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审判（第六章）：《两汉论》与汉武帝时代的独尊儒术（二）

第六章 三教确立的中间阶段

第一节 《两汉论》与汉武帝时代的独尊儒术

二、建立一种成熟的“农耕文明”

我们讲，东方传统社会属于一种“农耕文明”、“农耕社会”，区别于西方近现代文明给人类所带来的这种“工商文明”。“农耕文明”，如果使用现代西化了的术语来讲，又称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作者注：所谓“自然”不过是唯物论者们的观点而已，我们有神论者并不承认没有生命意义、没有意志的“纯自然物”）。这种“农耕文明”同时又是一种超稳定的社会系统。如果借用耗散结构理论来讲，这种“农耕文明”或者“农耕社会”的“自给自足”的社会结构又可以称为一种“自组织结构”，属于一种具有内动力的、可以长久持续的“自生机制”。相反，西方文明则属于一种资源外耗型文明，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就才200年，地球资源就已经感到难以为继了。主义者狂徒们一直吹嘘：过去200年人类物质文明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超过之前的2000年总和。其实这根本不是可以炫耀的什么丰功伟绩，而是物质文明无能的犯罪见证而已。

告诉大家，所谓的“农耕文明”，其实包括“农”与“耕”两个方面的属性，就象“工商文明”其实也包括“工业文明”与“商业文明”的两个部分一样。其实“农”的问题主要是解决“人口”生存的问题，在人类社会的那个传统时代，或许中华文明的人口一直保持在超过全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规模水平，而且这些人口绝大部分都生活在长江以北的北方地区，也就是所谓的中原地区。在《地球、海洋与陆地》一文中，本人曾经给大家论述过，在那个“先天文明”时代（“先天八卦”时代）以及在“天子文明”（作者注：也是“后天时代”或者“后天八卦”时代）的早期，中国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过于湿润，还不太适合于人类生存，只有黄河流域才是当时最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在那个时代，山东地区还都是竹林茂盛，黄土高原也是郁郁葱葱，根本不是象当年极力推崇海洋文明的那部片子——《河殇》的那种无知论断，以当今的人类环境去论证5000年的文明起源，整个一个“关公战秦琼”。

华夏大地，5000年前一直到2000多年前，中华文明的人口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比如东周时代的楚国就属于国土广阔而人烟稀少的状况，吴越之地那就属于百越南蛮之地，皆是肌肤刺青之族。不妨告诉大家，当代人把刺青当做了一种时尚，实际上皆是“不知文明为何物”的一种表现而已，其实都是“文明”还未进入人类皮囊的一种表现而已，也就是人类皮囊暂时由“地上人”托管时代的一种表现而已。关于这一点，关于人类皮囊与“地上人”或者“下走人”（作者注：天人下走人间的高级宇宙生命）的关系问题，我们会在本章的第四节中再给读者们进一步的展开讨论。

其实中华文明人口的大规模南移和东方文明中心的南移，那是发生在南宋时代，随着宋朝廷南迁而发生的，使中华文明的经济中心发生了转移。其实这已经是“天子文明”进入第三个1000年以后的事情了。那么为什么宋文明需要南迁呢？或许我们就必须再给大家多说两句超常的道理了。

还是让我们先从五行说起吧。我们不是给大家讲过嘛，东方文明发展到了两宋的时代，为了满足“东学西传”的要求，那么就必须发生一种“去阳化”的过程。只有“去阳化”，才能够完成阴阳内外反转、实现阴阳反转、实现阴阳外化显化与要素化的过程。我们给大家多次介绍过关于阴阳含义三个层次的概念。第一个层次就是“层次阴阳”，其实具有一种上下沟通的意义。“天子时代”的第一个1000年实际上就是按照这种“层次阴阳”之理来运作的，人类文明“上承天道”而打造“思想的巅峰”。那么接下来的第二个层次的阴阳那就属于“内外阴阳”之理。“天子时代”的第二个1000年实际上就是按照这种“内外阴阳”的机制来运作的，并且依据“用理”的方向、也就是按照“由内及外”的发展过程来建立人类文明的制度成熟的，也就是成就一种“制度的巅峰”。那么接下来关于第三个层级的阴阳那就属于是“要素阴阳”了，也就是阴阳外化了的表现。告诉大家，男女雌雄其实就属于阴阳外化最典型的表现，其实就属于阴阳之理的最低层次，而不是阴阳之理的高层层次。人类文明在“天子时代”第三阶段所对应的实际上就是这种浅层次的“要素阴阳”之理，阴阳关系都已经推到表面上来了、都已经外化了。告诉大家，两宋时代的中华文明“去阳化”过程其实就是干这个用的。

