中间部分，尽量不要被物质填充的太满。然而这还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关于事物《内机》功能方面的原因。其实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或许更重要。我们不是讲物质堆积会淹没人们心灵的《内核》嘛。

如果希望能够找到心灵的《内核》，那么恰恰需要把结构体的中空部分尽可能的“清空”而不是“填满”。唯有物空方可见人的本性、人的善性，这是人可以上通“天道”的根本，是“天人相通”的根本，也就是“天人合一”的根本。其实一切力图掩藏的人心那一定是人的恶性之心，比如人的利己之心、自私自利之心，那必须得掩藏起来。这其实与关于人性属于“原罪论”还是“性本善”又扯上了关系。

中国道家传统讲究“清心寡欲”。所谓寡欲，那也就是物质欲望越小越好。唯有寡欲，才能清心。可清心者，那就是，心性是清醒的、不是迷失的。而物质的作用恰恰会使人性迷失本性，迷失人性善良、良知的那份本性。其实所谓的玩物丧志也就是这个道理，物质会消弱人的意志，而立志则属于正确方向的加持。

可见，对于如何对待结构体的中空部分，东西方文明显然是非常不一样的，一种属于黑法、黑箱，一种属于明法，不迷失的方法，分别基于各自文明的认识基点。“外文明”有“外文明”的认识，“内文明”有“内文明”的看法。其实都是文明的使命使然。

西方近代所建立的是一种物质文明，所以看待结构体的中空部分就象一个物质仓库一样，处理的方法就是填之以物，塞满为止，多多益善。西方近代外导向的物质文明以满足物质欲望为目的。然而追求精神心灵《内核》导向的东方文明，则认为结构体中间部分堆放的填充物对于认知事物《内机》功能与《内核》本性则属于是一种障碍物，认为物质是达到人生终极目的的障碍。所以东方文明为了能够达成清心的目的，就必须剥离心灵之外的包裹物质，而不是再多多益善的填充物质造成本性的进一步迷失。

即便回到获得必须的外部物质资源的角度，道家思想讲的是一种“预取先予”的道理，都是先把自己的物质送出去，也就先腾出一部分内部空间，然后再交换回来所需要的外物质。这有这样那才能够内部有地方搁而不影响《内机》功能的正常发挥。

其实禅宗公案讲的关于那个老法师让小和尚倒茶的故事，那个首先需要先清空茶杯的道理，实际上也是反映东方思维关于清空结构体中空部分的那个意义。唯有中空，《内机》才能够通达；也唯有中空，《内核》方能够显现，“天”与“人”才能够沟通起来。所以佛家思想讲“空”，道家思想讲“无”，其实都与结构体的中间部分有关，而不是外部事物的没有。

四、能量耗散结构与内动力自生结构

关于东西方文明在结构体方面的不同关注点，还给我们派生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与我们前面分析到的东西方文明许多其它属性也都有关联，比如“生机制”与“克机制”或“争机制”、时间大尺度与小尺度、线性逻辑与弯曲思维、延伸逻辑与超越思维，甚至所谓的《发展论》与《循环论》，还有“自然主义”过程与“意志管控”过程、绝对论与相对论（中庸论）等等。

西方文明的小尺度、外部型、物质化思维属性就决定了西方文明擅于建立的结构体一定属于一种外部资源消耗型结构。当然需要说明，所有的结构体其实都消耗能量。我们这里讲的消耗型结构指的是结构体必须通过通过消耗外部资源、必须依靠结构体外部资源的持续输入才能够存活下来的一种结构体。也就是，结构体的内储资源或能量再造能力无法养活结构体自身的生存。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种“耗散结构”。其实西方文明关注这种“耗散结构”与西方文明的崛起处于人类文明“全过程”末期的外物质耗散阶段有关。其实也是人类文明使命安排的一种需要。唯有外需求，才比较容易可控。西方文明的这种外部资源消耗型其实也是由西方文明在要素阴阳上属于“独阳”的属性所决定的。

