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6年03月13日】
在统一中国建立唐朝的战争中，立了大功的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二儿子。高祖李渊，于武德九年(626年)，把帝位传给李世民，是为唐太宗。
李世民是一个能够严以律己的皇帝。还在唐朝建国前，李世民打败了窦建德，率军进入洛阳。他下令将军们，给各宫殿和仓库都贴上封条，一无所取，只是收集了隋朝的典章制度，各种档案，保存起来。
贞观二年(628年)夏末，天气炎热，大雨霖霖，殿内又闷又潮，大臣们建议给已经当了皇帝的李世民，修一个高阁，供他居住，以避暑湿。他说：“朕的气管不好，当然不适合住在这么潮湿的房子里。可是，如果朕同意了你们的意见，就要花费许多钱财，还如何称得上为民父母呢？”因此拒绝了他们的建议。
兼听各方面的意见，不怕臣下顶撞自己，鼓励臣下讲自己不爱听的话，是唐太宗的一大特点。贞观元年正月，刚刚作了半年皇帝的李世民，便下诏让谏官随宰相一起入朝议事。谏官本来就是给皇帝提意见的，只有能够入朝，才能给皇帝提意见。贞观四年秋，唐太宗在同大臣们评论隋文帝杨坚的时候，指出，杨坚的缺点是看不清事理，不信任朝臣，不能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朝臣们即使觉得他有什么不对，也不敢直言，只是顺从地执行他的旨意而已。他说：“天下这么大，怎么能只按一个人的想法决定取舍？朕要选用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要让他们各尽其用。”他当即让有关部门起草诏书，告示各地：“皇帝的诏令，如有不合时宜者，也不要顺从执行。”事实上，唐太宗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
魏征原来是窦建德的起居舍人，站在李唐的敌对面。被唐军俘获后，又给李建成当了直洗马(官职名)，并且给李建成提出排除李世民的建议。但李世民看出他是个人才，任命魏征为自己的詹事主簿，当皇帝后，又任命他为谏议大夫。魏征是个直性人，敢于直言太宗的过失。贞观元年，有十几人次，奏告岭南少数民族首领冯盎反唐，太宗下令派江南五岭等地几十个州的兵力，要讨冯盎。魏征谏止说：现在国家初定，而岭南地区瘟疫横行，不宜大规模地用兵。再说，现在还看不出冯盎确实造反，不应该用兵。太宗说：现在，这么多的人来告他造反，他又几年不来朝拜，怎么还说看不出他造反呢？魏征据理力争说：如果他真的反了，他一定会派兵占领险要去处，攻占抢掠郡县。而几年以前就有人说他造反，而并不见他派兵出境，这就证明他没有反。现在大家都说他造反，而陛下又没有派人去抚慰他，所以他不敢来朝拜。如果陛下派一个使臣去安抚他，他一定为避免了一次灾祸而高兴。可以不用兵而让他臣服。太宗听了魏征的意见，派了一个使臣到岭南，冯盎派他的儿子同使者一起到长安朝拜。一场干戈，就这样化为玉帛。太宗高兴地说：“魏征让我只派了一个使臣，岭南便安定下来。一人胜过十万之师！”他奖励了魏征。这是唐太宗律己纳谏、治国益民的又一件大事。
不仅是魏征，别人的不同意见，他也肯听。太宗深为选吏过程中的欺诈行为所气愤，有一次下了一道敕命：凡有在选吏过程中所报情况不实的，一定要自首，否则杀头。后来果然发现一个虚报的人，太宗便要杀他。兵部郎中戴胄，谏道：按法律的规定，这个人应该流放，而不应该杀头。太宗听了大怒道：你要守法，难道就让我失信吗？戴胄说：敕命是陛下在气头上发布的，而法律则是国家取信于民的根本。如果陛下以法律来决断此事，是忍小忿而存大信。太宗听从了戴胄的劝告。
由于太宗重用耿介之士，小人便无法靠前，所以他的身边，集中了一大批像魏征、戴胄这样正直有为的官吏，如屈突、尉迟、马周、刘洎等等，都是这类正直之士。
不但重用直谏的人，还在隋朝官制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完整的行政制度和相应的机构，使官僚机构得到了精简。还建立了科举制度和学校，使官吏的选拔，更加有法可依；也使普通百姓中的志士仁人，有了进入国家机构的可能。
戴胄所以敢于以法律来反对太宗的敕命，也同太宗重视法制有关。前面说过，当他进入隋朝宫殿的时候，只收集了隋朝的典籍。他登上帝位不久，就着手更定律令，让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在隋律的基础上加以修订，制定了唐律。修改法律的一个总的精神，就是减轻刑罚。长孙等人的修改稿，取消了五十条处以绞刑的条款，而把这些条款中的绞刑，改为砍掉脚趾。太宗说：朕是赞成废除肉刑的，还是改成其他处罚为好。后来改成了流放到三千里以外三年。还规定，判死刑的人必须上报朝廷，经过三次往返审核，才可以执行，而朝廷各衙门的人犯了死罪，要经过五个反复。贞观四年这一年，全国才处决了二十九个人犯。
唐太宗是很爱护他的子民的。贞观二年，下令由国家出钱让那些自卖为奴的人赎身，回到父母身边。还曾用金帛从突厥赎回汉人八万口。为了灾年能够更好的赈济灾民，又下令各地修建义仓，储粮备荒。到了贞观三年，流落到塞外的汉人和自动移入中原的少数民族人数，多达一百二十多万人。
太宗身边的大臣，帮助他实施了很多好的办法。如推行了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等等。这些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部分满足了他们的土地要求，从而提高了他们生产的积极性，也使社会比较安定。因此，在自然灾害不断的情况下，也使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好的发展。到了贞观四年(630年)，天下已经很富足，每斗米不过三、四钱。人们不在家的时候不必锁门。出门在外，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还得自己背着粮食。因此，人们把唐太宗当政的这段时间，称为“贞观之治”。
(《旧唐书•太宗纪》《资治通鉴•唐纪》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