就是因为这个“去阳化”过程的发生，因此两宋政权就变成了一种阴柔懦弱的政权，连徽、钦父子两代皇帝都可以被外族掳走了。因为大宋王朝威武之阳早就已经被“去化”了，剩下的那就只有谈骚论赋的书生们了，结果就只能够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了。其实这个“去阳化”、“书生制”的过程，那是因为东方文明所开创的“文官制”需要外传给西方文明，这是东方文明在“天子时代”第三个阶段的历史使命。

就是因为宋王朝已经被“去阳化”了，那么这个政权机体当然就阳气不足了，因为阴阳反转之后，“内阳”已失（作者注：“内阳”又称“真阳”，八卦坎卦之中的那个阳爻就属于“真阳”，属于“水中火”，具有某种先天属性），那么就只能够向“外阳”靠拢了，也就是向离太阳近的地方靠拢了，因此大宋王朝就需要去南方了，因此宋王朝就必须南迁。这是“天子时代”第三个阶段的使命必然。

如果再结合本人在《地球、海洋与陆地》一文中已经给大家讲过的关于地球温度的调节机制，那么对于大家的理解可能会更有帮助，因此不妨给大家引用一下本人《地球、海洋与陆地》一文的相关文字。需要告诉大家，本人在写作《地球、海洋与陆地》一文的时候还丝毫没有写作本文的想法。

其实大家只要打开一下思维，往下再想一步并不难。这些水体，如果人类不能用，那么恐怕就只有神会来用了。比如储存在南北两极的这部分水体就象是神用来调节本次文明（并不限于本次文明）各个朝代的兴衰更替的控制器。简单的说，神佛只要让地球上的平均温度上升1-2°C，那么地球气候就会变暖，两极冰雪就会融化，海平面就会随之上升，热带海洋气流就会变得强盛，全球气候也就会变得湿润多雨（当然不能象大洪水那样多），中原大地的农业就会五谷丰登，于是中原王朝就会富足强盛；相对的，北部的草原民众也会因为水草肥美而游牧于欧亚大草原带的北部。于是中原农业王朝与北方草原部落都会各自安居乐业、互不相扰、相安无事。其实这都是中原王朝道德回升、敬天爱民的结果表现而已，因此神佛就会安排这样的中原气候与地球温度。但是如果中原王朝统治者一旦荒淫无道、毁佛逆天，那么神佛掌控人类文明的方法也很简单（这只是我个人的认识），只要稍稍把地球的平均温度下调1-2°C即可，就象我们现代人类科技的空调遥控器一样，只要将温度下调1-2°C，那么南北两极就会凝聚更多的冰雪，海平面就会随之下降，输送水汽的热带海洋气流就会衰减，北方干冷气流就会强盛，于是中原大地农业就会衰减，衣食不足的农民就会揭竿而起，中原王朝就会因为内乱而风雨飘摇；与此同时，北方草原民众，因为气候的变冷，必然会追随牧草而南下取食，于是就会与中原农业王朝发生冲突，南北民族不再相安无事。于是内忧外患就会摧毁这个失德的中原王朝。

民以食为天，就这么简单的道理，神佛通过控制南北两极冰雪的体量就能够控制地球的气候，通过控制气候就控制了人类的农牧业，从而控制了中原王朝的兴衰。地球南北极的水体好象就是干这个用的，就象是地球大冰箱的制冷压缩机一样。但这个“水暖式中央空调”好象确实不是给人类用的，而是为了调控人类文明的兴衰的。