相反，东方文明在结构体方面属于一种循环结构。这种循环结构其实属于一种可以自生、自养的结构体，可以相对摆脱对外部资源的那种过度依靠。过去经常说中国传统社会属于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谓“自给自足”这算是说对了。可是那个什么“自然”，本人并不认同。“自给自足”所反映的其实就是一种“自生结构”、一种“自生系统”。就是因为这种“自生性”，所以消耗同样的地球资源，传统社会所能够支撑的人类历史时间是西方近现代文明的10倍。这就是物质“消耗型”文明与“自生型”文明所带来的差别。

“自生结构”的意义就是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其实结构体可以划分为“生结构”和“耗结构”（也就是“克结构”）两大类。“生结构”又可以再细分为“外生结构”或“内生结构”两类。“自生结构”就是“内生结构”。其实“外生结构”与“耗散结构”属于同一种类型的不同阶段而已。当从外部输入结构体的能量>结构体的耗散能量的时候（作者注：我们指的都是正能量），结构体就表现为一种“外生结构”，结构体就在生长，但是这种生长必须依赖不间断的而且数量充足的外部能量输入才能够维持；但是如果从外部输入结构体的能量<结构体的耗散能量的时候，那么结构体的整体就表现为一种“耗散结构”。

因为西方文明表现为一种“外向”发散型《外壳》属性，所以西方文明整体上属于一种内外能量沟通的“耗散结构”。前面我们也已经给大家阐述过了，西方的物质文明过度的依赖于地球所提供的外部资源，西方物质文明用了仅仅300年的时间就已经消耗掉了之前能够支撑人类3000年文明所需要的地球资源。这还指的是西方具有“分”属性、具有“缩小效果”的物质文明而言。一旦这种物质消耗型文明与东方“大一统”的“放大效应”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将是极其可怕的。这就是中国30年的“市场经济”可以消耗之前西方300年物质文明资源总量的另一个“奇迹”。其实这也就是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之中为什么选择“世界工厂”这个角色的原因所在，成为一部消耗全球资源放大的机器。

因为西方文明的“耗散结构”属性，所以地球物质资源的时钟就被西方文明所开启。也因为还需要有东方文明的“放大效应”对于物质“消耗结构”的一种配合、叠加、放大，所以西方文明在末期“帝国时代”的时候必须东来，将“消耗型”物质文明与东方文明的“放大效应”相汇合。也因此中国社会就必须走向一种物质文明，走入具有专制属性的“市场经济”。然后经济全球化再将已经中国化、放大化了的“市场经济”（作者注：属于负向物质力量的放大化）的“毒气”充满到整个世界，将这个“定时炸弹”最后引爆全人类。

关于“自生结构”，也就是结构体依靠结构体的内部能量解决结构体生存所需要的必要资源，而不需要从结构体的外部再输入其它资源。有历史学者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中国传统社会属于一种“超稳定结构”这个命题，其实反映的就是中国传统社会属于一种“自生结构”的机制。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能够是“自生结构”呢？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可以是一种“超稳定结构”呢？其实那都是为了节省地球物质资源嘛。中国传统社会往往GDP占据全人类的50%以上，如果中国“自生结构”能够解决资源问题的话，那么全世界的资源问题其实不就基本上解决了吗？!

物质“耗散结构”依靠的是一种“外动力”，而“自生结构”实际上就是解决了结构体“内动力”的机制。“内动力”机制其实与阴阳相生的属性有关。阴阳相济，互为动力。其实，“内动力”就属于一种“内生机制”；“外动力”就属于一种“外生机制”。关于结构体的推动动力问题，其实这也是MBTI第一维度的另外一种表述方式。其实“内动力”机制，在本质上是属于一种“循环逻辑”。所以“自生结构”在动力机制方面那一定与阴阳平衡的“循环结构”、“循环机制”有关。因为人类文明最后必须走入一种外物质依赖结构，属于东方文明必须在“天子时代”第三个1000年开始之后发生“去阳化”的过程。否则人类文明就无法从“生机制”向“灭机制”转移，那么人类文明就不可能实现最后的收敛与解体。

