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审判（第六章）：《两汉论》与汉武帝时代的独尊儒术（一）

第六章 三教确立的中间阶段

第一节 《两汉论》与汉武帝时代的独尊儒术

一、在形式上完成“大一统”制度的建立

在我们正式开始本章的讨论之前，可能需要给读者们做一个小小的说明，那就是从本章开始，第六、第七、第八章的内容会变得非常庞大，这里一节的内容可能会比以前一章的内容都庞大，因此从本章开始，我们每一节的内容可能需要按照讨论问题的标题来进行刊登，比如本节关于《两汉论》的讨论，我们就会分五个标题分别进行刊登。特此在这里为大家做一个事先的说明。

还是让我们回到本节的正题。大家应该知道，在本人关于3000年“天子时代”的历史分期之中，汉武帝时代那是三阶段时代划分的一个非常重要历史节点，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按照大家所习惯的那种以秦始皇一统六国作为节点划代的方法。在汉武帝之前，本人把东方历史划为“天子时代”的第一个1000年；自从汉武帝时代开始，东方文明实际上就走入了“天子时代”的第二个1000年。因为东方文明在前后两个1000年之中所肩负的人类文明的历史使命是根本不一样的，而这种“使命”的转变又是通过一种《内核》思想种子在社会治理维度方面的确定——“独尊儒术”而实现的，本质上属于是一种“内转”方式，从《内核》到《内机》方面转变，从上承“天道思想”向培育人类制度方面转变，整个过程发生于东方文明自身机体的“内部”，因为在这个时代，东方文明依然保持着阴阳属性兼备的一种状态，阴阳属性仍然处于一个文明结构体的内部而保持合一，阴阳还没有发生“外化”、“物化”、“反转”、“外传”的过程。东方文明成熟而外传，那是人类文明进入第三个1000年之后才发生的事情。因为东方文明在“天子时代”第二个1000年仍然是阴阳兼备，所完成的是从“思想的巅峰”向“制度的巅峰”所发生的一种“自生型转变”。如果借用耗散结构理论的语言讲，这种转变的性质其实属于“自组织结构”的生成机制。因为汉武帝时代的“独尊儒术”属于一种“内变动”、以思想为源的内动力的变动，所以本人更倾向于使用这种以思想为里程碑的划时代方式，而不是以“暴秦一统”的外部模式进行时代节点划分的方式。

我们给大家多次讲过关于使用《五行理论》分析中国历史的神奇以及奥秘规律。“天子时代”的每一个1000年最后都收敛于五行“金”，都是以五行金这种收敛性最高的刚性五行物质作为一个1000年阶段收敛终结时代。这实际上也体现出了《终点决定论》的一种形式，终点的属性相同：“天子时代”的第一个1000年收敛于“暴秦”的刀兵之“金”。秦国，在“天子时代”第一个1000年那个时代，在地理方位上就属于西方金，相对于中原五国就属于西方（作者注：南方的楚国其实也是被中原五国排斥在外的）。“天子时代”第二个1000年则收敛于五代十国的刀兵之兵；而第三个1000年的“金”则是西方文明巅峰的美国，属于西方世界之中的西方，乃金中之金，这是人类物质文明时代最后的收敛与凝结。现在有许多人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成就了英国世界霸主的地位；第二次“工业革命”成就了美国世界霸主的地位；因此有些人就抛出了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成就中共国成为世界霸主的论调。其实本人告诉大家，这种论调是非常无知的，既不了解东方的五行原理是什么，也不理解西方“工业革命”的本质是什么，只不过是中共御用“砖家”们的一种信口雌黄而已。告诉大家，其实这里面还涉及到关于“逢三必变”的原理。我们多次给大家讲，老子说的是“三生万物”的天道法则，也就是“逢三必变”的原理。当代中国人大多数都应该熟悉“富不过三代”这句话吧。而且当今中国社会特别热衷于“养小三”。其实“小三”就是一种破坏家庭的力量。无论“小三”再怎么在物质上风光，那也没有办法在身份地位上转正的。着实不知道中共御用吹鼓手们鼓捣中共国去做物质文明的“小三”，其用心到底是什么？！