只要把地球上的温度向下调低两度就可以极其便利的控制人类文明的走向。那么两宋王朝不就发生“去阳化”了嘛，多么简单的一件事呀，不是吗？！难道这不是人类文明项目管理的逻辑吗？这不是宇宙智能管控论的逻辑吗？对于已经拥有了现代工业技术和现代管控知识的当代人类而言，其实这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道理。提前告诉大家，人类文明在两宋之后还有一次非常重要的降温时期，那其实就是在明朝末年所发生的降温，那也是近代人类文明时期所发生的一个所谓的“小冰期”，与本文下一章也就是第七章之中我们要给大家讲述的“诡异的1644年”这个标题那也是密切相关的。

还是让我们回到“天子时代”关于“农耕文明”确立的这个话题上来吧。“农耕文明”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一种比较“平和”的生活方式，对于地球资源的利用比较节俭，而且也比较注重使用那些“再生性”资源，比如我们在以前给大家提到的那个“竹木文化”。然而近代西方物质文明却是一种开启人类欲望与贪婪的文明方式。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霍金斯教授的那项关于万物能量级别的研究发现：“平和”的能量值是600，是正负能量分界点200水平的三倍；而“欲望”的能量值水平是125，远低于200这个分界点。

东方文明“重意不重形”，更侧重精神或者灵性追求，物质需求方面能够满足基本需要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多多益善”。东方文明认为物质财富过多，那是属于“过犹不及”的。也就是说，东方文明属于精神追求最大化、物质追求最小化的一种我们。然而西方文明恰恰相反，属于物质导向型文明，属于重物形而轻意境的文明，也就是物质追求最大化、精神追求最小化的文明。如果使用物质追求最大化的物质文明的判断标准去与物质追求最小化的传统文明进行比较的话，然后得出自己的物质创造力是以往传统社会的10倍的结论，再还拿出来炫耀，这种主义者们自以为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实际上却是一种恬不知耻的行为而已。这种行为实际上就是在告诉世人，这些人自己完全是没有道德追求或者没有道德约束的一群人而已，完全就是害群之马，大家最好离他们/它们远点。

关于“农耕社会”，大家知道，需要解决“农”与“耕”这两方面的问题，而这两方面问题的解决其实都与汉武帝时代有关。首先关于“农”的这个问题，大家知道，与“人口基数”有关，或者反过来讲，在传统社会，一个文明能够养活多少人口，实际上就代表着这个文明的发达程度与文明实力。告诉大家，“天子时代”第二个1000年中，华夏文明的峰值人口一直维持在5000万-6000万的水平。有些专家总喜欢使用技术的原因来做解释，说传统社会，因为人类所掌握的技术低下，因此“人力”就属于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的主体，所以一个文明可以养活人口的多少就决定了这个文明的发达程度，人多力量大，生产的粮食就多，反过来能够养活的人口就多。

表面上，这些逻辑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然而本人认为这些说辞那是绝对经不起仔细的推敲的。其实这种观点仍然是物质第一性、物质决定论、《起点决定论》的思维，仍然把所谓的技术发展归功于人类自己的努力。我们不妨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牛顿-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可以看做是西方“理性思想”向物质技术逻辑转换过程之中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然而早在牛顿之前的1800年，阿基米德就曾经推导出来过微积分原理，然而人类文明在那个罗马时代却没有发展出来象近代人类的这种物质文明。难道是人类的智慧程度不够吗？显然不是。阿基米德连微积分的公式都推导出来了，怎么能够说明人类的智慧不够呢？因此那种所谓人类科技发展能力决定人类文明程度的眼光显然是占不住脚的。阿基米德的事实告诉我们，即便是在人类文明的某个时代，人类的某些个体具有某种能力，然而如果神佛不允许人类文明在整体上发展到那种程度的时候，人类个体成员无论如何努力，其实也是无效的，甚至这种努力是完全逆天命的。比如这位被认为是科学巨匠的阿基米德，他死于罗马士兵这件事本身其实就不是偶然，或许阿基米德再研究下去就已经逆天命了，因此就必须停止了。