其实“循环结构”，无论循环轨迹如何，无论是“圆周循环”或是“太极循环”，一切循环都必须有一个引力中心，有一个引力核，有一个回归原点。这就与我们前面所讲述的关于东方文明属于《核心》导向文明的论点有关系了。然而仅仅有作为引力原点的《核心》其实还是不够的，要解决结构体内部阴阳互为动力的“内动力”问题，还必须有一种双向修正、双向管控机制，也就是《五行论》那种既可“生”又可“克”、既可以“长”又可以“消”的“生克机制”。其实《五行论》既是《循环论》又兼有“相生相克”的双向管控修正机制。实际上儒家的“中庸思想”也是干这个用的。所谓的“过犹不及”嘛。什么东西走得太远了就把它拉回来。东方思想《循环论》与关于如何解决结构体“内动力”的机制有关。在这里，我们也就只能给大家讲到这个程度了。关于《循环论》，其实也是本人那个原书全书最初独立设计的一章内容，大约也需要10万、20万字的篇幅。

其实西方所认知、所面对的结构体在本质是都属于一种“耗散结构”，同时所消耗的资源又必须是从外部物质世界所获取。那么任何资源如果放在外部，那么就有可能随时被外部竞争者抢走，因此唯有“落袋为安”，放在自己结构体的内部才最为保险，因此结构体内部中空的部分就成了堆积抢夺来的物质资源的一种储藏室了。

另外，因为对于西方文明而言，资源、动力都是外来的。这种外意识，一方面鼓励了外部竞争力。因为物质资源是排他的，但同时又是维持一个“耗散”结构体时时所不能够缺少的，于是在西方文明之中，培养如何获取外部资源的竞争力就是必须的。

另一方面，外部资源导向也养成了对外部资源的过度依赖性。这在当今中国企业界就表现的尤为突出。中国许多民营企业都想用花大价钱的方法去购买外部智慧资源。其实系统外部能够提供给结构体的资源永远只能够是一种物质性资源。那些非物质性的外部资源是在本质上是不能够通过花钱就能够简单买到的。

因此本人经常劝解中国企业家们，外手是可以花钱买的，但是外脑不行。如果连自己都无法说清清楚自己企业的根本问题是什么的话，只是想简单的、图清闲的花点儿钱就可以那么容易的通过外人给解决了。那其实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一个希望寻找外部管理咨询公司的企业最起码也应该意识到自己企业的根本问题在哪儿？或者能够尽量说清楚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其实根本问题在哪儿，表面上可能谁都说不清楚。其实只要你真心的去问一问在这个企业中工作过两三年以上的普通员工，其实大家都能够讲得出来。只不过要下决心解决这些问题会触及到许多人的切身利益，甚至会伤害到企业老板自己的利益。所以企业的根本问题就很难解决。因为真正的问题都不是什么技术问题，关键是人心的问题。技术问题，可以由不知到知，管理咨询顾问可以帮助解决，但是企业人心的问题，咨询公司那可解决不了。这不是花钱找外手就可以帮助解决的。人心的问题那还得通过人心来解决。管理咨询公司永远属于一种“旁观者”，属于“客位”的观察，因此企业人心的问题那是属于“主位”才可以解决的。让咨询公司解决企业人心的问题，其实也属于一种“喧宾夺主”了。

五、在过程认知方面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性

以上四个标题，都是关于东西方文明在结构体方面的不同特征。其实关于东西方文明的特征分析，本人使用的也是我们一直以来所使用的三分法方法。本章第二节关于东西方文明属性特征属于我们认知系统的#1部分，属性基点；第三节关于思维逻辑方面的特征则属于认知系统的#2部分；而本节就属于#3部分，又分为两组维度，一组是关于结构的部分，也就是我们之前的四个小标题，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的论述进入到第二组维度，也就是关于东西方文明在过程方面的不同特征。其实许多过程特征我们在以前都跟大家已经多次的提到过。这里只不过是一种归纳汇总而已。

其实那种相对稳定固化的结构体特征，可以看做是结构体关于空间维度的属性。那么关于真正过程的意义，那当然就属于一种结构体关于时间的维度了。在时间规律方面，我们在第三章的第三节中专门给大家讲解过，关于时间在大尺度、中尺度、小尺度方面的不同规律，以及时间尺度与那种广义过程三要素（终点、过程、起点）之间的相互关系。这里就不再赘述。