那么再把话题给大家收回来，还是让我们回到关于“金”收敛的这个主题上吧。想必许多读者都听说过当年刘邦起兵反秦的时候所发生过的关于“挥剑斩白蛇”的故事吧？当然唯物主义者们对于此事总是会不屑一顾的嗤之以鼻。其实这种“嗤之以鼻”所反映出来的恰恰是“砖家”们对于五行论知识的一种极度的无知而已。大家知道，刘邦在“挥剑斩白蛇”之后疲惫之下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老婆婆向他哭诉，说是“赤帝之子斩杀了白帝之子”。其实这种“托梦”只不过是“宇宙信息”的一种美妙传递方式而已，一方面，宇宙信息传递了，另一方面，三界之“迷”也没有被破坏，其中包含的是生命的使命与生命的悟性问题。其中关于三界之“迷”的意义问题，本书会在第八章中给大家再做更加详细的说明。其实谈到“托梦”，那么本人就不得不告诉大家，本书之中的许多重要逻辑，那都是通过“被托梦”而传递给本人的。本人经常感觉，本人只不过是被选择作为把《人类文明的审判》这些内容写出来的那个人而已。

其实所谓的“白者”，那就代表五行金的颜色，也就是秦帝国的代表；而“赤者”，那就是五行火的颜色，也就是大汉王朝的五行颜色。刘邦“挥剑斩白蛇”或者“赤帝之子斩杀白帝之子”，那也就是关于“汉灭秦”的预兆而已。因此刘邦先于项羽入关中而接受子婴败降，那也就是冥冥之中的命中安排而已。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赤帝之子斩杀白帝之子”，皆是“之子”而不是“赤帝”或者“白帝”本身的厮杀，其实这也应对于“天子时代”的天子文化的意义，是皆是“天之子“在人间也。

我们说，“天子时代”的三个1000年皆收敛于五行金。这既是《终点决定论》所决定的，也兼具有五行运转规律的属性。然而“天子时代”三个1000年的起点规律与五行终结规律却是不一样的，然而依然非常明显具有五行规律隐含其中。比如第一个1000年五行发生于“土”，这就是西周的五行属性；第二个1000年的发生时代，实际上发生了一种五行逆转，也就是从五行“土”转到了五行“火”的位置，时代五行发生于“火”，这就是“西汉”的五行属性，也就是对应于“赤帝”或者“赤帝之子”的五行；那么到了人类文明随后的第三个1000年的起始五行，则继续发生五行逆转，也就是从五行“火”进一步转到了两宋五行的“木”属性。其实所谓宋木的这个“宋”，属于是一种“檐下木”的属性，一种小木，人为观赏木而已，难以成就参天大树，只不过是屈身于屋檐下的属性而已，所以两宋在政权上、在政治势力上从来就没有能够抬起过头来。其实这都是由于宋木的属性所决定的。告诉大家，以上给大家所揭示的关于“天子时代”三个1000年的起点五行，依据五行关系所呈现出来一种五行逆转序列，实际上恰恰反映出来的就是一种“用逻辑”的逆时旋转方向，也就是法轮逆行的旋转方向。

另外，纵观人类历史在“天子时代”的五行变迁规律，我们不仅仅验证了五行皆收于金的《终点决定论》的意义，而且我们还发现了各阶段五行发生按照相生关系逆行使用的规律。其实关于五行逆行的历史发展规律，我们在《天时五行断代法》一文中就已经给大家提到过。在同一个天时五行之下的多政权争霸格局关系，往往都是按照地利五行关系逆时针旋转的，比如春秋五霸的接替顺序其实就是按照这样一种五行逆向旋转关系所发生的。只不过当时写作《天时五行断代法》一文的时候，本人并没有彻底搞清楚这其中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而已。现在终于搞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如果我们把“天子时代”三段周期的起点与终点五行特征规律叠加在一起考虑的话，那么所反映出来的事实恰恰是在告诉我们，人类文明只不过是宇宙智能刻意安排的一种结果而已。这些规律，只不过人若不识五行之理而不能够得知而已。请大家务必记住这个道理：那就是，看不见的东西那绝对不能够等于是这些东西不存在，只不过是因为你还不具备发现这些规律的眼睛而已，或者说你还不具备接触这些东西的授权而已。

现在本人似乎是搞明白了一些人类文明五行变化的一些规律与隐含的深层原因了，特别是结合“天子时代”三个1000所发生的五行逆行的“用规律”，本人似乎更加明白了其中关于人类文明项目管理的意义所在了。