绝不是人类智慧是否达到某种程度就决定了人类文明发展这么简单，而是宇宙意志所安排的人类文明是否允许走到那一步才是关键。科学巨匠阿基米德让罗马士兵给杀死了，其实这就属于是使命使然，不允许阿基米德再往下继续研究了，因为宇宙的意志已经不允许了。促使人类文明过早的走入下一个阶段其实那是有违宇宙意志安排的。这就是本人关于人类文明的逻辑认识，不是物质第一性的那种《起点决定论》逻辑，而是基于宇宙意志关于人类文明进程的《终点决定论》安排的认识。因此，虽然科学界推崇阿基米德，然而本人却绝不苟同，科学狂人已经忘乎所以了，已经忘记了天命了，这就象本人关于诸葛亮的评价与主流认识完全不同一样。关于诸葛亮评价的这一点，本人以后也是要给大家讲的。

那么让我们从新回到传统社会关于文明实力与“人口基数”关系的这个问题上来吧，也就是我们需要颠覆一下关于技术水平决定了人类文明能够养活多少人口的这种因果关系。本人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到了某个阶段或者某个时代，因为有那么多的“人口基数”要被安排来到人世间，所以就必须有一种技术能力在人间被发展出来，准备迎接“人口基数”的到来。也就是说，《起点决定论》认为，技术为因，养活的人口规模为果；然而本人的观点则恰恰相反，人类文明需要养活的人口规模为因，也就是需要下走的“天上人”数量为因，技术准备必须跟上为果，必须事先在人世间做好技术承载的准备是果。本人这是一种基于《终点决定论》看待人类历史因果关系而得出的结论，一切所谓的技术发展其实都必须符合决定论、管控论的一种预先设计。

我们讲，在“农耕文明”时代，农业文明的经济水平与“人口基数”属于一种线性函数的一一对应关系，也就是物质财富与“人口基数”有一种完好的简单线性对应关系。其实这里面也涉及到东方思想影响人类主流生活方式的作用。也就是说，东方“农耕文明”的这种“人口基数”对应关系实际上非常符合东方传统思想之中的这种“中庸思想”。什么东西都讲恰到好处、过犹不及的道理，物质财富能够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就行了，而不是追寻这欲望膨胀走。因为每个人的基本需求，在特定的地理气候环境条件下，基本上是一致的，于是我们就得出这样的公式：

农业文明总水平 =“人口基数”X基本需求水平

然而西方工商文明则追求一种“过度”与“多余”的物质财富，以满足被释放出来的人类欲望，那么西方文明对于物质的需求或者说对于财富的贪得无厌就会被无限放大，因此物质财富创造就与人类的基本需求脱钩了，于是我们就得出这样的公式：

工商文明总水平 = “人口基数”X 物质欲望水平

因为“物质欲望水平”被假定是无限的，属于一种高阶函数，因此“工商文明的总水平”就永远无法追赶上人类现代文明“物质欲望水平”无限膨胀的脚步，因此在决定“工商文明总水平”的公式中，“人口基数”就属于一种常数，所起的作用就不太大了。反过来就是说，这个物质文明的发达程度与能够养活多少人也就没有多大直接的关系了。也就是说，在现代人类物质文明的社会之中，人口多少已经不能成为判断当今社会发达程度或者国家实力的指标，比如当今物质福利最发达的那些国家，几乎都是人口呈现负增长的一些国家，而人口基数巨大的国家、人口增长快速的国家，恰恰都是属于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然而对于传统的农耕社会而言，“人口基数”确是可以衡量这个文明的发达程度与国家实力的指标。其实当今中共国喜爱炫耀GDP这个数字，其实也有这方面的思想原因在起作用，使用规模数字来表明自己要当老大。殊不知，规模时代的游戏规则已经过时了。

其实工商文明，“物质文明总水平”与“人口基数”已经脱钩、与基本需求水平也已经脱钩，而是与物质欲望挂钩的，其中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因为存在着人类物质欲望或者叫做需求的边际效应递减的这样一个原因，因此物质文明无论如何所谓的高速发展那也是始终无法追赶得上人类物质欲望膨胀的水平的。

讲完了“农耕文明”关于“农”与“人口基数”的关系问题，那么接下来就再给大家来讲一讲关于“农耕文明”的“耕”的问题。那么先让我们来说一说关于“牛耕与铁犁”的问题，这也与汉武帝时代有关。我们讲，汉武帝时代，具有确立传统的东方“农耕文明”的意义也在于此。