我们这里所要强调的其实就是，西方文明擅长研究小尺度事件，擅长在“点”上考虑问题。而且这种可以将事物规律化大为小的研究方式其实是建立在以物质性基础的假设之上的。唯物质“可分”也。唯“可分”方能“大事划小”。小尺度、“点规律”、“点思维”其实与物质性、可分性都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这种在小尺度上观察事物的基点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后果呢？小尺度就属于一种立竿见影、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套利”思想，“落袋为安”。正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其实只是近看，并非远观，属于一种近利导向，一种蝇头小利的导向。

正所谓所谓短小精干。短与小是不可分的，所谓精干，也就是说，短小与做事效率其实那是分不开的。表现在过程上，小尺度一定是一种短线过程、一种短线因果、一种物质因果、一种单一物质维度的因果，其实也就是一种人为“切割”出来的因果，不一定与事物完整性的因果有什么关联。物质资源见效快，特别是偏性物质见效就更快。但是我们讲这样一个理，凡事来的快，那么去的也必然快。也就是凡见效快者皆不可持久也。就象以百米的速度奔跑到底能够跑多久呢？

我们讲过，凡跑得快者，阳也。属性为阳的事物或因果关系就跑得快、呈现的快；而慢来者、后来者，都属于阴性属性。然而事物的阴阳属性或者阴阳之机制（阴因果与阳因果）是不可分的。另外，本人告诉大家，事物阳维度的结果所决定的事物正向因果往往会在一个事物过程的前期阶段体现，而一个事物的负向作用、负向因果往往会在事物发展的后期成为事物的主导力量。

西方文明的关注点，如果已经放在了小尺度的观察基点上了，那么往往看到的就只有事物因果逻辑的短线效果方面的因果，实际上仅仅只是看到的了在短线正向成果方面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而至于在更长线方面跑得慢的负向因果、那些真正的巨大代价往往会被人为的“拆分”方法割裂与忽略。而后在长线果实出现的时候就会将其视为一种“偶然”而打发掉。因此短线“拆分”方法的主要问题还不一定仅仅反映在表面事物被“拆分”上，或者事物《外象》与《内机》的“拆分”方面，更重要的问题可能在于将事物《内机》多维度因果关系强行而无知的人为“拆分”。

其实这种因果“拆分”既可以表现在事物的多维度因果被“拆分”方面，比如“物质因果”与“精神因果”不同的因果维度被“拆分”，也可以表现为即便是同一个因果维度的前期正向作用与后期的负向作用被拆分方面——也就是因与果的“拆分”。而真正能够“拆分”因果的因素其实往往就是时间与过程的力量。然而因为西方物质文明选择了在时间小尺度上看问题，真正的过程是被忽视的，所以就必然被时间过程给予“报复”的一击，于是丢失长线因果、迷失过程方向。这也算是互相扯平了。就是说，如果你认为过程没有意义，那么过程就让你看一看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然而东方文明是在大尺度方面看问题，东方文明在形式上属于是一种“大一统”的思维。而且东方文明更关注精神维度。然而精神力量见效是比较慢的。因为阴属性，所以跑的比较慢，比较矜持。所以东方思维有一种耐心等待的习惯。中国人讲“事缓则圆”嘛。“圆”其实是与物质“偏性”恰恰是相反的。要“圆”则必须“缓”。所以表现在过程方面，东方大尺度的视角就属于一种“全过程”、“全逻辑”、“全因果”，圆满而全，既需要看到事物短线“阳逻辑”，也需要看到长线的“阴逻辑”，既需要看到因果逻辑的正向作用，也需要看到因果逻辑的负向作用，更重要的是，还需要能够看到一段一段的短线“阳逻辑”与长线“阴逻辑”之间的相互转化关系，看到单一因果维度与多维因果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如佛家思想讲的生命轮回、业力轮报其实所反映的就是“短链因果”与“长链因果”之间的一种相互关系。

其实西方的物质文明与西方的短线过程思维也相关。物质属于要素阳，跑得快，具有一种短线效果。精神属于要素阴，跑得慢，只有在长线过程之中才能够显现出来。因此在一个短线过程中，所能够看到的那么只有阳，只有物质的力量，因为没有那么长的过程等待长线因果的展示。因此精神的意义就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过程才能够体现出来。

