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8年03月09日】
一、王义方之母教子：不畏权贵！
王义方(615—669)，唐代泗州涟水县(今江苏涟水县)人，他自幼丧父，侍奉母亲，非常恭敬。他饱读诗书，通晓四书五经，是个饱学之士。王义方一生官位不高，最高只任御史台侍御史，属六、七品的监察官，但他却名登国史，在《旧唐书》《新唐书》中均有他的传记，北宋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中，也有关于王义方的记载。
当时的宰相，是名臣魏徵，魏徵很欣赏王义方的才华，也很看重他的为人，魏徵的妻子有个侄女，已到出嫁年龄，尚未婚配，魏徵便想将妻侄女，嫁给王义方，于是便托人带话给王义方。按理说，王义方的官职-不大，正需要在朝廷里找个靠山往上爬，而魏徵是当朝宰相，位高权重，这不正是求之不得的好机会吗?可是，让人不解的是，面对天上掉下来的这个大馅饼，王义方却不为所动，他很坚决地谢绝了这门亲事。
但是，故事到这里并没有完。过了不久，魏徵染病去世，而王义方又做出了一个让人不解的举动，他亲自托人上门，表示愿意娶魏徵的妻侄女为妻。女方当然愿意，于是，两个人结为连理。
魏徵在世时，健拒绝婚事；魏徵去世了，却主动上门求娶，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家议论纷纷，有人就问王义方为什么,要这样做？王义方说：“我之前拒婚，是因为魏徵正处在高位，我不想趋附权贵。如今魏公去世了，我要实现他生前的愿望，以报答他的知遇之恩!”事情传开，人们都纷纷赞扬王义方的正直为人。
而后，由于友人的事，王义方受到牵连，被贬为吉安丞，后又历任洹水、云阳二县丞。656年，升为侍御史，时间不长，因为弹劾宰相李义府的罪行而被贬斥。晚年，定居昌乐(今河北省南乐)，聚徒讲学。
王义方任侍御史时，经常到全国各地视察。侍御史就是专门负责视察工作的官员。
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王义方升任侍御吏，当时中书侍郎李义府，执掌朝政。李义府(614—666)是瀛州饶阳(今河北饶阳)人。当时正任右丞相，主管兵部、刑部、工部三部之事，手中握有相当大的权力。在任职期间，他依仗武则天的权势，卖官鬻爵，中伤善良，欺压凌辱百姓，可以说是无恶不作。此人表面是待人温柔和蔼，同人说话时，总是面带笑容，暗地里却是进行陷害中伤，为人阴险毒辣。当时，人们都称他为“笑中刀”。又因为李义府诡计多端，心狠手辣，害人时常不动声色，很不容易为人觉察，所以，人们又称他“人猫”。
上下官员虽然都很痛恨他，但无奈他身居要职，权力极大，一般人对他是敢怒而不敢言。
李义府凭借自己的权势，要强行霸占良家妇女淳于氏，淳于氏不从，在李义府的威逼下，上吊自杀。虽然许多人早已知道此事，但没有人敢告发。
这桩人命案，被王义方发现，他想向皇帝告发，这也是他的职责。可是，一想到是当朝大臣李义府所为，而李义府有权有势，凶狠残暴，他担心会因此而招惹灾祸。王义方心里矛盾重重，一时还拿不定主意。
回到京城以后，王义方一直闷闷不乐、心事重重。母亲发现儿子的情绪不大对头，就询问道：“儿子，你怎么整天沉默寡言、若有所思的样子，是不是此次外出视察，发现了什么难以处理的案件?”
这真是“知儿莫如母”。王义方觉得母亲是一个深明义理的母亲，母亲既然问到头上，就不能再向母亲隐瞒。他告诉母亲：“母亲大人，儿这次到外地视察，发现当朝大臣李义府，依仗权势欺人，将一良家妇女，活活逼迫致死！我作为侍御史，看到奸臣迫害无辜，而不告发，是不忠于职守；如果告发此事，李义府身居高位，谁都知道他心狠手辣，我很可能因此要遭到他的报复、陷害，让母亲受牵连，这是对母亲的不孝。二者必居其一。我想来想去，总也拿不定主意。请母亲大人帮我拿个主意，您看如何是好?”