关于“耕”其实包括几个方面，那么还是让我们先从关于“铁犁与牛耕”的发明说起吧。据说在人类历史上最早进行人工炼铁的民族应该是居住于小亚细亚的赫梯人，年代大约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400年，也就是属于“先天文明”的时代，因此与我们本文一直所关注的东方文明“天子时代”的“后天文明”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然而对于被欧亚大陆地理分割的中华文明而言，无论是人工冶铁的出现还是牛耕的出现，其实都是发生在那个“诸子百家”的春秋时代，想必也是有深层原因的。然而在整个的春秋战国时代，铁器或者说“铁犁与牛耕”在农业方面的使用还是非常稀少的。稀有的铁器主要还是应用于兵器等武器制造方面。根据现代的考古发现，即便是一统六国强悍的秦国军团，当时所使用的武器仍然是以铜质武器为主，由此可见战国时代铁器的稀少，还不太可能被广泛的使用在农业领域。

只有到了汉武帝时代，使用铁犁的二牛三人耦犁“牛耕法”才由赵过向中原帝国的全国范围进行推广，也就是大汉王朝倾全国之力进行这种农业变革。另外，赵过的“牛耕法”的贡献还在于耕种方法也就是犁地方法的变革，还不仅仅在于使用“铁犁与牛耕”。“铁犁”属于技术工具，“牛耕”属于动力系统。其实任何工具或者动力系统的改变都必然会引起工作程序、工作流程的变革。

大家知道，中国北方人主要以小麦面食为主。大米水稻那基本上是属于南方的作物，因为需要大量耗水，不适合于当时中国北方的广泛种植。另外我们已经给大家讲过，在“天子时代”的中早期阶段，华夏文明的中心一直在北方，中华文明重心的南移那是进入到“天子时代”第三个1000年以后才大规模发生的事情，因此我们说，为了能够有效的“生养”中华文明、为了缔造传统“农耕文明”的辉煌时代，那么人类文明这个项目工程就必须首先解决北方旱作作物的耕种技术问题。

这种旱作食品那就是北方人的主食，小麦。据说小麦也是原产于中亚，本人推测应该说是人类前一期文明的产物。本人在《地球、海洋与陆地》一文中给大家讲过，上一期人类文明的中心在中亚。不知道中亚的小麦是不是前一期人类文明给我们这一期人类文明所准备的遗留物？据说小麦是西周时代传到中原地区的。因为中亚在五行方位上是属土的，而西周时代的天时五行也属于土，不知道小麦这个时代传进来是不是也有某种相关性？

在中亚地区能够生长的小麦传到中原地区当然能够生长，那是一定可以生长的，因为当时中亚地区的气候应该比中原的气候更加干旱。这里可以告诉大家这样一个基本规律，那就是我们这一次人类文明历史的演变，特别是人类文明进入“天子时代”以来，我们这个地球上的气候一直在发生着一种逐渐不断干旱化的过程，也就是从大洪水时代以后一直向着干冷的方向发展，我们在前面不是给大家引用过本人《地球、海洋与陆地》一文中关于“地球气候遥控器”的那个论述嘛，其中关于人类文明项目管理的管控机制与“地球气候遥控器”的原理其实也是一致的。

