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3年09月13日】
一、刘晏勤政，振国济民
唐代大臣刘晏，在担任转运使时，由于多年战乱，国库耗尽，朝廷的所有开支，都依赖刘晏筹措。
刘晏为人精明能干，足智多谋，变通有无，极为巧妙。他曾以丰厚的待遇，招募善于行走之人，设置传递所，前后相望，以探听和报告各地的物价。即使偏远之处，几天之内，即可将消息送达。这样，就把天下钱物轻重之权，全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低价买入，高价出售，使国家获利。而促进四方的商品交易，又不会出现物价太贵或太贱的弊病。
刘晏认为国家慈爱百姓，不在多给赏赐，而在于促使百姓种田、纺绩。平常年景，可按规定收税；发生了灾荒，则应免税赈济。全国各地都任命了管理贮院官员，每隔十天、一月，向中央汇报当地的雨雪和收成情况。当饥荒和歉收刚刚出现迹象之时，刘宴就命令官府计算赢余，预先下令免征某物，赈贷某户。百姓尚未挨至穷困，而奏报的蠲免赈济，已经施行。有人在议论中，讥讽刘晏对百姓的赈救与灾情，很不相符，而多用贱价出卖的方法，周济百姓，他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善于治病的人，只能使病人不致危险、疲惫，善于救灾的人，却在于使灾民们不要依赖救济。因为如果赈灾物资太少，就不足以救济饥饿之人；被救济的人多了，国家的支用就会短缺。国用短缺，就会再加重聚敛。另外，很多人会对赈灾，抱有侥幸之心，官吏也会相互为奸，力强者会得到的多，力弱者就会得到的少，虽有刀锯在前，也不能禁止。这是两个最大的祸害。凡是遭灾之乡，只是缺乏粮食，而其他物产尚在，贱价出卖，买进杂货，因人之力，迁于丰饶之处。或者官府自用，则国家不会支出。多出售粮食，使商贾随意转卖，散入农村。贫困农户，不能趋赶商市，但相互交换，自可免除阻碍和饥馑。这就是两个最大的好处。
原先在漕运关东米谷进入长安时，因为黄河的水流湍急，大凡运输一石米谷，到达长安时能得到八斗，就算是劳苦功高了，可得到优厚赏赐。刘晏认为长江、汴渠、黄河、渭水的水力，大小不同，应制造适应不同水力的不同船只。长江的船只，抵达扬州后，换成汴舟；汴舟抵达河阴后，换乘河船；河船抵达渭河口时，换乘渭舟。渭船直达太仓。其间在水旁置仓，转相受纳。因此每年漕运谷物，达到了一百多万石。却没有升斗之粟，沉溺水中。
另外，原先州县，都派富人督运漕船，称为“船头”，主持邮递的，称为“捉驿”，在税外加征，称为“白著”。所有这些，都使百姓们不堪重负，无法活命，于是皆去而为盗。刘晏到此一开始，就用官主管漕运，而由吏主管邮递，罢去了各种名目的税外加敛，百姓们才从苦难中，得到复苏，户口也逐渐增加。由于刘宴勤政爱民，又精通行业的情况和技术，精打细算，振国济民，造福乡里，人皆乐之。
二、用勤政爱民之官，方能转危为安
南宋时，朝廷设置负责经营谋划，边防军务的制置使司（官职名），每年调遣明州府(今浙江宁波东)、温州(浙江)、台州(浙江临海县)三郡的民船，以防元军从海路攻定海(今浙江镇海县)，进而侵占杭州，还要保卫淮东(指安徽淮河以南地方)、京口(江苏镇江市)，以防金兵南侵。淮东、京口船只，登记在册的，大都损失掉了。每当制置使司按登记的名册抽调时，一些官吏乘此机会，敲诈勒索，使得老百姓深受其苦。