然而尽管要素阳跑得快，但是要素阳跑不久。所以在一个长时间过程中，精神力量就彰显出来了，因为物质的力量早就已经跑过了边际效益的短线极限了。

东西方文明因为考察时间过程的尺度不同，所以对过程的关注点也不同。西方文明属于一种小尺度认知。因为小尺度认知属于有限认知能力，所以关注点就只能够选择过程之中的某个点。“实证科学”就属于是一种“点思维”。那么西方文明到底应该选择哪个点呢？如果尺度小到只能够选择一个点的话，那么“实证科学”到底应该选择哪个点呢？西方文明所选择的就是过程的那个“结果点”。

西方文明选择了过程中的这样一个点，“结果点”，过程中的一个最特殊的点，一个被认为可以凝聚“全过程”价值的一个点。选择了这个“结果点”以后，那么过程的中间意义于是就可以消失了，过程的整体意义也就可以被忽略了，因为过程的意义与过程的价值全部都让这个“结果点”给替代了。就象“实证科学”所擅长的，用物质属性替代精神属性一样，用事物的“量性”替代事物的“质性”一样，用结构的《外壳》替代结构体一样，过程的“结果点”就替代了“全过程”的意义。

与西方的“点思维”相比，东方思维属于一种“全过程”的思维，也可以称为一种“流思维”。因为站在时间大尺度上考虑问题，所以东方思维中的过程属于是一种“全过程”，既包括过程的“起点”，也包括过程的“终点”，还有连接“终点”与“起点”之间的狭义的“中间过程”。这种狭义的“过程”思维其实决定了东方认识思维具有一种变化思维的相对性属性，也决定了东方过程《循环论》中的“中庸主义”关于“过犹不及”的思想。而西方“结果主义”思维则属于果实“多多益善”的思维。而东方过程思维反映在狭义过程则是一种效果的积累，属于生生世世的轮报之因。这种“因积累”其实都反映在过程的努力之中，而不是在结果方面。也就是是，“结果点”属于“果”之积累，过程积累则属于“因”之积累。西方文明往往把事物短线之“果”把长线之“因”人为的给割裂了。

其实在广义过程上选择“点思维”或者“流思维”，也就决定了对于“狭义过程”的不同态度。如果以结果主义“点思维”看过程，那么过程并不创造价值。过程只是一种价值传递，将资源价值传递给结果。过程在传递价值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只是一种费用、成本或阻力。因此这样的过程那就是越短越好，就象我们分析“直”与“迂”时讨论线性逻辑关于最短的直线一样。

西方的“点思维”，“结果点”思维，那么最好就是没有过程。如果过程非要不可的话，那么就是线性过程吧，因为线性过程最短，效率最高。因为过程所起的只是一种负向意义。因此“结果主义”思维与物质资源思维、与线性思维、与物质效率思维其实也都是一致的，都是一脉相承的。

然而对于东方“过程主义”思维而言，过程不仅仅传递外部资源价值，更重要的是过程本身在过程中可以创造价值，创造超越过程价值传递的一种附加价值。因为过程创造价值，因此过程就能够起到一种正面作用。根据这种“过程思维”，那么结果只不过是过程价值终结的积累而已。如果离开了过程本身的价值积累意义，如果放弃了在过程之中的努力，那么“结果主义”最终会发现，结果的果实很可能只不过是一个空瘪囊子而已。就象农民种地一样，该浇水的时候没有浇水、该施肥的时候没有施肥、该除草的时候也没有除草，那么结构将是什么样子呢？还希望在收获的时候有一个大丰收吗？这怎么可能呀？！

因为对于过程是否创造价值所秉持的不同认知、不同态度，因此东西方文明在处理狭义过程的逻辑上也是非常不同的，也就是对待过程的处世态度根本不同。其实这一点我们在前一节的关于“直迂”逻辑的阐述中已经给大家讨论过了。我们在“线性发展”与“循环机制”中实际上也已经给大家提到。