五行逆转规律，实际上所反映出来的规律那就是：人类社会的所谓历史“发展”其实是一种逆行耗能而“后退”的过程，人类文明越发展实际上离宇宙的动力源头越远，所谓“发展”完全是按照五行逆行方向所发生的后退，也就是每1000年在五行盘上就后退一位。就是这样的规律。张果老为什么倒骑驴呢？那不就是因为张果老他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是在后退嘛。这种五行后退，告诉大家，可不只是水平方向的意义，或许最后还会使人类文明在整体上从道德约束的人类应有的层次退化堕落到没有道德加持的妖魔鬼怪的层次也未可知？！其实根本就不是“也未可知”，而是已经发生。不信大家就看一看当代年轻人的头发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小鬼遍地呀。

许多读者或许知道，在中国传统思想之中，讲究所谓的“养用”关系。当年大清王朝被西方列强扣开东方古国大门的时候，也一直在讨论这个“养用”关系后者叫做“体用”关系，洋务派一直在争论到底是不是应该“东学为体，西学为用”？然而中华民族十分可悲的是“西学之用”根本没有学到家，“东学之体”也给丢得干净彻底了。

其实所有关于“外用”的维度，都需要遵循逆行五行生机之理，都是逆时“向外”旋转的，都属于一种耗能倒退机制，都属于是一种逐渐失去有效能量的过程，都属于边际效益递减或者叫做熵增加的过程。然而“内养”的机制那才是顺时针旋转的，是“向内”旋转的，是收取或者获得生命能量的过程，也就是提升生命能量级别的过程，对应于结构体，实际上也就是建立结构与有序的过程。

为什么心理学家霍金斯教授发现人类近现代文明会导致人类社会的能量值长期徘徊于190这个实际负值的水平呢？其实就是因为物质文明太过于强调“用”了，属于耗能过程，而忽略了能量提升的“养”机制。所有“用”的机制，那都是五行逆行的方向，是倒退的方向，是松懈结构体的方向，也是结构体失去能量的方向。关于这一点，其实法轮旋转的机制早就把这些问题说的清清楚楚了。只不过是一般世人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不相信而已。

本人已经给大家讲过许多次了，那些主义者们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划分根本就是错误的。把秦始皇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人那真是玩笑之极。秦始皇本人是反封建的。“反封建”那是秦始皇的口号。而真正的封建制应该是西周或者800年大周王朝的制度。其实所谓的封建制那就是“分封而建”的制度，也就“诸侯制”或者“分封制”，也就是一种“分权制”的治国体制，也就是老子言中“小国寡民”的那种制度，或者是孔夫子“克己复礼”努力希望恢复回去的那种制度。“诸侯国”实际上拥有各己独立的军政权和财税权，而不是“分封食邑”那么简单。其实欧洲中世纪的城邦制、城堡制也是这样的，所以欧洲的中世纪才能够被叫做“封建制”。而在中国，在秦始皇一统之前的“周天子”时代才能够被称为“封建制”，实际上属于一种“分权制”。然而秦始皇所建立的那是一种中央制、集权制或者郡县制，由中央统一管辖，而不是“分权制”。“中央集权制”与“诸侯分权制”完全是两回事。

其实中国的“封建制”发生在西周时期那也是有原因的，也是符合五行关系的。“封建制”的所谓“分封而建”的制度那就是给诸侯们各分一块地方，做享税收与百姓供养。其根本的治理基础就是那一块“封地”，因此“封建制”的五行属性所对应的那一定是“土”了，而周朝的五行属性那就是“土”，所以周王朝属于“封建制”那也是有五行基础的，“分封而建”、画地为牢，属于“土”时代。

然而这种“分封制”或者“诸侯制”到了秦始皇统一的时候其实在表面形式上就已经给灭掉了。秦始皇所开创的是一种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一统了，而不再是分封而治了。然而暴秦一亡，“分封制”在表面上似乎又返了回来，楚霸王项羽又分封了一大堆的诸侯王。

后来的楚汉争霸，项羽失败了，刘邦胜利了，刘邦建立了大汉王朝。然而汉王朝在汉武帝时代之前其实一直属于一种表面形式上的双轨制，既有分封的诸侯王又有中央管辖的郡县制，两种体制并行。只不过刘邦一直在想尽各种办法去铲除异性王而已。然而即便后来只剩下了那些刘姓王，最终还是爆发了著名的“七国之乱”。这其实就是中国封建诸侯权最后被剿灭的一个转折点。虽然在随后的中国历史上那种名义上的“诸侯王权”还在断断续续的存在，然而实际上可以挑战中央集权意义上的王权基本上已经就不存在了。