这里不妨再给大家引用一下关于江本胜博士水结晶实验发现的一个延伸意义。江本胜博士水结晶实验，相信大家都已经知晓了，本人以前在《正见网》上也有相关的论述文章，因此就不在这里给大家再展开详细的介绍了。如果某些读者对此内容感觉陌生的话，那么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找一找。我们这里想跟大家讲的是：（1）水是有智慧的，水甚至是有善恶价值观导向的，这些是江本胜博士水结晶实验已经发现的内容；（2）本人接下来给大家强调一下，这其实也是江本胜博士的发现，那就是，接受到了善信息之后，水结晶就形成美丽的六边形，实际上所表示的那就是，善信息、正能量可以促成一个结构体的形成；相反，如果接受到了恶信息之后，水结晶就呈现一种黑洞式的形态，实际上所表示的那就是，恶信息、负能量可以导致一个结构体的解体；（3）大家知道，水是构造生命的基础物质，比如人体的组成成分绝大部分都是水，这是大家知道的。然而还有一般读者不太知道的事实，那就是，人生命的发展历程，也就是，人从婴儿到年老的生命过程，实际上就是人体水分百分比逐渐降低的过程，也就是人体各种器官逐渐干化、硬化脱水的过程，比如婴儿体内水分可以高达80%以上，成年人的水分百分比就逐渐降到了70%，再往后就降到60%，人到临终的时候基本上就下降到50%的水平；（4）另外，人体之中水分百分比含量最高的器官那是人的大脑，也就是人类认为承载思想、承载精神的部分，水含量可以达到80%的水平，然而人体之中含水量最低的部分那就是手脚骨骼的部分，也就是负责物质机械功能的部分；（5）道家思想讲：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反过来这样认识，宇宙规律或者自然规律实际上就是按照人体生命规律来发展的——宇宙就是一个大人体；（6）那么，人体变老的过程就是一个失水的过程，给予人类文明的启示那就是，人类文明“天子时代”的历史发展进程也就是一个不断干旱化的过程，也就是人类文明逐渐失去生机、逐渐远离“生的机制”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失去“精神”意义的过程。这就是西方文明走向“灭的机制”的现实，也是克劳修斯所揭示的物质宇宙最终“热寂”的宿命。

可见，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渐进的脱水过程，是一个不断失去“生机”的过程，这种过程实际上需要上千年的渐进过程才能够体现出来，这是人类文明在物质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脱水”过程，比如楼兰古城就是最形象的佐证。

接下来还有一个相关联的问题，那就是许多历史“砖家”认为，“农耕文明”的小麦从中亚引入中原之后，所面对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解决小麦抗旱的问题。然而对于这种说法，本人认为在逻辑上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小麦既然能够在中亚抗旱生长，那么在物种属性上肯定是耐旱的。西周时代把小麦引进到中原之后肯定能够正常生长，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真正的问题到底应该在哪里呢？本人认为，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绝非抗旱的技术问题，而是解决如何提高小麦亩产产量的问题。其实这个产量问题就与我们前面给大家所提到的关于“人口基数”的问题又发生关联了。

大家知道，在“天子时代”的中早期，中华文明所生养的人口一直占到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因为在我们本次人类文明时代，大量来到人世间的宇宙生命都需要在这个时代在中华文明之中完成生命结缘甚至生命多轮回的功过累积过程，中华文明一直肩负着“通天道”的使命，因此中华文明就必须肩负起能够生养一半世界人口的重任。

因为地球的气候是逐步变干冷的过程，而不可能一瞬间完成，否则人类文明也适应不了。那么进入“天子时代”第二个1000年的时候，地球气候虽然已经比大洪水时代之后变得干冷了许多，然而江南地区仍然属于是热障之地，还不适于大规模的人类生存，因此中华文明生养一半世界人口的责任还得靠北方，因此就得解决小麦在北方大规模生产的问题。其实本质问题是解决小麦在北方提高生产亩产产量的问题。只有提高产量才能够生养得了那么大的“人口基数”。

所谓解决小麦抗旱的问题，实际上也是犯了当年《河殇》同样的逻辑问题，用当今人类的地理气候环境去解释2000-5000年前还郁郁葱葱的黄土文明的问题。我们不是给大家讲过嘛，我们本次人类文明以来，地球气候一直在发生着一种逐渐变干冷的过程。那么我们又如何可以使用当今地球的气候去解释几千年前人类文明的“地之理”的成因呢？完全对不上号嘛。这也是物质唯物主义解释人类文明发展的荒谬之处，根本就对不上号。其实“假设一切条件不变”，这只是“实证科学”研究小尺度规律的方法，如果放在时间中尺度上研究关于人类文明历史发展规律的时候，那根本就无法使用的，完全驴唇不对马嘴。然而所谓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对于人类文明以及地球环境变迁这些方面的因果规律那是完全无知的，即便是站在物质第一性的基点上考虑，其实也是找错了物质参考系的时间基点了。