如果认为过程不创造价值，如果认为过程的意义是负向的，也就是我们以前所说的，那么过程就属于是一种“耗散结构”，是纯粹消耗能量的过程，那么过程当然就越短越好。过程越短，过程的成本就越小。

那么应该如何使过程变得最短呢？因为过程是连接“起点”与“终点”的，那么过程最短的连接线就是一种直线过程。两点间的最短距离是直线。所以如果过程只能起到负面意义，那么直线过程的过程成本就是最小的。这就是西方文明关于过程的直线思维，也就是直接逻辑，直接路线。一切过程都可以分解、转变为线性思维来考虑，哪怕过程并非直线过程也无妨，也可以被转化为直线小线段来处理。小尺度、“点思维”、“量性”思维就保证了任何过程都可以用“量性”小线段进行逼近。微积分方法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因此线性发展论与这种关于小尺度的过程认知因此也必须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发展那就是直线向前延伸的轨迹。发展就是一种最简单的线性过程轨迹。

西方思维“以直为迂”，以线性代替非线性。然而东方思维模式恰恰相反，是“以迂为直”，什么事情都是迂回的去想。其实过程应该是直还是迂？其实关键取决于是否有意志因素渗入到过程之中。如果有意志渗入到过程中，那么过程的逻辑就会背离物质的线性逻辑。因为意志在过程中创造附加价值，过程不再是负向的成本。过程有了价值，在过程中正向的附加价值就可以被不断的积累，于是过程就并非越短越好，因为过程的发生与价值创造相伴随，过程与正向意义相伴随。所以东方的“过程主义”就必定遵循一种间接路线、间接逻辑，因为道路迂回是有价值的。

其实迂回过程的一种典型结构就属于循环结构。比如在线性过程中，西方有对称性规律，既可以来，也可以去。这就是空间对称性法则。然而在非线性结构中，线性对称性法则就被一来一去两个弧线所组成的循环结构、循环律法则所替代。由此可见所谓循环结构其实就是由于背离线性规律所产生的一种必然结果。

因为东方过程主义所关注的是一种大尺度的“全过程”，那么这种“全过程”眼光就必然走向一种循环发展论模式，而不是简单的线性过程消耗论。唯有循环、内生、自动力、内动力结构体，其实才能解决大尺度“全过程”的资源或能量供给问题。以往短线线性发展那种外部资源无限论的观点，对于大尺度、“全过程”的方式那是根本没有任何保证的。西方近现代300多年的短线物质文明就已经几乎将地球资源消耗殆尽。如果3000年的东方文明也是这样动力外部资源化的话，那么根本就轮不到西方文明时代，地球资源早就消耗完了。

其实也只有是在小尺度上看问题，才会认为地球资源的供给是无限的。因为小嘛，所以就会认为自己周边的资源已经是无限的了。就象夜郎国认为城外的那条小河一定是世界上最大的河流、河那边的那个山丘那也一定就是世界上最雄伟的山峰一样。尺度决定了规律，境界决定了方法。

其实我们以前讲过，小尺度上的线性规律与水平维度的“延伸”思维如果被放在一起的话，那么就一定会出问题。把“点思维”的认知按照线性规律无限延伸开来，那就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泛科学”所犯的那些错误。其实“专业分科”所形成的知识体系那是一种知识的壁垒，而不是通途。既专深而又想宽广的想法那一定是做不到的，因为人力有限，人的能力有限，人的精力也有限。大家知道在三种时间尺度上，其实人一生一世生命的尺度那属于是最小一级的时间尺度。其实这种关于人类有限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制约性也是人类文明使命与东西方文明分工的原因所在。

其实让西方文明具备一种“点思维”功能，而让东方文明具有一种“流思维”能力，让西方文明擅长于物质文明，而让东方文明擅长于精神维度，也包括我们之前所分析的一系列东西方文明各自怀有的不同特征，其实都是由于东西方文明必须在人类文明的不同阶段所必须所承担的使命不同所致。

也就是说，东西方文明所担当不同阶段的角色，或者在人类文明的不同阶段需要发挥不同的作用，东西方文明就必需具备各自不同的能力。因为人类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过程特征不同、过程中需要的主导支配力量也不同，对项目管理者在过程中的阶段性要求也是不同的。唯有胜任者才能够担当，这就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东西方文明符合项目管理关于团队成员的差异性要求。