母亲听了儿子的述说，对李义府的残暴行径，非常气愤。她大义凛然地说：“儿子，过去王陵的母亲，能舍身教子，坚持正义的事业；你能忠于职守，勇敢地同当道奸臣斗争，为民伸张正义，即便是我为之而丧生，也会死而无怨!你绝不要顾虑重重，不能姑息养奸!”
母亲的态度，使王义方解除了思想顾虑，更加坚定了斗争的决心。在母亲正义感的鼓舞下，他大胆地向皇帝揭发了李义府的罪行。
然而，昏庸的唐高宗，过于轻信奸臣李义府，为其花言巧语所蒙骗，不相信当朝丞相，会做出这样的事。不但没有惩治奸臣李义府，反而说是王义方攻击诬陷当朝丞相，下令将王义方贬黜为莱州司户参军。
王义方的母亲，虽有思想准备，但得知此事后，仍然义愤填膺。在奸臣当道的情况下，是无处伸张正义的。即便如此，王义方的母亲，始终对自己的选择不后悔，表现出了崇高的道德情操和信念。
二、泷冈溪畔的贤母——欧阳修之母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庆历中任谏官，欧阳修支持范仲淹，主张改良政治，革除时弊，结果触犯政敌，被诬贬谪。后来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文学上，他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事信”，对宋初以来靡丽、险怪的文风，表示不满，并积极培养后进，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其词婉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对宋代金石学颇有影响，有《欧阳文忠公集》遗世。
欧阳修是我国古代在艰难的成长环境中，苦学成才的典型文人，他的成长，与他的母亲郑氏，密不可分。
欧阳修四岁时，其父欧阳观，在泰州(今江苏泰州市)军事判官任上，去世，家中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欧阳修的母亲郑氏身上。母亲带他投靠叔父欧阳晔。因其父为人敦厚，为官清廉，死后家中一贫如洗，买不起纸笔，母亲只好以芦荻作笔，以沙滩作纸，教欧阳修认字。欧阳修也非常听话，跟着母亲的教导，在地上一笔一画地进行写字练习，反反复复地练，错了再写，直到写对、写工整为止，一丝不苟。这就是史书所传的“郑夫人画荻教子”。郑氏的这种教导，使欧阳修从小打下了良好的学习基础。在母亲的熏陶下，欧阳修的文学才华，很快显露出来，十几岁时，不但能把周朴、郑谷的诗集，流利地背出，而且比较熟练地掌握了写诗作赋的技巧。母亲不断地给他讲如何做人的故事，告诉他为人为官，不要随声附和、随波逐流。
欧阳修由于家里穷，常外出借书看，他家里附近有一个李姓藏书家，家中遍藏典籍。欧阳修不断到这里与李家的孩子一起玩，时间久了，就将李家的书，借回家看，无论是滴水成冰的隆冬，还是赤日炎炎的盛夏，从不间断，从不松懈。每见到书上一些好的内容，他都赶快把它抄下来。一天，他从李家旧纸筐里，发现一部六卷本韩愈的文集，经主人允许，便带回家里。打开一看，如获至宝，便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阅读。他高兴地说：世上竟有这么好的文章！
当时欧阳修的年纪还小，对韩愈的文学思想内容，还吃不透。然而他却为韩愈散文独特的风格所感动。他痛切地感到宋初以来，社会上流行的那种只讲文法、华而不实的文章毫无用处，实在是误人子弟。而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启迪下，一个学习韩愈、革除当时文坛上那种坏风气的念头，在他的脑海里油然升起。