汉武帝时代赵过所推广的叫做“代田法”，也就是使用牛梨把农田耕出沟与隆，然后沟与隆分年轮种，以保证土地的墒情，以提高小麦种植的产量。赵过的这种沟隆轮种的“代田法”其实是充满了东方阴阳思想的一种技术发明，是一次真正的“农业革命”，绝对可以与西方近代的“工业革命”相媲美，持续的养活了东方文明2000年。也就是说，赵过的“农业革命”与西方文明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在本质方面的共同点那就都是为了满足生养世界的“人口基数”的。关于世界的“人口基数”问题，我们会在第八章再给大家重点讨论。

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讲，按照所谓的生产力决定论的观点讲，说是生产力决定了生产方式，再决定生产关系，再决定上层建筑、决定社会型态。在这种唯物观点中，物质永远是第一性的，是决定因素，物质被当成了推动事物前进的第一动因，被当成了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动力。其实这都是一种《起点决定论》的观点，而且起点都是物质的、都是自然的、是不可控的。所谓“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然而我们需要告诉大家的是，“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东西那未必就是没有意志，未必就必须归给物质。这种不属于“人的意志”就一定属于“物质自然”的逻辑，这种“非此即彼”的逻辑，其实只有在二分法的框架之中才能够成立，完全属于那种自己建立规则再自己给自己裁判为冠军第一发奖牌的做法。物质第一性的逻辑完全就是这么来的，属于一种循环逻辑。其实无论是达尔文还是马克思其实都是这么玩儿的。

大家知道，本人一直以来都是《终点决定论》的观点，都是《宇宙智能论》、宇宙意志管控论的观点，都是人类《文明使命论》、《历史安排论》的观点，因此本人一直否定先有技术发展而后有人类文明跟进的逻辑。本人一直这样认为，因为《历史安排论》要安排那么多的人口来到人世间，所以就必须事前安排好必要的技术准备。毕竟物质技术属于手段，是为人而服务的，人才是根本目的。应该是技术围绕着人转，手段围绕着目的转，而不是颠倒过来的逻辑，目的与手段颠倒，让人类成为技术的奴隶。其实这种颠倒逻辑完全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了“末期”之后的一种“反理”逻辑的表现，是人类文明在物质欲望的驱逐下自己玩儿自己去了的一种逻辑。实际上就是在魔性的驱逐之下跟着邪魔玩儿去了的逻辑。

汉武帝时代赵过发明的“代田法”实际上解决了提高小麦亩产的问题，解决了生养世界“人口基数”主力军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解决了有效供养地球上人类皮囊的“基数”问题，以迎接更多的高层宇宙生命随后“下走人间”的承载问题。那么为了赵过“代田法”的实施，在事前是不是还需要有什么其它准备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这其中最主要当然就是“铁犁与牛耕”了。其实在铁犁与牛耕使用之前，人类的农业文明还出于一种“播种文明”时代，还不属于“农耕文明”时代，使用的完全是人力、锄头播种种子的种植方式，叫做刀耕火种，人力还没有能力把农田翻耕一遍，粮食产量还很低下，无法满足“人口基数”扩张的要求。也因此那个时代的农业文明还不能够称为“农耕文明”，因为还没有真正“耕”的概念。“农耕文明”必须要有“铁犁与牛耕”这个技术前提，也就是赵过发明“代田法”的前提。牛耕代替了人种，铁犁代替了锄头，农田才可以被耕出“沟与隆”来，因此分年轮种提高小麦亩产的方法才成为了可能。

另外，在战国时代所发生“授田法”替代“井田法”其实与赵过“代田法”之间也是存在着相互关系的。“授田法”实际上是扩大了中原文明农田的总面积，而赵过的“代田法”则是提高农田的单位亩产。两者效果叠加则是增加了农业总产量，所以才能够生养东方文明更多的“人口基数”。其中“授田法”属于外延式开发，而赵过的“代田法”则属于向内开发，更符合东方文明的“内文明”传统，因此本人认为赵过的“代田法”更具有东方文明的属性，所以我们就比较看重赵过的“代田法”的意义并拿出来单讲。汉武帝时代的这一次农耕革命更加具有拱卫东方文明物质基石的意义，彻底的解决民以食为天的问题，解决东方文明必须面对的“人口基数”问题。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