诸侯权在体制上属于一种分封的“王权”。所谓王侯将相，在汉朝随后的时间里，“封侯”那还是很普遍的，比如万户侯等等，往往属于一种食邑的享受权力而已，也就是抽税的权力，并没有合法拥有自己军队的权力。比如关羽就是“汉寿亭侯”，其实更象是一种荣誉官爵而已，往往封给有卓著战功的人。

我们讲，取消“诸侯制”实际上是在于剥夺拥兵的权力。传统社会属于“农耕文明”，衡量一个政权的实力往往取决于“耕战”这两方面。“耕”与人口有关，“战”则指的就是军队。取消“诸侯制”的核心其实就是取消了拥兵的权力，取消了威胁中央王权的可能，而关于“耕”的食邑权那还是可以保留的。其实这就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意义所在，使用福禄供养的方式来换回将领们的兵权。兵权归国家，福禄晌个人。然而兵权归国家，并不是仅仅通过取消“诸侯制”这么简单的方法就彻底实现了。

其实关于国家的兵制问题，我们说，即便是到了汉武帝之后也并没有能够彻底解决，到底是应该归中央还是应该归地方？比如关于“府兵制”与“募兵制”的问题一直争论到唐代，当年太宗临政之前的秦王府就属于“府兵制”。府兵制就属于战将平日养在各个王府了，中央政府不用花银子，一旦战事需要再从各个王府里征调。问题就在于“府兵制”会制衡天子的权力。

“募兵制”就是由中央政府统一招募军队、供养军队。一旦战事爆发就可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了。但是问题就在于平时需要“养兵千日”的问题，需要日常的银子、军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年曹操就想出了一个军屯的制度，平日了是民，屯田种地；战时则是兵，可以出征御敌。在这方面，曹操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军事家。

唐朝时期由于统治版图的辽阔，再加上当时的交通手段又无法实现及时有效的管控，所以就采用了一种节度使制，这实际上实属于军屯制的一种放大版，节度使可以集地方的军政大权于一身。这实际上就属于一种不叫诸侯的“诸侯制”了，其实也与唐代依旧保留的“府兵制”传统有关。最终唐朝还是亡于了这种节度使制，亡于了这种变相的“诸侯制”。“诸侯制”在于分嘛。

其实也就是说，战时的兵权归于国家这一点，在“天子时代”第二个1000年这个时代，基本上就已经没有多少争议了，此乃“用理”也。然而“府兵制”与“募兵制”之争的关键就在于非战之时由谁来负责“养兵”的问题，此乃“养理”也，与“用理”所关注的并不是同一个问题。只有到了两宋时代，也就是进入到了“天子时代”的第三个1000年的时代，兵权无论“养理”还是“用理”才一概的归并于国家。这与两宋时代的阴阳反转、文武反转的“去阳化”过程也是交相呼应的，与两宋时代所开创商业文明、国税充足也是密不可分的。

实际上宋太祖赵匡胤主要是吸取了唐亡于节度使可以平日拥兵的这个教训，因此赵匡胤就来了一个彻底的矫枉过正，彻底的实施国家“募兵制”，将军队养在军营里面。赵宋江山并且抑武扬文，在整个官吏体制上压制武将，剥夺高级武将统兵、练兵的权力，让武将脱离军队、军营。平时在军营里面带兵、练兵的都属于中下级的校尉级军官。然而到了战时就命令文官领军出征。那么这些御赐文官，第一不懂军事，第二看不起军人，第三又没有与士兵在平日里应该形成的手足之情，那么这样的军队出征焉有不败之理。

因此两宋军队的疲弱那是有原因的。两宋确实汲取了唐亡于内的教训，因此两宋几乎没有什么内乱、内祸，然而两宋王朝的外患始终不断，并最终亡于外患。其实这也证明了人类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两宋虽然汲取了前朝灭亡的教训，但是对于自己的命运而言，那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死法儿而已。其实这也属于东方文明发展到了两宋王朝必须发生“去阳化”的一种历史必然。两宋王朝所开创的实际上属于一种“文官制”，其实是为了传递给西方文明日后继承使用的。实际上两宋王朝已经进入了“天子时代”的第三个1000，已经属于《外壳》主导的“外文明”时代，然而两宋王朝在《外壳》上是懦弱的。也确实应该如此，进入“天子时代”第三个1000年，人类文明的中心应该离开东方文明了，因此两宋的命运就如同徽钦二帝的命运一样，成为了沦为羞辱的代名词。