良好的品德，是成长必须具备的条件。欧阳修的父亲生前曾在道州、泰州，做过管理行政事务和司法的小官。他关心民间疾苦，正直廉洁，为民爱戴。欧阳修长大做官以后，母亲还经常不断地将他父亲为官的事迹，讲给他听。她说：“你父亲做司法官的时候，常在夜间处理案件，对于涉及平民百姓的案宗，他都十分慎重，翻来覆去地看，凡是能够从轻的，都从轻判处；而对于那些实在不能从轻的，往往深表同情，叹息不止。” “你父亲做官，廉洁奉公，不谋私利，而且经常以财物接济别人，喜欢交结宾朋。他的官俸虽然不多，却常常不让有剩余。他常常说：不要把金钱变成累赘。所以他去世后，没有留下一间房，没有留下一垄地。” “对于父母的奉养不一定要十分丰盛，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孝心。自己的财物虽然不能布施到穷人身上，重要的是心存仁义。我没有能力教导你，只要你能记住你父亲的教诲，我就放心了。”母亲的这些语重心长的教诲，深深地印在欧阳修的脑海里。
景祐元年(1034年)，欧阳修任职已满三年，回京述职，被留在京城编写《崇文总目》。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与权贵斗争失败，被逐出京城。欧阳修虽与范仲淹并无交情，但自幼受母亲教导，处处以父亲欧阳观为人处世的准则，来督导自己，不苟合于世俗。他眼见忠臣蒙冤，义愤填膺，毅然提笔，不顾“戒越职言事”的禁令，以文章论救范仲淹，指责谏官高若讷，谄媚权贵，利欲熏心，文过饰非，不主持正义， “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措辞如此激烈，自然激怒了朝中权贵。很快，欧阳修受诬被贬，也离开了京城，出任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由于权贵们逼迫甚紧，欧阳修来不及收拾妥当，就匆匆上船离京。仓促之间，他落入水中，险些淹死在汴河的激流中。此时的欧阳修，心情极度沮丧。他的母亲郑氏，这位饱尝生活苦难的女子，坚决支持儿子的行动，面对窘境，谈笑自如，并不顾体弱多病，提出跟随欧阳修前往夷陵。母亲的理解和支持，在欧阳修人生极为低落的时候，再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欧阳修渐渐从被贬的落魄心情中，调整过来，重新燃起了对生活、对事业的热爱之情，最终官复原职，开始了一段新的奋斗历程。
欧阳修为官清正，但也不忘孝敬为自己备尝艰辛的母亲。皇祐五年(1 053年)，欧阳修的母亲，以七十三岁的高龄病逝于南京，欧阳修将母亲遗体，运送故乡安葬。母亲慈祥的面容，劳碌奔波的身影，时时出现在眼前，母亲的谆谆教导，激励他成就了一生的功业。
三、侯氏：教出两位宋学泰斗的传奇母亲
每一位母亲，都是一个传奇；每一位传奇母亲的背后，都有一些发人深省的故事。本文向大家介绍一位善于教育子女的母亲，不是“三迁”的孟母，亦非“刺字”的岳母，而是培育出两位宋学泰斗——程颢和程颐的母亲侯氏。可以这么说，二程之所以能成为开创北宋理学的旷世大儒，除了与他们自身的天赋异禀和渊博学识分不开外，也与他们母亲的教育密不可分。
《世说新语》上，记载了一个关于孔融的典故。孔融十岁时，随父到洛阳，时李元礼有威名，登门者须是俊才或有清誉，又或是中表亲戚，阁人始肯通传。孔融独自到李府，向门官言道：“我是李府君亲。”门官为他通传后，请入府相见，李元礼问道：“君与仆有何亲?”孔融对曰： “昔先祖仲尼(孔子)与君先人伯阳(老子)有问礼之谊，是以仆与君，亦世为通好也。”此言出自一个十岁幼童之口，李元礼及在座宾客，莫不奇之。时有太中大夫陈韪 后至，得闻此事，便道：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意思是小时候聪明，长大了未必能佳。