吴潜(字毅夫，嘉定进士第一，历官至江东安抚留守。曾应诏陈九事，以正直忤时相，罢东祠。淳祐中，由绍兴府入为参知政事，累进左丞相，封许国公。曾论丁大全、沈炎、高寿之奸，后被沈炎弹劾，谪建昌军，屡徙循州安置。德祐初复官，赠少师。此事系吴潜为沿海制置大使，元军对南宋战事甚剧)来到这里后，制定了使用船的办法，让三郡所有的县，都选出乡里最有才干的人，把这些船只，组织起来，加以训练。如果一整年只抽调三只船，而登记有船的一共有五六十家，那么，就大家合伙办六只船，交出三只船应调，剩下的三只船，归自己使用，用它搞运输，或别的营业性劳动，赚回的钱，除维持生活外，还有富裕。就把富裕的部分，储存起来，以供来年之用。凡船身的宽窄长短，都有一定的规格与要求，应调的船，都烙有记号，抽调使用，都有固定的时间安排，已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工作制度。
又规定：所有抽调的船只，都专门留在了江边，不定时的轮流下海巡视警戒。那些船户，都愿意保护好自己的家乡，都争着划大船，来听候调遣。每日天亮时，在三江口集合兵船、民船，向四周一看，无风无浪，海面很平静。
吴潜又在夜飞山下，设立永平寨(即今福建武平县北永平，明初改置为巡检司)，统一按部队进行编制(五十人为一组称编，也有时二十五人为组，兵车二十五辆为一编，此似指船数，若类推应指二十五只船)，选出校一级官职为领导，发给维持生活的票据，供给巡视及作战军舰，把渔民也组织起来，使行动不受侵害。
建立了望哨与指挥台，对外可以防止倭寇侵袭，对内可以保护京师不受侵害。
还建立有情况白天放烟、夜间举火的传递警报系统，共分为三路，以招宝山(本名侯涛山，在今浙江镇海县东海之中)为指挥中心，一条路直接通到大洋壁(疑指大洋寨，在今福建浦田县北，明万历十七年即公元1589年置巡检司于此)山下，一条路直接通到了望台的地方，一条路直接到本府演武亭。
从练武亭秘密传发一道令牌，一直传到大本营，而沿江沿海的烽火传递飞驰，看到的那种迅速劲儿，使敌人都感到恐惧，而不敢来犯。
吴潜把保国防与保家乡结合起来，把搞好个人生计、安排公事结合起来，确保了一方安宁。在这期间，吴潜与船民，亲如一家人。
朝廷和百姓，皆大欢喜。
时在乱世，用人须靠勤政爱民之官，方能转危使安，转祸为福。若用贪腐之官，只会“越搞越糟，雪上加雹。”悔之晚矣！
三、董博霄在危难时急中生智，撑度难关
元代的董博霄，字孟起，至正年间，累官河南行省右丞，尝克复杭、湖、徽、饶诸路，斩获无数，寻驻南皮县境，而毛贵兵奄至，遂督兵与敌军力战，至死。
他是河北省磁县人。在元顺帝至正十六年(纪元1556)，给顺帝建议说：海宁(即浙江海宁县)县内不通船，军粮只能靠陆路运输。濒临大海的百姓，屡次遭受日寇的侵扰，宜采用一些委婉的体恤、安抚政策，暂且让军队士卒，代替百姓搞运输。
其陆路运输的办法是：每人走十步(五尺为一步)，三十六人能走一里路(过去曾有过180丈为一里，1929年制定150丈为一里，合公制为500公尺)，三百六十人能走十里，三千六百人能走一百里路。每人背四斗米，用布口袋装着，把口袋口用绳子扎住，盖上官印封住，可避免中途被人偷盗，人的肩上，一直传递着，不离粮袋，没有停息的时候，粮袋由这个人、传给那个人，也用不着挨地、就传走了，人就按五丈远一个人，排成二十八里，一天每人扛粮袋五百次，每次走五丈远，一天一人扛粮袋，往前走十四里路，不扛粮袋，往回走十四里路，按照这样的速度计算，一天可运米二百石，可供二万人食用。这就是董博霄所说的陆路运输，一天所运的粮食数。
国家在危难之际，正是靠董博霄这种艰苦卓绝的干才，带领士兵和贫民百姓，急中生智，撑度难关！
（均据冯梦龙《智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