那么还是让我们回到本节的正题，也就是关于大汉王朝汉武帝时代的意义。我们讲，秦始皇所建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实际上只完成了一种形式的开创而已，只有其形，也就相当于一个结构体《外壳》的建立，里面真正的内涵还没有装进去。然而大家知道，东方文明属于内导向，更加关注精神思想的“意”，因此只有在《外壳》之中装填进去思想内涵之后才具有真正的意义。这其中其实还必须通过连接《内核》与《外壳》之间的《内机》部分才能够实现，也就是通过一种完善成熟的制度才能够连接《内核》与《外壳》。大家知道，“天子时代”第二个1000年的使命那就是建立制度的成熟，成就一个“制度的巅峰”。

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属于《外壳》形式而没有内涵，形式之中没有加入可以真正持久的思想，秦始皇完成的只是一种“大一统”的形式而已，建立了中央专制体制之下的一种基层郡县制，将财税权与军权进行了回收和从新再配置。其实秦始皇的“反封建”仅仅是一种开始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结束。我们说，特别是到了西汉王朝建立的初期阶段，东方文明实际上是属于一种“集权制”与“分封制”并行的双轨制。

汉景帝之时，决定大汉王朝命运的“七国之乱”终于还是爆发了，同姓诸侯们还是想回到“分封制”的单轨制上面去，诸侯们不喜欢中央制派代表到诸侯国里面来监国，他们还是希望享有不受干涉的诸侯王权。于是中央君权与分封王权之间最终还是开战了。

我们说，秦始皇的“大一统”，那是制度形式方面的“大一统”，车同轨、书同文所注重的那都是形式，就连郡县制其实都属于是一种治理形式。因此秦始皇的“大一统”那是缺乏一种可以持久的思想内涵的，只是一种物质形式导向，这就是法家思想的特征，注重物形，不能够持久。一切强调物质效果的东西，那一定都是一种“来的快去的也快”的结果，因此暴秦一统那就唯有寿十五载而已，只能够是中华传统社会之中最短命的一个中央政权而已。其实剿灭七国之乱之后的大汉王朝仍然属于是一种形式上“大一统”的解决方式，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诸侯制回潮的问题。因为真正解决了中央集权与诸侯分权之间冲突的还应该说是汉武帝。武帝是从制度上根本的解决了关于诸侯分权挑战中央集权的问题。因此只有汉武帝才真正的把“大一统”的形式固定化、制度化下来，成为那个千古一帝。也因此武帝才可以有能力独尊儒术、一统南越、北逐匈奴、西辟丝路，成就千古一帝的霸业。

在汉武帝时代，董仲舒基于《春秋》“大一统”的理念提出了关于“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并且使孔孟之道成为了之后2000年正统治国的王道。另外汉武帝的“消番之法”要比晁错的方法要精妙许多，完全有别于当年晁错的激进之法。其实汉武帝的“消番之法”非常符合儒家思想的缓和缓冲之法，属于“事缓则圆”、“中庸不过犹”的道理。

当年晁错在给景帝的《削藩策》中说“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从了晁错，于是七国反了。要不是因为有军事奇才周亚夫出手三月平叛，还真不知道汉景帝应该如何收摊儿呢！

然而汉武帝使用的方法却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方法，他充分借用了时间的力量使诸侯们自己自愿的变小。表面上这是一种“以利诱之”的方法，实质上却是一种“削藩而不使之反”的方法。汉武帝使用利益之法瓦解诸侯王权的力量，彻底解决诸侯权的威胁问题。请大家允许本人在下面第三个小标题中再给大家继续讨论关于汉武帝削藩妙法的问题，而且到时我们还会结合西方文明维京海盗所使用的方法，对比的给大家讨论一下关于东西方文明不同的塑造之法。

那么接下来在下一个标题之中，还是让我们先讨论一下关于“农耕时代”的一些事情，因为大家知道，概括的讲，东方传统文明属于一种“农耕文明”，而西方近代文明则属于一种“工商文明”。其实东方“农耕文明”的真正建立，应该说也是在“天子文明”第二个1000年的汉武帝时代所成就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