这倒是很常见的事，不过却是对孔融的不以为意。没想到孔融应声答道： “想君小时，乃当了了。”这个典故也被侯氏用于教育自己的两个孩子。小时候的程颢和程颐，兄弟俩博闻强识，聪明绝顶，也常因别人叫他们“神童”而骄傲，母亲侯氏，就经常告诫他们， “神童”如果滋生自得与懈怠的心理，是最终难成大事的，最终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要想将来有大出息，就得苦读不辍，养成好读书、勤读书的习惯。
侯氏不愧为一位出色的早教专家，她在激发、督促孩子读书方面，除了耳提面命、严加督促外，还特别注意教育方法。纵观历代贤母，能做到这一点的屈指可数。如她在两个孩子用的书本上，亲笔写上“我爱惜勤读书儿”之类的话语，就是用母爱激励两个儿子读书，谁爱读书、勤读书、读得好，妈妈就爱谁、疼谁。
这一方法，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程颢和程颐之间，为了获得母亲更多的疼爱，争先恐后地刻苦攻读，程颢手不释卷，程颐经常苦读到夜深人静，两人形成了积极的竞学之风。
侯氏在程颢的书本上写“殿前及第程延寿”的字样（鼓励他入仕当官），而在程颐的书本上则写了“处士”两字（鼓励他做有才德的士人），这种不同的教子方式很值得我们思考。为何要这么写?为何作为母亲，对两个儿子的未来进行如此截然不同的激励?细想一下，其实不难理解，所谓“知子莫如母”，侯氏认为程颐的秉性与程颢不同，他为人傲岸耿介，不适合做官，更适合做一个教书育人、专心治学的学者。通过志向激励，帮助孩子完成各自的志向设定，为孩子读书，设置可预见的目标。
结果果然如侯氏所料，程颢长大后，积极入世，努力应举，并顺利中了进士；而程颐呢，则对科甲功名不感兴趣，而对办学、搞教育，特别积极。对此，程颐曾经自嘲“及先兄登第，颐以不才，罢应科举”，显然， “不才”只是他不赶独木桥的借口和自谦之词而已，其实他目穷千卷，才压万人，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才子。对于兄弟二人，截然相反的命运，程颐不无感慨地说：“方知夫人知之于童稚中矣。”
仁宗皇祜四年(1052年)，四十八岁的侯氏，病逝于江宁(今南京)，因父亲侯道济、丈夫程垧，均在朝为官，且学问人品及官声都很不错，朝廷按旧例追封侯氏为寿安县君。这个时候，程颢二十一岁，程颐二十岁，兄弟俩尚在南安军(今江西省大余县)，跟着周敦颐求学，虽然才名俱已在外，而且程颐十八岁时，还上书宋仁宗，希望“天子黜世俗之论，以王道为心”，曾引起朝野学术界的巨大震动。但毕竟两兄弟，均人微言轻，没能在母亲去世时，彰显出母亲的“教子有方”，而使母亲获得更显贵的朝廷册封。
五年后的仁宗 嘉佑二年(1057年)，情况发生了改变。二十六岁的程颢一举高中，金榜题名，官鄠县(今陕西户县)主簿；而二十五岁的程颐，以布衣之身，在京师(今开封)授徒讲学，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致“斯文大兴”。程家两兄弟，一时间名声大噪于京师，再加上父亲程垧又从江西兴国县令荣升龚州(今属广西)知州，一门三杰，声名震动朝野。
仁宗皇帝对二程的才名，早有耳闻，于是详细询问身边大臣，打听二人的成长环境与受教育经历，得知皆程母侯氏教育之功，不禁心生钦佩，遂再次下旨，追封侯氏为上谷郡君，予以褒奖。
一位普通母亲，教出两位名留青史的宋学泰斗，堪称不朽之传奇。二程成名之后，亦不忘母亲的教育固基之德，曾专程由洛阳来到母亲的出生之地——太原盂县去讲学，今盂县肖家汇乡兴道村的“程子岩”就是因此而得名的。
（均据《渊鉴类函》）