东西方文明这些不同属性，其实是由结构体生命周期不同过程阶段的属性所决定的。过程所处的阶段不同，过程的任务就不同，对过程管理的要求也不同。这就是我们站在人类文明项目管理的基点上看问题的必然认识。项目管理的本质，在狭义上讲，就属于过程管理或者时间管理。所以理解东西方文明在过程三部分方面与时间三尺度方面的各自特征，对于认知人类文明项目管理的意义就显现的非常重要。

比如说，东方文明的一系列特征，特别是这些特征的正向作用，就决定了东方文明擅长在人类文明形成初期或起点阶段应该发挥一种主导作用。因为东方文明擅长将有限能量聚集起来、擅长发挥结构体《内核》的意义，特别是在文明初期，虽然物质能量相对稀缺，然而精神的意义更容易彰显，而且事物“全过程”尚处于一种由正向能量的主导阶段。东方文明给人类文明所带来的聚集“放大作用”那么也一定是正向的。这种放大的正向能量的聚集作用就很容易促成人类文明这个结构体的形成。特别还有《内核》上通“天道”的加持，当然人类文明就必定形成。不可不成。

再比如，当人类文明发展到了末期的时候，也就是到了过程三段论终点阶段的时候，过程已经发展到了物质积累可以淹没《内核》精神属性的时候，在这个时期所崛起的文明就必须是一种物质文明，就必须用物质成果淹没结构体《内核》本性，就必须具有有效处理物质堆积的方法。因此擅于物质文明的西方文明也就应运而生。也因此西方的物质文明一直强调文明的效率。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这里先不讲。但是西方文明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效率文明应该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另外因为人类文明已经走到了末期阶段，表现为负向能量或负向因果起主导作用的阶段，因此西方文明就发展出来一系列有效处理负向作用的能力，比如西方文明“外向型”《外壳》导向的发散能力，可以将结构体内部所积累的负向能量或废弃物有效的排出结构体外，使结构体在过程末期得以适当的延续（作者注：西方文明的使命就是“延伸”）。另外，为了使西方文明能够擅于处理人类文明走到结构体末期的负向因素，所以西方文明从人类文明的最初阶段，神就不断的告诉西方文明关于“人性恶”的思维意识，这也就是西方宗教一直坚持“原罪论”的原因之所在。

其实也只有一直坚持“原罪论”的思维，西方文明才能够在人类文明的末期阶段开发出一种有效的管理人类各种负向作用的方法。可见西方当代管理思维主要就是管理人性的负面作用。也因此西方管理思维不可能在西方近现代文明初创或所谓“经典时代”的上升阶段所产生。因此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产生与西方文明进入其自身生命小周期的末期阶段也是密切相关的，是进入了所谓的“帝国时代”以后的产物。

其实无论是人类文明的大周期，还是西方文明之中的小周期，我们这里给大家揭示的都是一种关于结构体过程的生命周期。这就是我们谈论的“意志过程”与所谓的“自然过程”的重要区别。这就是我们《宇宙智能论》看待事物与无意识“自然主义”的关键差别。其实所谓的生命周期也是一种循环结构，属于《循环论》。佛教的生命轮回论、六道轮回其实也属于生命循环论、属于生命周期论，只不过时间尺度要更大一些，过程维度要更长一些而已。

根据《宇宙智能论》这个认识基点，一方面“万物皆有灵性”，而且还存在高于有限能力人类的更高层级的宇宙意识存在；另一方面，在物质性方面，任何一种结构体都可以依据“生命模式”来认知。这种“生命模式”就是一种智能过程模式、一种意识过程模式。也就是说，万物存在的过程其实都有一种生命周期life-cycle。在宇宙大尺度上讲，任何过程都有一个“成住坏灭”的规律；在人个体生命的小尺度上看，人人都有“生老病死”的生命过程。而在人类文明这个中尺度上看，生命周期还会表现为多轮回属性，然而对于人类文明“全过程”来看，这种中尺度的生命周期的规律就叫做“文明的兴衰”。本人关于《文明使命论》其实就是论证这个“文明的兴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